費南迪斯當選阿根廷總統，預期將回歸「貝隆主義」施政方針
阿根廷總統選舉點票工作接近完成，中間偏左反對派聯盟 Frente de Todos 候選人費南迪斯（Alberto Fernández）贏得約48%選票，確認當選總統。
費南迪斯與競選拍檔、前總統克里斯蒂娜（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在位於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部答謝支持者。費南迪斯與克里斯蒂娜將於今年12月10日履任總統和副總統，預期「貝隆主義」（Peronismo）將隨他們回歸。
爭取連任總統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已經承認落敗，並祝賀費南迪斯當選。馬克里表示，已經邀請費南迪斯於當地週一（28日）在總統府會面，商討權力交接等安排。
馬克里執政期間推行緊縮政策，被視為敗選主因
費南迪斯早年曾任律師、刑法教授、法律顧問等，隨後投身政界。2003年，費南迪斯獲時當選總統的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任命為「內閣總長」、即類似總理職位；至2007年，基什內爾的妻子克里斯蒂娜當選總統，費南迪斯獲留任至2008年，至今仍是在任時間最長的內閣總長。
馬克里自2015年就任總統後，大力推行緊縮政策，以換取國際金融機構的補助，然而阿根廷未能擺脫經濟危機；儘管馬克里曾承諾實現「零貧困」，但全國貧窮率卻持續攀升至超過35%。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本月中公布預測，阿根廷今年通貨膨脹率將達57.3%，在全球僅次於委內瑞拉及津巴布韋，而 GDP 將萎縮3.1%、失業率攀升至10.5%。
阿根廷在這個背景下迎來本屆大選。今年5月，反對派宣布由費南迪斯擔任總統候選人，而克里斯蒂娜則擔任其副手；消息出乎阿根廷輿論的意料，皆因外界一直預期克里斯蒂娜會帶領反對派，再度挑戰總統寶座。
參選以來，費南迪斯積極團結左翼勢力，並公布提高退休補貼等一系列政綱，又大力批評馬克里任內推行的緊縮政策。今年8月，費南迪斯在初選中獲得47%選票，大幅領先得票率僅得32%的馬克里，隨即成為下任總統大熱門。
歐盟容許英國彈性延遲至明年一月底脫歐，英國國會將表決約翰遜的提前大選建議
歐盟除英國以外的成員國代表，於香港時間今天下午5時開會，並迅速通過聲明草稿，容許英國再度彈性延遲脫歐，新限期定於明年1月31日。
《衛報》此前取得歐盟會後聲明草稿，率先披露歐盟很可能同意英國再度押後脫歐。根據聲明草稿，歐英雙方在新限期前不會談判新的脫歐協議，英國不得妨礙歐盟制訂預算、氣候政策等；同時，英國必須完全履行歐盟成員國義務，包括提名新的歐盟委員會代表。假如脫歐協議提早在英國獲得確認，雙方可按情況將脫歐日期提前至今年11月30日、或12月31日。分析預料，聲明草稿將獲得各成員國同意，隨即正式生效。
然而，英國首相約翰遜早前已經表明，無論如何都不會提名新的歐盟委員會代表。
在歐盟成員國開會的同一天，英國國會下議院將審議表決由約翰遜提出的、提前在12月12日舉行大選的動議，表決將於香港時間週二（29日）凌晨1時前進行。約翰遜期望通過提前大選，能帶來執政保守黨奪得足夠議席，以確保現有的脫歐協議獲得通過。
不過，在野工黨堅持要排除無協議脫歐，才會同意提前大選。據唐寧街十號消息指，假如約翰遜的動議受挫，政府可能會支持自由民主黨（LibDems）及蘇格蘭民族黨（SNP）提出的、提前於12月9日舉行大選的建議。
記者抗議警員昨日粗暴對待，警方一度暫停例行記者會
香港九龍多區昨日（27日）再有警民衝突，期間警方多次粗暴對待在前線採訪的記者。在今天的警方例行記者會上，一名記者打斷警方的開場發言，譴責警方昨日作出阻礙記者採訪、無理推撞記者、朝記者發射橡膠子彈致記者受傷等行為；警方宣布暫停記者會，警方高層離席，更一度關上記者會現場的燈。
記者會上，打斷警方發言的記者宣讀聲明，強調傳媒已不只一次透過發問、聲明、姿態抗議等，促請警方正視警員在示威及衝突現場對記者施行暴力的問題。該名記者指出，前線警員對傳媒的態度愈趨惡劣，昨晚有多名防暴警察肆意阻礙記者採訪和拍攝，期間推撞記者、拉扯記者的防毒面具，甚至刻意向記者直射藍色胡椒水劑及橡膠子彈，導致多名記者受傷。此外，警方多次以強光電筒照射記者的雙眼及攝影機。
她提到，昨日一名女記者接受警員查證身份後，然而被無理通宵拘留約七個小時，至今早才獲准保釋。她認為，記者已經成為警暴受害者，新聞自由危在旦夕，因此傳媒決定以行動抗議。
警方隨後宣布暫停記者會，警方高層離席，更關上現場的燈。該名記者走到台前繼續宣讀聲明，隨後被警方要求離開。現場多名記者不滿警方驅逐記者，部份傳媒停止採訪記者會、離場抗議。
記者會隨後重新開始，在場記者要求立即進入問答環節，質問警方為何阻止記者宣讀聲明。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回應，稱不認同打斷他人發言、騎劫記者會等行為，並指記者會被打斷，等同剝削市民獲得資訊的權利。
記協及攝記協會發表聯合聲明，促港府及時制約警權
就警方昨日針對前線記者的粗暴行為，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今天發表聯合聲明，強烈譴責警方妨礙新聞自由，重申「傳媒鏡頭下記錄的只有真相，警員執行職務時必須光明磊落，立即停止濫用暴力」。
聯合聲明提到，港府早前訂立《禁蒙面法》，其中列明因從事專業或受僱工作的人士可獲豁免，而保安局局長李家超亦已公開表明記者屬可獲豁免職業；然而，昨日不斷有警員借相關法例阻撓記者採訪，包括強行拉扯多名記者的防毒面具，更有警員聲稱法例已經生效、而記者沒有豁免，處理手法明顯違背局長承諾。
聲明又提到為香港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供應照片的自由身記者 May James，她昨晚在旺角採訪期間被捕，被捕時身穿記者背心，並已配合警方除下面罩、出示記者證及身份證等要求，但仍遭多名警員喝罵、包圍及武力拘捕。May James 被拘留至今天清晨6時半，才獲准自簽港幣100元保釋。
聲明強調，新聞工作者克盡職守、秉筆直書，堅決捍衛新聞自由，不應受到任何不必要的阻礙或打壓；聲明促請港府及時制約不斷擴大的警權，並促請李家超謹守承諾、明確指示警方停止借《禁蒙面法》妨礙傳媒採訪。
加州山火持續，全州進入緊急狀態、18萬居民須疏散
美國加州山火持續，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宣布全州進入緊急狀態，並下令18萬名受影響居民疏散。
據報道，加州山火火場總面積已超過1.2萬公頃，當局出動逾3000人救火，但目前只有一成火場受控。其中在三藩市灣區索諾馬縣有多個火頭，大量汽車、建築物、葡萄園等被焚毁；在鄰近的瓦列霍市，火勢逼近民居，並蔓延至海邊橋樑。
由於加州近日吹起強風，電力公司決定切斷36個縣、合共供應230萬人的電力，以免電纜火花引起火頭，導致火勢蔓延。
南韓向北韓發出通知，尋求就金剛山旅遊區問題展開工作會談
據南韓統一部公布，韓方已向北韓發出通知，尋求就金剛山旅遊項目問題展開工作會談。
南韓統一部發言人李相旻表示，當局今天上午通過兩韓聯絡辦公室，向北韓亞太和平委員會及金剛山國際觀光局發送通知，提議召開工作會議，就金剛山旅遊區問題展開全面協商。
李相旻強調，韓方相信涉及兩韓關係的任何問題都應該循對話協商解決。他指出，北韓計劃對南韓企業在金剛山旅遊區的財產權採取單方面措施，做法違背南韓民意，可能損害兩韓關係。他又提到，金剛山對於兩韓來說兼具旅遊區、離散家庭會面、社會文化交流場所等三大功能，韓方希望綜合三大功能和北韓立場，共同研究解決辦法及旅遊發展戰略方案。
北韓官媒朝中社早前報道，領袖金正恩上週視察金剛山旅遊區，對區內由南韓企業承建的建築物毫無民族特色、亂七八糟感到不滿，並下令拆除、再以北韓方式重建現代化設施。隨後，北韓向南韓提議以交換文件方式，就相關事宜展開磋商。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evening-brief/
Monday, October 28, 2019
[轉角國際], !日報 Daily News, 行動代號凱拉穆勒：獵殺IS首腦，美軍如何殺死了巴格達迪？
【2019. 10. 28 美國／敘利亞／伊拉克】
行動代號凱拉穆勒：獵殺IS首腦，美軍如何殺死了巴格達迪？
「這是報應，這是復仇。」2019年10月26日美軍特種部隊成功突襲了敘利亞西北部的ISIS秘密藏身點，迫使世界頭號恐怖份子——阿布－巴克．巴格達迪（Abu-Bakr al-Baghdadi）——自爆死亡。為此洋洋得意的川普政府，不僅宣稱這是「超越獵殺賓拉登的正義戰果」；更公開本次任務代號為「凱拉穆勒行動」（Kayla Mueller），就是為了替2013年被ISIS綁架、性侵凌辱致死的的美國人道工作者凱拉．穆勒「復仇」——然而ISIS的首腦為何會出現在土耳其邊境？尋找了5年的中情局與美軍，究竟又如何找到了巴格達迪？
「我們終於伸張了正義，向那個斬首三名美國人——兩名記者與一名人道工作者——的恐怖分子復了仇。」27日上午，在川普總統於白宮召開記者會、證實美軍特種部隊已成功獵殺了巴格達迪後，10月才剛剛就任、卻參與了整起行動規劃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也向《NBC》的新聞專訪表示：
「透過這個機會，有件事我也想讓世人知道：在行動規劃的過程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上將（Mark Milley）提出了一個想法，他將這個獵殺巴格達迪的復仇任務，以『凱拉．穆勒』的名字為代號命名。」奧布萊恩說，「我只想告訴大家：美國沒有忘記。」
凱拉．穆勒，1988年出生，是來自於美國亞利桑納州的人道援助工作者，也是ISIS崛起過程中，從敘利亞綁架的美國女性之一。她由於信仰與工作之故，自2012年底開始於土耳其南部參與人道工作，負責協助並支援跨越邊境的敘利亞內戰難民。但在一次私人拜會行程中，凱拉卻於2013年8月深入了敘利亞的內戰前線、遭遇渴殺圍城的千年古城阿勒頗（Aleppo），不料回程路上卻被「不明武裝」伏擊俘虜，自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
當時抓走凱拉的「不明武裝」，就是正要崛起、即將震撼世界的恐怖組織ISIS。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擄人勒贖、向歐美勒索百萬美元的高額贖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恐怖宣傳」，並以歐美人質為「人肉盾牌」，要脅恫嚇西方世界的軍事介入。
在被拘禁的這段時間，凱拉不斷被恐怖份子轉移位置，並一度被送往ISIS在敘利亞攻下的「國都」拉卡（Raqqa），除了長期遭遇精神與生理酷刑，凱拉更被巴格達迪本人與其部下屢屢凌辱。直到2014年年中，ISIS才透過獲釋人質帶話給凱拉的美國家人，要求美方「準備好贖金來換回你們的女兒」。
然而由於美國的反恐法規與國安政策「禁止與恐怖份子交換條件」，因為接受條件與支付贖金很可能刺激恐怖組織食髓知味、進而對其他海外公民帶來更大的人身風險。因此就算凱拉的父母積極奔走、想透過管道救回女兒，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與聯邦調查局，卻也愛莫能助、甚至阻止穆勒一家透過第三方的贖金支付。
在談判無果的孤立狀態下，長期遭到凌虐的凱拉最終在2015年前後不幸身亡——ISIS的說法，是美軍對拉卡的空襲炸死了凱拉；前線消息則認為，凱拉更可能是死於身心失調、甚至是酷刑處決——但直到今天，凱拉的遺骨究竟流落何方？也仍是遺族家屬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問號與傷瘡。
「巴格達迪這個邪惡的男人，他是如何對待凱拉的——他先綁架了她。凱拉被關在不同的監獄裡，有時被囚禁在禁閉室，有時被刑求虐待，有時被精神凌遲，然後最終還被巴格達迪本人給強暴侮辱。」在聽聞巴格達迪自爆身死後，凱拉的爸爸卡爾．穆勒（Carl Mueller），也向亞利桑那的當地媒體發出投書：
「巴格達迪若不是親手殺死了我的女兒，就是參與了她的謀殺。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狀況，你要做為父母的我們該怎麼想？我希望讀到這篇文章的大家能好好感受。」
美國媒體圈認為，白宮方面特別強調「行動代號凱拉穆勒」，一方面確實是要宣傳「復仇式正義」；但另一方面則是刻意要羞辱前總統歐巴馬，因為在這幾年的糾纏過程中，穆勒一族一直非常不滿歐巴馬的「消極救人」，像是凱拉的媽媽瑪莎（Marsha）在接到白宮通報、得知巴格達迪已死後，就再次暗示「我女兒是被歐巴馬害死的」：
「我們都非常感謝川普總統...但要是當年的歐巴馬，能和川普總統一樣果斷有魄力，我敢說凱拉就不用枉死了！」
另一方面，在巴格達迪死後，美國情報圈也陸續放出了風聲，說明自美軍是「怎樣找到巴格達迪的」。根據《路透社》與《華盛頓郵報》的個別消息，CIA方面大概是在10月初才確認巴格達迪的所在區域，但用於定位的兩大線索關鍵，則分別來自土耳其與伊拉克。
報導表示，在最近的一次情報中，各國情報單位都以為巴格達迪人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藏匿；但伊拉克情報單位卻在幾次搜捕中，意外從幾名人蛇販子口中得知「巴格達迪正在安排家人偷渡至敘利亞西北」，之後伊拉克官方又透過敘利亞方面的情報源，發現了巴格達迪親信愛將伊薩維（Ismael al-Ethawi）的行蹤。
《路透社》表示，同樣出身伊拉克的伊薩維，是巴格達迪麾下最親信的「五大老」之一，主責宗教事務的他，負責扭曲宗教意義為ISIS的統治規劃酷刑法度，並篩選任命各路指揮官的職等與忠誠度。但在今年春天，ISIS的最後根據地巴古斯（Baghus）被聯軍攻陷後，伊薩維就一直跟著巴格達迪西向逃亡。
伊拉克當局表示，巴格達迪生性多疑猜忌，在統治晚期又屢屢遭遇外籍聖戰士的挑戰與叛變，因此他只讓「伊拉克籍的老鄉親信跟在身邊」，但這些伊拉克口音的「奇怪外國人」，在敘利亞境內卻是特別顯眼，因此伊拉克的情報單位這才有機會跨國鎖定，將情資通報給土耳其政府，一舉抓住了埃薩維。
除了埃薩維之外，在同一期間，占領易德利卜省的敘利亞反抗軍主力——曾是巴格達迪部下，但卻因不認同血腥路線而與ISIS反臉成仇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兵團「大敘利亞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也聽聞了巴格達迪出現的風聲。
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方面表示，雖然在易德利卜省的部隊大多仇視ISIS，但透過金錢與政治的結盟利誘，巴格達迪仍成功化敵為友、獲得幾個小型激進組織的庇護。然而其他派系卻擔心巴格達迪的出現，會讓易德利卜省的反抗行動更受孤立，因此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才會發出「格殺令」，在易省各區發動大規模搜捕。
在這段「狩獵」的過程中，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也抓到了多名ISIS大老，並將之「轉贈」給幕後盟友土耳其。而美方又在通過土耳其統整了伊拉克與敘利亞反抗軍的情資，這才順利地於敘利亞–土耳其邊境鎖定了巴格達迪的行蹤。
然而土耳其的「鼎力相助」，雖是美軍之所以能成功擊殺巴格達迪的重要關鍵；但巴格達迪的藏身位置，卻也讓土耳其政府陷入了另一種說不得的尷尬。
相關觀察發現，巴格達迪最後藏身的巴里沙鎮（Barisha），離土耳其邊境只有6公里、附近還有一處土耳其軍事基地——換言之，過去幾個月來，世界頭號通緝犯都是在土耳其軍隊的眼皮底下活動。
除此之外，在巴里沙庇護巴格達迪的敘利亞聖戰領袖哈比比（Abu Mohammed al-Halabi，在行動中被擊斃），過往也與土耳其軍方有所聯繫；而本回協助獵捕的巴格達迪的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一直以來更與蓋達組織糾纏不清，雖然其戰力堅強有紀律，但是否也是「恐怖份子」，卻也令收受情報的美國政府頗為尷尬。
「但無論如何，魔王已死。」一名匿名美方官員表示：「任務成功結束，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129828
行動代號凱拉穆勒：獵殺IS首腦，美軍如何殺死了巴格達迪？
「這是報應，這是復仇。」2019年10月26日美軍特種部隊成功突襲了敘利亞西北部的ISIS秘密藏身點，迫使世界頭號恐怖份子——阿布－巴克．巴格達迪（Abu-Bakr al-Baghdadi）——自爆死亡。為此洋洋得意的川普政府，不僅宣稱這是「超越獵殺賓拉登的正義戰果」；更公開本次任務代號為「凱拉穆勒行動」（Kayla Mueller），就是為了替2013年被ISIS綁架、性侵凌辱致死的的美國人道工作者凱拉．穆勒「復仇」——然而ISIS的首腦為何會出現在土耳其邊境？尋找了5年的中情局與美軍，究竟又如何找到了巴格達迪？
「我們終於伸張了正義，向那個斬首三名美國人——兩名記者與一名人道工作者——的恐怖分子復了仇。」27日上午，在川普總統於白宮召開記者會、證實美軍特種部隊已成功獵殺了巴格達迪後，10月才剛剛就任、卻參與了整起行動規劃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也向《NBC》的新聞專訪表示：
「透過這個機會，有件事我也想讓世人知道：在行動規劃的過程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上將（Mark Milley）提出了一個想法，他將這個獵殺巴格達迪的復仇任務，以『凱拉．穆勒』的名字為代號命名。」奧布萊恩說，「我只想告訴大家：美國沒有忘記。」
凱拉．穆勒，1988年出生，是來自於美國亞利桑納州的人道援助工作者，也是ISIS崛起過程中，從敘利亞綁架的美國女性之一。她由於信仰與工作之故，自2012年底開始於土耳其南部參與人道工作，負責協助並支援跨越邊境的敘利亞內戰難民。但在一次私人拜會行程中，凱拉卻於2013年8月深入了敘利亞的內戰前線、遭遇渴殺圍城的千年古城阿勒頗（Aleppo），不料回程路上卻被「不明武裝」伏擊俘虜，自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
當時抓走凱拉的「不明武裝」，就是正要崛起、即將震撼世界的恐怖組織ISIS。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擄人勒贖、向歐美勒索百萬美元的高額贖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恐怖宣傳」，並以歐美人質為「人肉盾牌」，要脅恫嚇西方世界的軍事介入。
在被拘禁的這段時間，凱拉不斷被恐怖份子轉移位置，並一度被送往ISIS在敘利亞攻下的「國都」拉卡（Raqqa），除了長期遭遇精神與生理酷刑，凱拉更被巴格達迪本人與其部下屢屢凌辱。直到2014年年中，ISIS才透過獲釋人質帶話給凱拉的美國家人，要求美方「準備好贖金來換回你們的女兒」。
然而由於美國的反恐法規與國安政策「禁止與恐怖份子交換條件」，因為接受條件與支付贖金很可能刺激恐怖組織食髓知味、進而對其他海外公民帶來更大的人身風險。因此就算凱拉的父母積極奔走、想透過管道救回女兒，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與聯邦調查局，卻也愛莫能助、甚至阻止穆勒一家透過第三方的贖金支付。
在談判無果的孤立狀態下，長期遭到凌虐的凱拉最終在2015年前後不幸身亡——ISIS的說法，是美軍對拉卡的空襲炸死了凱拉；前線消息則認為，凱拉更可能是死於身心失調、甚至是酷刑處決——但直到今天，凱拉的遺骨究竟流落何方？也仍是遺族家屬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問號與傷瘡。
「巴格達迪這個邪惡的男人，他是如何對待凱拉的——他先綁架了她。凱拉被關在不同的監獄裡，有時被囚禁在禁閉室，有時被刑求虐待，有時被精神凌遲，然後最終還被巴格達迪本人給強暴侮辱。」在聽聞巴格達迪自爆身死後，凱拉的爸爸卡爾．穆勒（Carl Mueller），也向亞利桑那的當地媒體發出投書：
「巴格達迪若不是親手殺死了我的女兒，就是參與了她的謀殺。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狀況，你要做為父母的我們該怎麼想？我希望讀到這篇文章的大家能好好感受。」
美國媒體圈認為，白宮方面特別強調「行動代號凱拉穆勒」，一方面確實是要宣傳「復仇式正義」；但另一方面則是刻意要羞辱前總統歐巴馬，因為在這幾年的糾纏過程中，穆勒一族一直非常不滿歐巴馬的「消極救人」，像是凱拉的媽媽瑪莎（Marsha）在接到白宮通報、得知巴格達迪已死後，就再次暗示「我女兒是被歐巴馬害死的」：
「我們都非常感謝川普總統...但要是當年的歐巴馬，能和川普總統一樣果斷有魄力，我敢說凱拉就不用枉死了！」
另一方面，在巴格達迪死後，美國情報圈也陸續放出了風聲，說明自美軍是「怎樣找到巴格達迪的」。根據《路透社》與《華盛頓郵報》的個別消息，CIA方面大概是在10月初才確認巴格達迪的所在區域，但用於定位的兩大線索關鍵，則分別來自土耳其與伊拉克。
報導表示，在最近的一次情報中，各國情報單位都以為巴格達迪人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藏匿；但伊拉克情報單位卻在幾次搜捕中，意外從幾名人蛇販子口中得知「巴格達迪正在安排家人偷渡至敘利亞西北」，之後伊拉克官方又透過敘利亞方面的情報源，發現了巴格達迪親信愛將伊薩維（Ismael al-Ethawi）的行蹤。
《路透社》表示，同樣出身伊拉克的伊薩維，是巴格達迪麾下最親信的「五大老」之一，主責宗教事務的他，負責扭曲宗教意義為ISIS的統治規劃酷刑法度，並篩選任命各路指揮官的職等與忠誠度。但在今年春天，ISIS的最後根據地巴古斯（Baghus）被聯軍攻陷後，伊薩維就一直跟著巴格達迪西向逃亡。
伊拉克當局表示，巴格達迪生性多疑猜忌，在統治晚期又屢屢遭遇外籍聖戰士的挑戰與叛變，因此他只讓「伊拉克籍的老鄉親信跟在身邊」，但這些伊拉克口音的「奇怪外國人」，在敘利亞境內卻是特別顯眼，因此伊拉克的情報單位這才有機會跨國鎖定，將情資通報給土耳其政府，一舉抓住了埃薩維。
除了埃薩維之外，在同一期間，占領易德利卜省的敘利亞反抗軍主力——曾是巴格達迪部下，但卻因不認同血腥路線而與ISIS反臉成仇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兵團「大敘利亞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也聽聞了巴格達迪出現的風聲。
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方面表示，雖然在易德利卜省的部隊大多仇視ISIS，但透過金錢與政治的結盟利誘，巴格達迪仍成功化敵為友、獲得幾個小型激進組織的庇護。然而其他派系卻擔心巴格達迪的出現，會讓易德利卜省的反抗行動更受孤立，因此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才會發出「格殺令」，在易省各區發動大規模搜捕。
在這段「狩獵」的過程中，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也抓到了多名ISIS大老，並將之「轉贈」給幕後盟友土耳其。而美方又在通過土耳其統整了伊拉克與敘利亞反抗軍的情資，這才順利地於敘利亞–土耳其邊境鎖定了巴格達迪的行蹤。
然而土耳其的「鼎力相助」，雖是美軍之所以能成功擊殺巴格達迪的重要關鍵；但巴格達迪的藏身位置，卻也讓土耳其政府陷入了另一種說不得的尷尬。
相關觀察發現，巴格達迪最後藏身的巴里沙鎮（Barisha），離土耳其邊境只有6公里、附近還有一處土耳其軍事基地——換言之，過去幾個月來，世界頭號通緝犯都是在土耳其軍隊的眼皮底下活動。
除此之外，在巴里沙庇護巴格達迪的敘利亞聖戰領袖哈比比（Abu Mohammed al-Halabi，在行動中被擊斃），過往也與土耳其軍方有所聯繫；而本回協助獵捕的巴格達迪的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一直以來更與蓋達組織糾纏不清，雖然其戰力堅強有紀律，但是否也是「恐怖份子」，卻也令收受情報的美國政府頗為尷尬。
「但無論如何，魔王已死。」一名匿名美方官員表示：「任務成功結束，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129828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阿根廷總統大選：庇隆主義的回歸意味着什麼？
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讓當時的總統捲土重來。阿根廷還要「哭」多久？
美國哈佛大學每年都有眾多國家領袖到訪，但要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肯定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12年的某個下午，緬甸的昂山素姬來了甘迺尼（甘迺迪）政府學院演講。她才剛離開，學院晚上又迎來了費南德茲。我在排隊進場時，有很多人給我派傳單，希望我幫忙提問上面的問題。那時我才知道，費南德茲在阿根廷國內幾乎從不接受傳媒訪問。有機會在哈佛見到總統，阿根廷學生當然不會放過向她提問尖銳問題的機會。而且，學院的甘迺迪論壇 （John F. Kennedy Forum, 簡稱為“The Forum“）是無數國家領袖演講的場地，但按傳統，踏上論壇的人都要接受不經篩選的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還特意感謝費南德茲給予這個「尊貴的」發問機會。
費南德茲似乎沒有預料到這些尖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她的財富在擔任總統期間暴漲近十倍、為什麼要實行外匯管制等。費南德茲開始時還不慍不火地回答，但後來終於按捺不住，向學生發炮回擊：「我以為來到哈佛，學生會問關於阿根廷文學的問題。」「你們都有那麼多美金來哈佛讀書，證明兌換美金不是問題。」跟學生辯論得興起的費南德茲，不讓院長按時結束答問環節，反叫學生盡情發問。費南德茲最後勃然大怒地離開，連學院為她準備的酒會也沒有參加。我身旁的阿根廷同學說，她和很多阿根廷人都只是一介窮書生，要靠獎學金才能來到哈佛，總統的回答傷透她的心了。
這個充滿爭議的女政治家，並沒有隨著她於2015年完成兩屆總統任期而淡出政壇。相反，費南德茲的競選組合在週日（27日）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得票47.88%，壓倒性擊敗尋求連任、但只有40.6%得票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根據阿根廷法律，只要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獲得45%選票、或獲得40%以上選票且比得票第二高的候選人多出十個百分點，就將直接勝出選舉，無須進入第二輪投票。雖然在選舉組合中，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費南德茲只任副總統，而名氣較低的艾柏托（Alberto Fernandez）則任總統（兩人同姓，但彼此沒有關係），但阿根廷人普遍認為費南德茲將會掌握實權，而艾柏托則可能淪為「虛位元首」。
十二年的費南德茲夫婦時代
哈佛和阿根廷算是有一段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問題阿根廷高達3,000%的惡性通脹問題，哈佛出身的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在1991年推出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把阿根廷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定為一比一。此舉迫使阿根廷中央銀行不能濫發貨幣，亦降低國民和投資者的通脹預期。阿根廷的通脹翌年就降至不到20%，再之後的幾年更降至接近零。但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放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調節更加痛苦。2001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和銀行擠提，再次被邀請回政府擔任經濟部長的卡法友被迫限制市民每天的提款上限，但此舉進一步使得民眾的信心進一步崩潰。到了12月底，數以十萬計的憤怒民眾上街示威，在短短十天內推翻了兩個總統。新總統宣佈廢除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披索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迅速貶值約75%。
雖然阿根廷的經濟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後接近崩潰，而且須要對國際債務違約，但她的民主制度還是倖存下來。可幸的是，往後十年國際商品價格高企，使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大轉變，經濟增長在2003-08年每年達8%。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後，對債權人採取強硬的態度，逼使他們對債務進行重組，並利用新債換取舊債，削減了阿根廷超過一半的債務。此舉使阿根廷被完全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但因為那時候商品價格高漲，阿根廷根本不需要向外舉債，甚至到2005年已經完全還清了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債務。
基什內爾上台時，阿根廷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要比鄰近的巴西和智利高很多。但亦因如此，基什內爾上任時的反對派十分虛弱，讓他得以組織一個強勢政府。他也作出幾項舉動，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例如，他任命了一些有威望的最高法院法官，檢控右翼軍政府在70年代末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骯髒戰爭」（Dirty War）的罪犯。基什內爾也是阿根廷近20年來第一個提高工人工資的人。他的高支持度幫助他的妻子費南德茲贏得2007年的總統大選，並在2011年再次成功連任。
與丈夫基什內爾一樣，費南德茲是庇隆主義者（Peronist），經濟政策稍為向左傾，加上她在首個總統任期時正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使得政府有能力進行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行全民社會保障，例如在2008年將退休制度重新國有化，確保包括灰色經濟（informal sector）領域在內的全部退休工人都能享有退休福利。在費南德茲任內，阿根廷的貧窮比率減少了一半、失業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工資有所提高、貧富懸殊的程度亦有所回落。
庇隆主義的褪色
2015年，費南德茲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不能再次連任，阿根廷宛如正式告別一個時代。中間偏右的反對派候選人馬克里贏得總統大選，結束了庇隆主義（Peronism）70年的執政。馬克里是阿根廷鉅富法蘭高·馬克里（Franco Macri）的兒子，與商界十分親近，右翼形象深入民心。他接手時阿根廷經濟是一個爛攤子：低經濟增長、高通脹、低儲備、及巨額財政赤字。馬克里上任時承諾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提高透明度和開放國際市場，並指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國際社會對馬克里的經濟政策抱有很大期望，阿根廷股市指數 MERVAL 在馬克里當選當天猛漲了25%。馬克里聲稱要進行「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gradualismo），在上任一星期內取消了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並與債權人就2001年阿根廷債券違約問題達成原則性和解，使阿根廷能夠重返國際市場進行融資。馬克里同時採取緊縮財政政策，以改善政府財政，又取消了多種農產品的出口税，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國際投資者的樂觀情緒，甚至讓阿根廷發行的100年期「百年債券」獲得超額認購。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並不持久，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外部事件破壞了馬克里的經濟模式。阿根廷2018年遇上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影響大豆的收成，令政府無法從農產品出口中賺取所急需的美元收入。加上美國加息，增加了阿根廷的借貸成本，也使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仿佛突然間記起阿根廷的一些「老問題」：過去曾經八次債務違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歷了超過14次經濟衰退，等等。阿根廷一時間不再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資金流向迅速逆轉。
隨著阿根廷比索匯率在2018年急跌一半，阿根廷再度陷進經濟陰霾，阿根廷不得再次不向IMF求助。這已經是阿根廷自1958年來第22次向IMF求助，而IMF亦決定提供史上最大的560億美元援助計劃。接腫而來的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公共補貼，導致物價飆升並加劇了通貨膨脹。至此，馬克里的 gradualismo 已經名存實亡。削減補貼使不少低下階層生活困難，加上2017年的養老金改革引發暴力抗議，大大削弱了馬克里的聲望。
今年8月初總統初選，艾柏托和費南德茲得票49.5%，比角逐連任的馬克里多出16.5個百分點。這在拉丁美洲並不常見——根據一個研究，1953至2012年間拉美舉行的137次總統選舉中，有83%的總統都能夠連任。市場擔心庇隆主義可能重新掌權，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一度下跌約30%至60披索兌1美元水平，MERVAL指數亦單日下跌近37%。阿根廷央行的標準利率已升至接近75%的高位，但也阻止不了資金流走。馬克里政府後來更宣佈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以免外滙儲備繼續流失。
庇隆主義的回歸
那為何國際投資者不信任庇隆主義，但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大有市場？事實上，在馬克里任內，庇隆主義者（Peronist）仍控制工會及國會，所以庇隆主義其實從來末有消失。在這次總統選舉，艾柏托與費南德茲固然是庇隆派代表，但馬克里亦找來一名庇隆主義者做副手，可見庇隆主義對阿根廷的深遠影響。
雖然庇隆時代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但要了解阿根廷，就要了解庇隆主義。庇隆（Juan Perón）這個名字可能陌生，但庇隆夫人的名字卻隨著電影《庇隆夫人》（Evita）家喻戶曉。簡單而言，庇隆當年成功動員阿根廷的工人階級，給予他們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成功推動一個民粹運動，打敗整個阿根廷政治建制。
和大部份的民粹主義一樣，阿根廷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支持和反對庇隆主義。直至今日，阿根廷的草根階層仍然普遍是庇隆主義者，但中上階層則相反。過去幾十年，庇隆主義導致阿根廷的極端政治不穩定；阿根廷軍方曾經認為庇隆主義造成一個沒法運作的政權，而結果是在1954-1976年發生的四次軍事政變。
脆弱制度的惡果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阿根廷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阿根廷過去百年經歷慢性衰落，主因是制度的脆弱（institutional weakness）。在過去20-30年，阿根廷的鄰國如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在制度建設方面，都緩慢的取得成果，但阿根廷卻反而在開倒車。例如，阿根廷的國會基本上無力制衡政府；敏能（Carlos Menem）在90年代和基什內爾在2000年代擔任總統時基本上都控制國會，而在費南德茲回歸執政後也定必如此。拉美發展銀行發表的「國會能力指數」（congressional capability index），評核各拉美國家的國會在各個方面，例如技術知識、立法委員會的能力、議員的平均年資等。四個國家（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獲評為「高」。幾個國家獲評為「中」，包括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薩爾瓦多。阿根廷的評分卻只有「低」，如同更落後的秘魯、洪都拉斯及危地馬拉。
阿根廷的司法獨立性，在調查中亦處於拉美的下游位置，比巴拉圭、厄瓜多爾及危地馬拉還要低。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是司法人員工作的穩定性，如法官不應該懼怕因政治原因而被撤職。但從歷史上來說，除了在1999-2001年擔任總統的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之外，從40-50年代庇隆時代起的每一屆阿根廷政府，都曾經干預最高法院。從1960至200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任職達13年；智利的更長達16年；巴西的也有10年。然而，阿根廷的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的任期都不到4年，比一屆總統任期還要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根廷中央銀行。智利、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過去30年都建立了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敏能曾經在90年代建立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但自此以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被侵犯及破壞。儘管阿根廷總統在憲制上沒有解僱央行行長的權力，但包括馬克里來內的多任總統，都曾經迫使央行行長辭職。去年，在IMF的壓力下，阿根廷政府向國會提出草案，旨在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加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但在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該立法工作仍然面臨挑戰。
在普遍脆弱的制度下，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可以隨時被操縱或改變，去迎合當權者的短期需要。由於脆弱的制度不能有效的制衡政府，防止政府過度集中及濫用權力，當沒有遊戲規則時，政治就只剩下「叢林法則」。沒有人知道對方會否按規矩辦事，所以每一個人在當權時，都會「有風駛盡𢃇」。這使阿根廷政治變得非常不穩定，各派勢力也不存在任何信任和合作，使得政府施政缺乏前瞻性。脆弱的制度終究會帶來政治災難及經濟危機，這大概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百年，阿根廷在民主發展和經濟表現都落後其他拉美國家的主因。
左傾經濟政策回歸
如今，阿根廷已經開始重組1,010億美元的債務，以遏制一場已顛覆該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阿根廷國債評級，阿根廷國債價格已經跌至歷史低點，市場估計未來五年阿根廷違約的機率高達90%。IMF預期2019年阿根廷經濟收縮3.1%，通脹則高達57.3%，2020年阿根廷GDP仍可能萎縮1.3%，通脹則為39.2%。而阿根廷政府過去曾被IMF點名批評篡改官方數字，所以實際經濟情況可能還要更糟。
與智利不同，阿根廷政府從來都沒有成立一個「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作未雨綢繆。基什內爾和費南德茲過去基本上把商品價格高企的那些年賺回來的錢全部花光，仿佛商品價格會永遠持續高企。雖然這改善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阿根廷政府沒有準備好面對商品價格的急速回落。過去，阿根廷因為債務違約，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債，使得中國資金成為重要來源，用以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自2007到2018年，中國已向阿根廷作出169億美元貸款，成為阿根廷主要的債權人之一；中國亦已經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艾柏托最近曾指責馬克里，說他當選時聲稱會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就沒有珍惜中國這個可靠的投資者。隨著親華的費南德茲回歸執政，阿根廷勢必再向中國靠攏。不少阿根廷人仍然認為IMF是阿根廷在2001年違約的罪魁禍首，反而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經濟救星。過去幾年爭議不斷的阿圖查核電站三號機組（Atucha III）興建計劃，亦可能正式動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馬克里對這個項目反覆阻撓。而這個核電站項目的成本，絕大部份由中國貸款支付，被視為中國對外出口核反應堆的代表作。
費南德茲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使她捲土重來。但在今天的阿根廷經濟亂局下，費南德茲是否還會有昔日的政治光環？雖然她將再次領導阿根廷，答案似乎卻是不言而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argentina/
美國哈佛大學每年都有眾多國家領袖到訪，但要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肯定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12年的某個下午，緬甸的昂山素姬來了甘迺尼（甘迺迪）政府學院演講。她才剛離開，學院晚上又迎來了費南德茲。我在排隊進場時，有很多人給我派傳單，希望我幫忙提問上面的問題。那時我才知道，費南德茲在阿根廷國內幾乎從不接受傳媒訪問。有機會在哈佛見到總統，阿根廷學生當然不會放過向她提問尖銳問題的機會。而且，學院的甘迺迪論壇 （John F. Kennedy Forum, 簡稱為“The Forum“）是無數國家領袖演講的場地，但按傳統，踏上論壇的人都要接受不經篩選的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還特意感謝費南德茲給予這個「尊貴的」發問機會。
費南德茲似乎沒有預料到這些尖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她的財富在擔任總統期間暴漲近十倍、為什麼要實行外匯管制等。費南德茲開始時還不慍不火地回答，但後來終於按捺不住，向學生發炮回擊：「我以為來到哈佛，學生會問關於阿根廷文學的問題。」「你們都有那麼多美金來哈佛讀書，證明兌換美金不是問題。」跟學生辯論得興起的費南德茲，不讓院長按時結束答問環節，反叫學生盡情發問。費南德茲最後勃然大怒地離開，連學院為她準備的酒會也沒有參加。我身旁的阿根廷同學說，她和很多阿根廷人都只是一介窮書生，要靠獎學金才能來到哈佛，總統的回答傷透她的心了。
這個充滿爭議的女政治家，並沒有隨著她於2015年完成兩屆總統任期而淡出政壇。相反，費南德茲的競選組合在週日（27日）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得票47.88%，壓倒性擊敗尋求連任、但只有40.6%得票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根據阿根廷法律，只要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獲得45%選票、或獲得40%以上選票且比得票第二高的候選人多出十個百分點，就將直接勝出選舉，無須進入第二輪投票。雖然在選舉組合中，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費南德茲只任副總統，而名氣較低的艾柏托（Alberto Fernandez）則任總統（兩人同姓，但彼此沒有關係），但阿根廷人普遍認為費南德茲將會掌握實權，而艾柏托則可能淪為「虛位元首」。
十二年的費南德茲夫婦時代
哈佛和阿根廷算是有一段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問題阿根廷高達3,000%的惡性通脹問題，哈佛出身的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在1991年推出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把阿根廷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定為一比一。此舉迫使阿根廷中央銀行不能濫發貨幣，亦降低國民和投資者的通脹預期。阿根廷的通脹翌年就降至不到20%，再之後的幾年更降至接近零。但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放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調節更加痛苦。2001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和銀行擠提，再次被邀請回政府擔任經濟部長的卡法友被迫限制市民每天的提款上限，但此舉進一步使得民眾的信心進一步崩潰。到了12月底，數以十萬計的憤怒民眾上街示威，在短短十天內推翻了兩個總統。新總統宣佈廢除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披索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迅速貶值約75%。
雖然阿根廷的經濟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後接近崩潰，而且須要對國際債務違約，但她的民主制度還是倖存下來。可幸的是，往後十年國際商品價格高企，使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大轉變，經濟增長在2003-08年每年達8%。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後，對債權人採取強硬的態度，逼使他們對債務進行重組，並利用新債換取舊債，削減了阿根廷超過一半的債務。此舉使阿根廷被完全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但因為那時候商品價格高漲，阿根廷根本不需要向外舉債，甚至到2005年已經完全還清了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債務。
基什內爾上台時，阿根廷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要比鄰近的巴西和智利高很多。但亦因如此，基什內爾上任時的反對派十分虛弱，讓他得以組織一個強勢政府。他也作出幾項舉動，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例如，他任命了一些有威望的最高法院法官，檢控右翼軍政府在70年代末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骯髒戰爭」（Dirty War）的罪犯。基什內爾也是阿根廷近20年來第一個提高工人工資的人。他的高支持度幫助他的妻子費南德茲贏得2007年的總統大選，並在2011年再次成功連任。
與丈夫基什內爾一樣，費南德茲是庇隆主義者（Peronist），經濟政策稍為向左傾，加上她在首個總統任期時正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使得政府有能力進行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行全民社會保障，例如在2008年將退休制度重新國有化，確保包括灰色經濟（informal sector）領域在內的全部退休工人都能享有退休福利。在費南德茲任內，阿根廷的貧窮比率減少了一半、失業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工資有所提高、貧富懸殊的程度亦有所回落。
庇隆主義的褪色
2015年，費南德茲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不能再次連任，阿根廷宛如正式告別一個時代。中間偏右的反對派候選人馬克里贏得總統大選，結束了庇隆主義（Peronism）70年的執政。馬克里是阿根廷鉅富法蘭高·馬克里（Franco Macri）的兒子，與商界十分親近，右翼形象深入民心。他接手時阿根廷經濟是一個爛攤子：低經濟增長、高通脹、低儲備、及巨額財政赤字。馬克里上任時承諾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提高透明度和開放國際市場，並指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國際社會對馬克里的經濟政策抱有很大期望，阿根廷股市指數 MERVAL 在馬克里當選當天猛漲了25%。馬克里聲稱要進行「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gradualismo），在上任一星期內取消了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並與債權人就2001年阿根廷債券違約問題達成原則性和解，使阿根廷能夠重返國際市場進行融資。馬克里同時採取緊縮財政政策，以改善政府財政，又取消了多種農產品的出口税，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國際投資者的樂觀情緒，甚至讓阿根廷發行的100年期「百年債券」獲得超額認購。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並不持久，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外部事件破壞了馬克里的經濟模式。阿根廷2018年遇上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影響大豆的收成，令政府無法從農產品出口中賺取所急需的美元收入。加上美國加息，增加了阿根廷的借貸成本，也使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仿佛突然間記起阿根廷的一些「老問題」：過去曾經八次債務違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歷了超過14次經濟衰退，等等。阿根廷一時間不再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資金流向迅速逆轉。
隨著阿根廷比索匯率在2018年急跌一半，阿根廷再度陷進經濟陰霾，阿根廷不得再次不向IMF求助。這已經是阿根廷自1958年來第22次向IMF求助，而IMF亦決定提供史上最大的560億美元援助計劃。接腫而來的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公共補貼，導致物價飆升並加劇了通貨膨脹。至此，馬克里的 gradualismo 已經名存實亡。削減補貼使不少低下階層生活困難，加上2017年的養老金改革引發暴力抗議，大大削弱了馬克里的聲望。
今年8月初總統初選，艾柏托和費南德茲得票49.5%，比角逐連任的馬克里多出16.5個百分點。這在拉丁美洲並不常見——根據一個研究，1953至2012年間拉美舉行的137次總統選舉中，有83%的總統都能夠連任。市場擔心庇隆主義可能重新掌權，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一度下跌約30%至60披索兌1美元水平，MERVAL指數亦單日下跌近37%。阿根廷央行的標準利率已升至接近75%的高位，但也阻止不了資金流走。馬克里政府後來更宣佈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以免外滙儲備繼續流失。
庇隆主義的回歸
那為何國際投資者不信任庇隆主義，但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大有市場？事實上，在馬克里任內，庇隆主義者（Peronist）仍控制工會及國會，所以庇隆主義其實從來末有消失。在這次總統選舉，艾柏托與費南德茲固然是庇隆派代表，但馬克里亦找來一名庇隆主義者做副手，可見庇隆主義對阿根廷的深遠影響。
雖然庇隆時代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但要了解阿根廷，就要了解庇隆主義。庇隆（Juan Perón）這個名字可能陌生，但庇隆夫人的名字卻隨著電影《庇隆夫人》（Evita）家喻戶曉。簡單而言，庇隆當年成功動員阿根廷的工人階級，給予他們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成功推動一個民粹運動，打敗整個阿根廷政治建制。
和大部份的民粹主義一樣，阿根廷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支持和反對庇隆主義。直至今日，阿根廷的草根階層仍然普遍是庇隆主義者，但中上階層則相反。過去幾十年，庇隆主義導致阿根廷的極端政治不穩定；阿根廷軍方曾經認為庇隆主義造成一個沒法運作的政權，而結果是在1954-1976年發生的四次軍事政變。
脆弱制度的惡果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阿根廷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阿根廷過去百年經歷慢性衰落，主因是制度的脆弱（institutional weakness）。在過去20-30年，阿根廷的鄰國如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在制度建設方面，都緩慢的取得成果，但阿根廷卻反而在開倒車。例如，阿根廷的國會基本上無力制衡政府；敏能（Carlos Menem）在90年代和基什內爾在2000年代擔任總統時基本上都控制國會，而在費南德茲回歸執政後也定必如此。拉美發展銀行發表的「國會能力指數」（congressional capability index），評核各拉美國家的國會在各個方面，例如技術知識、立法委員會的能力、議員的平均年資等。四個國家（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獲評為「高」。幾個國家獲評為「中」，包括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薩爾瓦多。阿根廷的評分卻只有「低」，如同更落後的秘魯、洪都拉斯及危地馬拉。
阿根廷的司法獨立性，在調查中亦處於拉美的下游位置，比巴拉圭、厄瓜多爾及危地馬拉還要低。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是司法人員工作的穩定性，如法官不應該懼怕因政治原因而被撤職。但從歷史上來說，除了在1999-2001年擔任總統的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之外，從40-50年代庇隆時代起的每一屆阿根廷政府，都曾經干預最高法院。從1960至200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任職達13年；智利的更長達16年；巴西的也有10年。然而，阿根廷的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的任期都不到4年，比一屆總統任期還要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根廷中央銀行。智利、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過去30年都建立了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敏能曾經在90年代建立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但自此以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被侵犯及破壞。儘管阿根廷總統在憲制上沒有解僱央行行長的權力，但包括馬克里來內的多任總統，都曾經迫使央行行長辭職。去年，在IMF的壓力下，阿根廷政府向國會提出草案，旨在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加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但在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該立法工作仍然面臨挑戰。
在普遍脆弱的制度下，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可以隨時被操縱或改變，去迎合當權者的短期需要。由於脆弱的制度不能有效的制衡政府，防止政府過度集中及濫用權力，當沒有遊戲規則時，政治就只剩下「叢林法則」。沒有人知道對方會否按規矩辦事，所以每一個人在當權時，都會「有風駛盡𢃇」。這使阿根廷政治變得非常不穩定，各派勢力也不存在任何信任和合作，使得政府施政缺乏前瞻性。脆弱的制度終究會帶來政治災難及經濟危機，這大概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百年，阿根廷在民主發展和經濟表現都落後其他拉美國家的主因。
左傾經濟政策回歸
如今，阿根廷已經開始重組1,010億美元的債務，以遏制一場已顛覆該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阿根廷國債評級，阿根廷國債價格已經跌至歷史低點，市場估計未來五年阿根廷違約的機率高達90%。IMF預期2019年阿根廷經濟收縮3.1%，通脹則高達57.3%，2020年阿根廷GDP仍可能萎縮1.3%，通脹則為39.2%。而阿根廷政府過去曾被IMF點名批評篡改官方數字，所以實際經濟情況可能還要更糟。
與智利不同，阿根廷政府從來都沒有成立一個「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作未雨綢繆。基什內爾和費南德茲過去基本上把商品價格高企的那些年賺回來的錢全部花光，仿佛商品價格會永遠持續高企。雖然這改善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阿根廷政府沒有準備好面對商品價格的急速回落。過去，阿根廷因為債務違約，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債，使得中國資金成為重要來源，用以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自2007到2018年，中國已向阿根廷作出169億美元貸款，成為阿根廷主要的債權人之一；中國亦已經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艾柏托最近曾指責馬克里，說他當選時聲稱會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就沒有珍惜中國這個可靠的投資者。隨著親華的費南德茲回歸執政，阿根廷勢必再向中國靠攏。不少阿根廷人仍然認為IMF是阿根廷在2001年違約的罪魁禍首，反而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經濟救星。過去幾年爭議不斷的阿圖查核電站三號機組（Atucha III）興建計劃，亦可能正式動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馬克里對這個項目反覆阻撓。而這個核電站項目的成本，絕大部份由中國貸款支付，被視為中國對外出口核反應堆的代表作。
費南德茲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使她捲土重來。但在今天的阿根廷經濟亂局下，費南德茲是否還會有昔日的政治光環？雖然她將再次領導阿根廷，答案似乎卻是不言而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argentina/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編按】：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教育」常常成為港府及中央的批評對象，大中小學生關注甚至參與社會運動，也成為一些家長擔心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與學生的幾次對話及其後發表的校長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歡迎，但也引來了內地官媒《人民日報》的抨擊，校園、校長、學生——為人師表者及學習者，總是要經受關於「政治化」的質問和考驗。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原文：《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原文：《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英國貨車39屍案，八問歐洲偷渡版圖
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凌晨，在英國埃塞克斯郡的一個集裝箱中發現39屍，其中還有一名未成年人。翌日，英國警方發布聲明稱39名受害者皆為中國公民，而中國駐英大使館則發表聲明稱其國籍尚未被確認。新聞一出，中國和歐洲社交媒體一片譁然。再之後，英國傳媒報導，一個越南家庭懷疑其中一名死者是他們的親人，據稱她在貨櫃內用手機發放臨終信息，稱偷渡英國計劃失敗，因為無法呼吸，將會死去。英國方面目前表示，死者中可能有更多的越南人。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樁慘案無疑令全球震驚。目前案情未有進一步披露，此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澄清一些背景問題，希望這樁慘劇能夠推動我們對移民問題和邊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1、為什麼確認國籍這麼複雜？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
因為很有可能是偷渡。根據歐盟的移民政策，一旦能夠確認偷渡者身份國籍就能順利遣返回原籍國，反之，無法確認原籍國就無法實施遣返。偷渡集團在安排偷渡的時候，通常會把偷渡者的護照收走，以增加在被邊境警察查到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難度。在這次的事件中，大致可以推測受害者身上並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身份的證件，警方需要藉助其他信息如指紋、DNA等來確認受難者身份，而且這同時需要移出國大使館的配合，這也就是為什麼確認國籍的過程複雜且耗時。
2、如何判斷這次是人口販賣還是偷渡？
根據一般經驗，偷渡的可能性比較大。外國媒體一般會將這種人數眾多的集體偷渡行為稱為「people trafficking」，字面意思是人口販賣，但其實該罪名針對的是組織偷渡的犯罪集團，實質上還是偷渡行為。而這種躲在集裝箱中以避開邊境檢查、非法入境的移民行為，其行為主體一般都是有自己的移民意願，而非個體意願任由偷渡集團支配的被動者。為了在沒有合法證件的情況下抵達目的國，他們通常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給蛇頭。因此，花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讓偷渡集團把自己給人口販賣了，似乎邏輯上和理性上都不太可行。
偷渡是無奈之舉。偷渡一般指的是沒有合法的證件（簽證）或者通過偽造證件而非法穿越國境線而入境、繼而非法居留的移民行為。另外一種常見的無證移民的方式則是憑合法證件入境、後逾期滯留的移民行為。這一種方式多為來自非傳統僑鄉地區的潛在移民所使用。
舉例來說，僅就中國而言，浙江温州地區和福建福州地區，作為著名的僑鄉，也就是移民遷出地，已經被頗有移民管理經驗的歐美髮達國家列入「黑名單」，被認為是移民意願非常強烈的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人經常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簽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十多年前，筆者的一門授課老師就分享過作為一名福建籍學者，想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之難，她的美國簽證申請波折不斷。對那些下決心出國的人來說，面前所剩的路寥寥無幾：勞務輸出是一條路，可是條件苛刻，首先需要有僱主願意僱用自己，其次僱主得證明其從事的行業屬於本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匱乏職業；結婚，以配偶的身份過去家庭團聚；還有偷渡。
偷渡費用因是否來自著名僑鄉和要去的國家而異。對去往英國的越南人來說，危險的路徑價格相對便宜，1萬至1萬5美元，而比較安全舒適的路徑即乘坐飛機價格也翻幾番，要3、4萬美元。對目的地為法國的温州人而言，費用在10-18萬人民幣之間。他們經常羨慕北方人，「幾萬塊就能過來」。不過跟想遷去英國的福建人比起來，10多萬隻意味着漫漫偷渡路走了一半。筆者曾經跟幾位滯留在法國的福建移民聊過，他們告訴筆者，去英國至少要準備30萬，到法國只要10多萬。法國對很多福建人而言只是中轉國他們的目的地是拉芒什海峽對面的英國。等待蛇頭安排再次上路的時間裏，有人覺得費用太高放棄了，有人在法國找到了工作。
3、 歐洲的中國及越南偷渡者版圖大概如何？
總體而言，在歐洲的中國移民以來自浙江温州地區的移民為主（温州、青田和樂清）。但是每個地理區域的移民的偏好遷入國是有差別的。温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中國移民偏好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而英國的中國新移民則以福建人為主，其中福清人和長樂人居多。法國的温州人非常出名，稍有了解的法國人都能夠用法語發出「温州」的讀音。
2000年左右，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經歷了國企改制後下崗的前工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國際移民的大軍中，其中以東北三省為主。由於來自非傳統移民地區，他們的遷徙相對容易、風險較小，經常持商業簽證或者旅遊簽證入境歐盟，而後逾期滯留，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某一個歐洲國家，在歐洲各國都可見東北移民的身影。
現在也有說法認為死者是來自越南的偷渡客。越南人的目的國偏好美國和西歐幾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完善的越南移民社區，方便新移民抵達後迅速開始工作和生活。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越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1961-1973年，美國派兵參加了南北越之間的越南戰爭；法國則直接殖民統治越南長達60多年。因此在1970年代東南亞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大批東南亞華裔避難出逃，美國因為越戰的關係接納了十多萬越南華裔難民；法國1979年底接納了6萬越南難民，已故的希拉剋前總統曾收養過一個越南養女；同時期德國接納了4萬；英國則於1975至1988年間接納了兩萬多名東南亞難民。
以這些第一波移民為基礎，在英法美等國形成了方便新移民安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形成「鏈式移民」效應，不斷吸引新的移民到來。在英國，如果七八十年代的越南移民主要來自北越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和廣寧省（Quảng Ninh），那麼90年代末2000年以來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中北部三省：乂安省（Nghe An）、河靜省（Ha Tinh）和廣平省（Quang Binh）。這三省比較貧困，且勞動力富裕，容易形成年輕勞動力外流。
4、除了目前這個疑似案例之外，中國近年有哪些偷渡案例？中國經濟在增長，近年歐洲的經濟也在變差，為何偷渡歐洲仍然有吸引力？
最相似的一樁慘案（如果死者為華人的話），是2000年在英國邊境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裏發現了58具屍體，死者全部為福建偷渡客。荷蘭司機被判14年徒刑，其他9名中國蛇頭組織人員在荷蘭入獄。
求職的時候，薪水很重要，工作福利也很重要，兩項相加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移民還是不移民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的確，中國大陸這些年平均工資水平在增長，反而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但是中國的整個制度安排仍然對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不友好。
大多數選擇偷渡的移民是從事服務業的體力勞動者，而歐美國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雖然也僅處於社會中低水平，但是絕對值較高。法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為10.03歐，扣除了醫療、養老等社保費用後為7.72歐，英國的則為8.21磅。在中國，這類勞動者經常連勞動合同都沒有，更別提三險一金或者五險一金了。而在社會福利健全的歐洲國家，為包括移民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多種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比如英國的全民健保系統（NHS），法國的基礎醫保系統（CPAM）。
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法國甚至為非法移民提供基礎醫療救助（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想取消這一針對非法移民醫療權利的國家救助項目，引起了法國學界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舉例說，相較於中國大陸一場大病毀掉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筆者曾遇到一些得了嚴重慢性病的中國移民，每週需要透析一兩次，費用昂貴，所幸醫療保險全報（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因此在歐洲看病是不用擔心傾家蕩產階級下降的。此為福利一。
除了健康，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對教育相關的投入仍然佔相當大的支出比例。但縱觀全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優秀師資都集中在大城市裏，都集中在好學校裏。歐洲各國當然不能說完全實現了教育資源公平，但是除了幾所特別精英的學校和若干問題街區以外，教育資源可以說是平均分布的，普通家庭就近入學即可，移民子女和本國公民子女並不區別對待。在法國，只要家長能夠提供家庭住址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非法移民，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都可以為子女辦理就近入學。
5、英國對中國偷渡者的吸引力是什麼？
首先，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有吸引力，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產階級及以上家庭的中國留學生，金融、管理行業的精英和高科技人才，還吸引了不少低技術類勞工移民，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東歐人和英語非洲幾國的國民。
其次，在中國人群體中，英國對福建人更有吸引力。福建人於90年代初才抵達英國，但是很快也建立起類似於法國温州人的親族網絡，為其後新移民的到來提供了便利。對非法移民而言，順利入境之後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工作和住房，不通移入國語言，加上其非法的身份，註定他們很難在主流社會的市場上找到工作或者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族群網絡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類似的，第一批温州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到了法國，並在70年代中後期迎來了家庭團聚的另一波移民浪潮，九十年代大批温州人偷渡到歐洲，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歐陸國家安頓下來，形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網絡。
其實福建人最想去的歐美國家是美國，只不過隨着9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和對非法移民的嚴厲打壓，偷渡去美國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風險過大。1993年，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打算走海路入境美國，結果接頭人死亡，船隻在公海等候了兩週之後，船員決定將船開到近海擱淺，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造成10人死亡。該事件之後，偷渡入境美國難度愈大，越來越多的福建移民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事實上，除了歐洲和美國，同在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福建人喜歡移民的目標國家。
最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英國還有一點吸引着低技能的勞工移民，即相對於原籍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移民接收國，在英國的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另外儘管各國情況不同，但是英國等國也提供了相對友好的中小企業創業環境，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率往往高於本國人民。筆者的許多移民朋友，剛認識的時候還是無證移民，十年之後不少人已經置業買房擁有自己的餐館、衣工廠或者建築裝修公司。很多原本社會向上流動無望的體力勞動者通過創業完成了階層躍遷，實現了「老闆夢」、「創業夢」。
6、現在的偷渡者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跟十多年前比較，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偷渡的人不是社會中最窮的人，否則也付不起二三十萬的偷渡費用（當然在有些僑鄉，這筆費用完全可以眾籌借來）；在偷渡之前，他們一般都多多少少從事過低技能的體力工作。無論是八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大家偷渡的動機一直是一樣的，就是賺錢，改善現有生活，追求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對於來自傳統僑鄉的人來說，偷渡從來不易，路上風險多且大。運氣最好的偷渡客可以持修改過的他人護照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國，運氣不好的則需要爬山涉水跨越國境線，運氣最差的則命喪途中，從未抵達。
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先從北京坐火車到俄羅斯，然後由蛇頭安排，十多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裏，經過東歐幾國抵達申根區邊境，停留幾天後，目的地為南歐的分成一組，前往西歐的為一組，在夜間偷偷穿越邊境線。整個偷渡之路可達幾個月。一位福建移民則乘坐前往非洲的飛機，在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時闖關入境。
而中東難民和非洲移民一般走海上路線，在地中海經常被歐盟布置在南線的海上巡查隊所阻。對越南人而言，由於獲得俄羅斯簽證比較容易，越南人一般選擇取道俄羅斯和東歐幾國入境申根區。
越南人前往英國的常規路線有：1） 越南-法國-英國 2）越南-捷克/斯洛伐克-英國 3）越南-東歐-法國-英國 4）越南-中國-東歐-法國-英國 5）越南（走水路）-香港/澳門-台灣-英國 6）越南-俄羅斯（走陸路）-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法國-英國 而英國不屬申根區，且與歐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偷渡客想要去英國，只能通過海底隧道或者輪渡，英國和歐盟在海峽兩岸都設置了出入境檢查的關卡，嚴格排查過境的人、貨和車輛。（註）
最後強調一點，如今這種橫跨歐亞大陸甚至多個大洲的偷渡行為，毫無例外都是跨國操作，每一段行程都有蛇頭和當地人接頭、協調和安排。
7、中國人和越南人偷渡出來後都做什麼？
因國家而異。但是總體而言，中國人偷渡出去以後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行業。在法國，他們主要集中在餐飲業、製衣業和建築裝修行業。近些年來，中國移民從事和集中的經濟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美甲行業為例，在巴黎、倫敦、紐約，隨處可見中國女性戴着白口罩聚精會神地在美甲店裏為客人的指甲做美容。成功的中國人則不限於一鋪一業，轉而專注於大宗的國際化事業，比如進入口貿易。此外，歐美各國街頭的華人性工作者也越來越多，引起了當地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關注。
越南移民呈現出幾乎一致的經濟活動版圖：他們集中在越南餐館和製衣工廠中，近些年來，美甲業成為吸納了大量越南移民勞工的主流行業。此外，不少在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參與到非法的大麻種植產業中。根據2012年英國警察首長協會的報告，因為非法種植大麻而被捕者中三分之二是越南人，可見其從業者眾。
8、「脱歐」有沒有增加偷渡的誘因？
在「脱歐」公投之前，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是並未加入內部不設邊檢的申根區，所以就簽證而言，對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中國而言，無論「脱歐」與否，持有歐盟居留卡或者申根簽證的人前往英國都需要申請簽證。因此，對「脱歐」前需要通過偷渡方式前往英國的群體而言，「脱歐」並沒有顯著增加偷渡的難度。當然，兩邊邊境檢查的嚴格程度可能會升級，或者「脱歐」後英國可能會修改移民政策，這些都可能對偷渡產生影響，但是目前無法推測或預測這一影響。
但脫歐之後英國與歐盟將不再有《都柏林協議》對難民歸屬的約束，因此英國恐怕很難將從歐陸來的難民遣返，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民型偷渡者「趕在關閉邊境之前進去」的誘因。BBC報導，近年來因為脫歐的緣故，人蛇集團誘騙難民偷渡英國的案例層出不窮，從2018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之內，就有超過239人從法國加萊沿海地區乘船偷渡到英國，此外也有其他循陸路的火車、貨櫃車等方式進入英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newsbrief-people-trafficking-europe/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樁慘案無疑令全球震驚。目前案情未有進一步披露，此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澄清一些背景問題，希望這樁慘劇能夠推動我們對移民問題和邊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1、為什麼確認國籍這麼複雜？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
因為很有可能是偷渡。根據歐盟的移民政策，一旦能夠確認偷渡者身份國籍就能順利遣返回原籍國，反之，無法確認原籍國就無法實施遣返。偷渡集團在安排偷渡的時候，通常會把偷渡者的護照收走，以增加在被邊境警察查到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難度。在這次的事件中，大致可以推測受害者身上並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身份的證件，警方需要藉助其他信息如指紋、DNA等來確認受難者身份，而且這同時需要移出國大使館的配合，這也就是為什麼確認國籍的過程複雜且耗時。
2、如何判斷這次是人口販賣還是偷渡？
根據一般經驗，偷渡的可能性比較大。外國媒體一般會將這種人數眾多的集體偷渡行為稱為「people trafficking」，字面意思是人口販賣，但其實該罪名針對的是組織偷渡的犯罪集團，實質上還是偷渡行為。而這種躲在集裝箱中以避開邊境檢查、非法入境的移民行為，其行為主體一般都是有自己的移民意願，而非個體意願任由偷渡集團支配的被動者。為了在沒有合法證件的情況下抵達目的國，他們通常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給蛇頭。因此，花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讓偷渡集團把自己給人口販賣了，似乎邏輯上和理性上都不太可行。
偷渡是無奈之舉。偷渡一般指的是沒有合法的證件（簽證）或者通過偽造證件而非法穿越國境線而入境、繼而非法居留的移民行為。另外一種常見的無證移民的方式則是憑合法證件入境、後逾期滯留的移民行為。這一種方式多為來自非傳統僑鄉地區的潛在移民所使用。
舉例來說，僅就中國而言，浙江温州地區和福建福州地區，作為著名的僑鄉，也就是移民遷出地，已經被頗有移民管理經驗的歐美髮達國家列入「黑名單」，被認為是移民意願非常強烈的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人經常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簽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十多年前，筆者的一門授課老師就分享過作為一名福建籍學者，想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之難，她的美國簽證申請波折不斷。對那些下決心出國的人來說，面前所剩的路寥寥無幾：勞務輸出是一條路，可是條件苛刻，首先需要有僱主願意僱用自己，其次僱主得證明其從事的行業屬於本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匱乏職業；結婚，以配偶的身份過去家庭團聚；還有偷渡。
偷渡費用因是否來自著名僑鄉和要去的國家而異。對去往英國的越南人來說，危險的路徑價格相對便宜，1萬至1萬5美元，而比較安全舒適的路徑即乘坐飛機價格也翻幾番，要3、4萬美元。對目的地為法國的温州人而言，費用在10-18萬人民幣之間。他們經常羨慕北方人，「幾萬塊就能過來」。不過跟想遷去英國的福建人比起來，10多萬隻意味着漫漫偷渡路走了一半。筆者曾經跟幾位滯留在法國的福建移民聊過，他們告訴筆者，去英國至少要準備30萬，到法國只要10多萬。法國對很多福建人而言只是中轉國他們的目的地是拉芒什海峽對面的英國。等待蛇頭安排再次上路的時間裏，有人覺得費用太高放棄了，有人在法國找到了工作。
3、 歐洲的中國及越南偷渡者版圖大概如何？
總體而言，在歐洲的中國移民以來自浙江温州地區的移民為主（温州、青田和樂清）。但是每個地理區域的移民的偏好遷入國是有差別的。温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中國移民偏好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而英國的中國新移民則以福建人為主，其中福清人和長樂人居多。法國的温州人非常出名，稍有了解的法國人都能夠用法語發出「温州」的讀音。
2000年左右，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經歷了國企改制後下崗的前工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國際移民的大軍中，其中以東北三省為主。由於來自非傳統移民地區，他們的遷徙相對容易、風險較小，經常持商業簽證或者旅遊簽證入境歐盟，而後逾期滯留，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某一個歐洲國家，在歐洲各國都可見東北移民的身影。
現在也有說法認為死者是來自越南的偷渡客。越南人的目的國偏好美國和西歐幾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完善的越南移民社區，方便新移民抵達後迅速開始工作和生活。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越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1961-1973年，美國派兵參加了南北越之間的越南戰爭；法國則直接殖民統治越南長達60多年。因此在1970年代東南亞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大批東南亞華裔避難出逃，美國因為越戰的關係接納了十多萬越南華裔難民；法國1979年底接納了6萬越南難民，已故的希拉剋前總統曾收養過一個越南養女；同時期德國接納了4萬；英國則於1975至1988年間接納了兩萬多名東南亞難民。
以這些第一波移民為基礎，在英法美等國形成了方便新移民安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形成「鏈式移民」效應，不斷吸引新的移民到來。在英國，如果七八十年代的越南移民主要來自北越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和廣寧省（Quảng Ninh），那麼90年代末2000年以來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中北部三省：乂安省（Nghe An）、河靜省（Ha Tinh）和廣平省（Quang Binh）。這三省比較貧困，且勞動力富裕，容易形成年輕勞動力外流。
4、除了目前這個疑似案例之外，中國近年有哪些偷渡案例？中國經濟在增長，近年歐洲的經濟也在變差，為何偷渡歐洲仍然有吸引力？
最相似的一樁慘案（如果死者為華人的話），是2000年在英國邊境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裏發現了58具屍體，死者全部為福建偷渡客。荷蘭司機被判14年徒刑，其他9名中國蛇頭組織人員在荷蘭入獄。
求職的時候，薪水很重要，工作福利也很重要，兩項相加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移民還是不移民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的確，中國大陸這些年平均工資水平在增長，反而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但是中國的整個制度安排仍然對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不友好。
大多數選擇偷渡的移民是從事服務業的體力勞動者，而歐美國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雖然也僅處於社會中低水平，但是絕對值較高。法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為10.03歐，扣除了醫療、養老等社保費用後為7.72歐，英國的則為8.21磅。在中國，這類勞動者經常連勞動合同都沒有，更別提三險一金或者五險一金了。而在社會福利健全的歐洲國家，為包括移民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多種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比如英國的全民健保系統（NHS），法國的基礎醫保系統（CPAM）。
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法國甚至為非法移民提供基礎醫療救助（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想取消這一針對非法移民醫療權利的國家救助項目，引起了法國學界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舉例說，相較於中國大陸一場大病毀掉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筆者曾遇到一些得了嚴重慢性病的中國移民，每週需要透析一兩次，費用昂貴，所幸醫療保險全報（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因此在歐洲看病是不用擔心傾家蕩產階級下降的。此為福利一。
除了健康，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對教育相關的投入仍然佔相當大的支出比例。但縱觀全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優秀師資都集中在大城市裏，都集中在好學校裏。歐洲各國當然不能說完全實現了教育資源公平，但是除了幾所特別精英的學校和若干問題街區以外，教育資源可以說是平均分布的，普通家庭就近入學即可，移民子女和本國公民子女並不區別對待。在法國，只要家長能夠提供家庭住址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非法移民，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都可以為子女辦理就近入學。
5、英國對中國偷渡者的吸引力是什麼？
首先，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有吸引力，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產階級及以上家庭的中國留學生，金融、管理行業的精英和高科技人才，還吸引了不少低技術類勞工移民，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東歐人和英語非洲幾國的國民。
其次，在中國人群體中，英國對福建人更有吸引力。福建人於90年代初才抵達英國，但是很快也建立起類似於法國温州人的親族網絡，為其後新移民的到來提供了便利。對非法移民而言，順利入境之後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工作和住房，不通移入國語言，加上其非法的身份，註定他們很難在主流社會的市場上找到工作或者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族群網絡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類似的，第一批温州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到了法國，並在70年代中後期迎來了家庭團聚的另一波移民浪潮，九十年代大批温州人偷渡到歐洲，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歐陸國家安頓下來，形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網絡。
其實福建人最想去的歐美國家是美國，只不過隨着9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和對非法移民的嚴厲打壓，偷渡去美國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風險過大。1993年，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打算走海路入境美國，結果接頭人死亡，船隻在公海等候了兩週之後，船員決定將船開到近海擱淺，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造成10人死亡。該事件之後，偷渡入境美國難度愈大，越來越多的福建移民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事實上，除了歐洲和美國，同在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福建人喜歡移民的目標國家。
最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英國還有一點吸引着低技能的勞工移民，即相對於原籍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移民接收國，在英國的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另外儘管各國情況不同，但是英國等國也提供了相對友好的中小企業創業環境，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率往往高於本國人民。筆者的許多移民朋友，剛認識的時候還是無證移民，十年之後不少人已經置業買房擁有自己的餐館、衣工廠或者建築裝修公司。很多原本社會向上流動無望的體力勞動者通過創業完成了階層躍遷，實現了「老闆夢」、「創業夢」。
6、現在的偷渡者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跟十多年前比較，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偷渡的人不是社會中最窮的人，否則也付不起二三十萬的偷渡費用（當然在有些僑鄉，這筆費用完全可以眾籌借來）；在偷渡之前，他們一般都多多少少從事過低技能的體力工作。無論是八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大家偷渡的動機一直是一樣的，就是賺錢，改善現有生活，追求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對於來自傳統僑鄉的人來說，偷渡從來不易，路上風險多且大。運氣最好的偷渡客可以持修改過的他人護照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國，運氣不好的則需要爬山涉水跨越國境線，運氣最差的則命喪途中，從未抵達。
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先從北京坐火車到俄羅斯，然後由蛇頭安排，十多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裏，經過東歐幾國抵達申根區邊境，停留幾天後，目的地為南歐的分成一組，前往西歐的為一組，在夜間偷偷穿越邊境線。整個偷渡之路可達幾個月。一位福建移民則乘坐前往非洲的飛機，在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時闖關入境。
而中東難民和非洲移民一般走海上路線，在地中海經常被歐盟布置在南線的海上巡查隊所阻。對越南人而言，由於獲得俄羅斯簽證比較容易，越南人一般選擇取道俄羅斯和東歐幾國入境申根區。
越南人前往英國的常規路線有：1） 越南-法國-英國 2）越南-捷克/斯洛伐克-英國 3）越南-東歐-法國-英國 4）越南-中國-東歐-法國-英國 5）越南（走水路）-香港/澳門-台灣-英國 6）越南-俄羅斯（走陸路）-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法國-英國 而英國不屬申根區，且與歐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偷渡客想要去英國，只能通過海底隧道或者輪渡，英國和歐盟在海峽兩岸都設置了出入境檢查的關卡，嚴格排查過境的人、貨和車輛。（註）
最後強調一點，如今這種橫跨歐亞大陸甚至多個大洲的偷渡行為，毫無例外都是跨國操作，每一段行程都有蛇頭和當地人接頭、協調和安排。
7、中國人和越南人偷渡出來後都做什麼？
因國家而異。但是總體而言，中國人偷渡出去以後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行業。在法國，他們主要集中在餐飲業、製衣業和建築裝修行業。近些年來，中國移民從事和集中的經濟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美甲行業為例，在巴黎、倫敦、紐約，隨處可見中國女性戴着白口罩聚精會神地在美甲店裏為客人的指甲做美容。成功的中國人則不限於一鋪一業，轉而專注於大宗的國際化事業，比如進入口貿易。此外，歐美各國街頭的華人性工作者也越來越多，引起了當地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關注。
越南移民呈現出幾乎一致的經濟活動版圖：他們集中在越南餐館和製衣工廠中，近些年來，美甲業成為吸納了大量越南移民勞工的主流行業。此外，不少在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參與到非法的大麻種植產業中。根據2012年英國警察首長協會的報告，因為非法種植大麻而被捕者中三分之二是越南人，可見其從業者眾。
8、「脱歐」有沒有增加偷渡的誘因？
在「脱歐」公投之前，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是並未加入內部不設邊檢的申根區，所以就簽證而言，對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中國而言，無論「脱歐」與否，持有歐盟居留卡或者申根簽證的人前往英國都需要申請簽證。因此，對「脱歐」前需要通過偷渡方式前往英國的群體而言，「脱歐」並沒有顯著增加偷渡的難度。當然，兩邊邊境檢查的嚴格程度可能會升級，或者「脱歐」後英國可能會修改移民政策，這些都可能對偷渡產生影響，但是目前無法推測或預測這一影響。
但脫歐之後英國與歐盟將不再有《都柏林協議》對難民歸屬的約束，因此英國恐怕很難將從歐陸來的難民遣返，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民型偷渡者「趕在關閉邊境之前進去」的誘因。BBC報導，近年來因為脫歐的緣故，人蛇集團誘騙難民偷渡英國的案例層出不窮，從2018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之內，就有超過239人從法國加萊沿海地區乘船偷渡到英國，此外也有其他循陸路的火車、貨櫃車等方式進入英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newsbrief-people-trafficking-europe/
[端新聞], !新聞總滙 Daily Summary, 早報：特朗普高調宣布，美軍突擊行動迫使 IS 領袖巴格達迪自殺身亡
特朗普高調宣布，美軍突擊行動迫使 IS 領袖巴格達迪自殺身亡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領袖巴格達迪（Abū Bakr al-Baghdadi）日前在敘利亞遭遇美軍圍困，巴格達迪引爆炸彈背心自殺身亡，其三名子女亦在爆炸中喪生。
特朗普早前已在 Twitter 發文，預告將要公布重要消息。當地週日（27日），他在白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巴格達迪喪生的消息。
特朗普指出，他早前授權美軍特種部隊，於當地上週六晚（26日）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展開針對巴格達迪的突襲行動。美軍派戰機及武裝直昇機，向相信巴格達迪匿藏地點發動持續約兩小時的空襲，隨後派出特種部隊攻入建築物，並一度與巴格達迪陣營駁火。
最終，巴格達迪陣營有多人死亡，而美軍士兵在行動中未有傷亡，並救出了11名兒童。美軍當場核實死者身份，很快便確認死者當中包括巴格達迪，同時獲得有關 IS 的高度敏感資料。
特朗普聲稱，巴格達迪當時被美軍追趕至地道盡頭，面對軍犬時非常恐慌，「不停抽噎、嚎哭和叫喊」。最終，巴格達迪引爆自殺式炸彈背心，炸死自己及身邊的三名子女。
特朗普形容巴格達迪「像一條狗般喪命」
據《紐約時報》描述，特朗普在電視講話中，運用他一貫誇張的措辭、表情及手勢，繪影繪聲地形容巴格達迪「病態」、「墮落」、「像一條狗、像懦夫般喪命」，並形容巴格達迪的追隨者儼如「受驚的小狗」。報道認為，特朗普公布消息時的態度，明顯與歷任總統面對類似情況時的嚴肅和莊重不同。
白宮隨後發布照片，顯示特朗普在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等高官陪同下，監察美軍特種部隊掃蕩巴格達迪匿藏地點的行動。
《紐約時報》指出，這幀照片令人聯想起另一張經典照片——2011年，時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與眾幕僚擠在指揮室內，觀看特種部隊在巴基斯坦追捕並成功擊殺「阿爾蓋達」（al Qaeda）領袖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過程。
《紐約時報》認為，特朗普似乎也在嘗試，將迫使巴格達迪自殺的行動，描述成比擊殺拉登的行動更為重要。然而報道指出，儘管巴格達迪是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一個頑強且危害的敵人，但他在美國人心目中所佔位置，顯然不及拉登。
消息或有助提振特朗普的總統選舉選情
特朗普早前突然宣布撤走在敘利亞的美軍，決定備受外界質疑。特朗普的撤軍決定，令一直獲得美方支援的庫爾德族武裝陷入孤立，近日即面對土耳其軍隊的入侵攻擊，只能與敘利亞政府結盟；同時，俄羅斯亦趁機進一步介入，在協調土敘雙方停火上扮演重要角色，大大提升在該區的影響力。另有評論擔心，特朗普決定撤軍，可能令 IS 勢力死灰復燃。
至今次美軍行動迫使巴格達迪自殺身亡，評論指消息可稍為消除外界憂慮，也會被視為特朗普就敘利亞問題上的一項功績，可能有助提振其明年總統選舉選情。
評論憂慮消息觸動激進份子神經，或增恐襲風險
巴格達迪現年48歲，生於伊拉克，早年在一間清真寺擔任阿訇、即學者。據美國國防部記錄，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2004年2月，美軍曾經拘留巴格達迪，同年底因他並無犯罪前科及關押記錄而無條件釋放。據報，巴格達迪被美軍拘留期間，思想開始變得激進。
至2010年，巴格達迪獲推薦成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I）領袖；他隨後合併伊拉克境內的多個伊斯蘭組織，成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並藉着敘利亞內戰、將勢力版圖擴展至該國，其中宣稱以敘利亞北部城鎮拉卡（Raqqa）為「首都」。2014年，巴格達迪宣布組織更名為「伊斯蘭國」（IS），以宣示建立哈里發國之心不受地域所限。
近年，在美國的空襲行動、以及支援庫爾德族武裝在地面推進，同時在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展開聯合行動之下，各方持續收復此前落入 IS 手中的城鎮和油田，不斷削弱 IS 的軍事及經濟實力。
至今巴格達迪身亡，但有專家認為 IS 及其他激進伊斯蘭組織的威脅不會因此而消散，甚至認為消息可能誘發巴格達迪的支持者在歐美發動零星但血腥的恐怖襲擊。因此，特朗普今次高調預告消息、以誇張辭令描述巴格達迪身亡過程等，也惹來外界一些批評，憂慮此舉會觸動激進伊斯蘭份子的神經。
據報英國首相約翰遜將批准華為參與部份 5G 網絡建設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引述政府高層及保安部門消息，指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將批准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參與英國 5G 網絡建設的非核心部份。
報道引述消息指，約翰遜日內將召開有關華為的會議，並可能最快於本週作出決定，批准華為參與部份 5G 網絡建設項目。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強調華為威脅國家安全，今年5月將華為列入黑名單、以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供應零件，同時持續游說歐洲國家放棄採用華為設備。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英國，稱假如英國批准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將削弱美英特殊關係。
智利聖地亞哥百萬人遊行過後，總統皮涅拉宣布將改組內閣
智利全國各地示威衝突持續逾一週，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宣布計劃改組內閣，期望平息民憤。
智利示威及警民衝突持續一週後，大批民眾於當地上週五（25日）在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和平遊行，主辦單位指規模為199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最大。聖地亞哥首都大區首長 Karla Rubilar 在 Twitter 發文，指至少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即超過全國5%人口；她形容，示威者夢想打造嶄新的智利。
為回應和平遊行，皮涅拉宣布計劃改組內閣，但並未公布改組細節；同時，他宣布撤銷在多個城市已實施一週的宵禁令。皮涅拉隨後在 Twitter 發文，指智利所有人都已改變，民眾參與愉快而和平的遊行、藉此訴求一個公義、團結的智利，開啟了通往未來的道路。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皮涅拉將更換至少九名部長，包括內政部長、國防部長。然而，反對派已號召民眾繼續抗爭，直至政府撤銷緊急狀態令，以及落實更徹底的改革。
智利地鐵自上週一（14日）加價4%，引發民眾對國家經濟、貧富懸殊等問題的不滿，最終演變成各地示威。智利政府隨後在聖地亞哥等城市實施緊急狀態令及宵禁令，以限制集會遊行自由，並調派軍隊接管治安，觸發示威者升級抗爭武力。儘管皮涅拉上週已宣布暫緩地鐵加價，但民眾訴求已經擴大至社會公義、合理生活成本等。
據報自由記者 May James 於旺角採訪期間被捕，當時帶有證件、身穿記者背心
香港網民昨日（27日）在尖沙咀發起追究警暴集會，隨後四散於九龍各區示威。據香港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HKFP）證實，向 HKFP 供相的自由記者 May James 於旺角採訪期間被捕，她當時帶有記者證、亦穿着記者背心。
HKFP 創辦人 Tom Grundy 於 Twitter 發文稱，May James 為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及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會員，今夏已為 HKFP 提供逾2400張照片。Tom Grundy 表示已聯絡警察公共關係科，要求警方解釋事件及釋放記者。
有關昨日尖沙咀、旺角一帶示威及衝突情況，詳見端傳媒紀錄報道。
黃之鋒回應選舉主任審查，首次表明「港獨」不可以是「自決」的選項
報名參選區議會海怡西選區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第三度遭遇選舉主任就其政治立場的「審查」查詢，回應時首次表明「港獨」不可以是「自決」的選項。
黃之鋒報名參選至今逾三週，即使提名期已經結束，但仍未獲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南區選舉主任馬周佩芬此前曾兩度問及「港獨」與「自決」的關係，黃之鋒當時僅回應指「自決」選項均要有民意基礎。
至上週，馬周佩芬因病休假，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接替其職務，並再度向黃之鋒作出查詢。黃之鋒作出回應，指「在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前提下，『港獨』不可成為可接納的選項」。這是黃之鋒首次明確地作出這樣的表態。
港府將於週四（31日）就區議會候選人名單刊憲，選舉主任必須於此限期前，決定黃之鋒的提名是否有效。
二十國集團旅遊部長會議發表聯合宣言，同意減低「觀光公害」
二十國集團（G20）於上週六（26日）在日本北海道召開旅遊部長會議，會上過聯合宣言。宣言提到旅遊業發展帶來遊客激增現象，造成居民與遊客糾紛、自然受到破壞等「觀光公害」，同意致力推動能同時惠及遊遊業與當地社會的旅遊管理。
今次是 G20 首次以正式部長會議形式召開旅遊部長會議，除 G20 成員國外，還有11個國家及國際機構派代表出席，包括越南、荷蘭等。
共同社報道提到，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統計外來遊客為到訪國家帶來的收入，1990年全年金額為2710億美元，至2017年則達到1.34萬億美元。旅遊業發展，令機場、鐵路等基礎建設，以至創造就業等普遍受惠；但另一方面，遊客激增也帶來「觀光公害」，其中荷蘭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威尼斯等地人滿為患，日本鐮倉、富士山、京都等地則面臨交通擠塞、堆滿垃圾等問題。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morning-brief/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領袖巴格達迪（Abū Bakr al-Baghdadi）日前在敘利亞遭遇美軍圍困，巴格達迪引爆炸彈背心自殺身亡，其三名子女亦在爆炸中喪生。
特朗普早前已在 Twitter 發文，預告將要公布重要消息。當地週日（27日），他在白宮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巴格達迪喪生的消息。
特朗普指出，他早前授權美軍特種部隊，於當地上週六晚（26日）在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展開針對巴格達迪的突襲行動。美軍派戰機及武裝直昇機，向相信巴格達迪匿藏地點發動持續約兩小時的空襲，隨後派出特種部隊攻入建築物，並一度與巴格達迪陣營駁火。
最終，巴格達迪陣營有多人死亡，而美軍士兵在行動中未有傷亡，並救出了11名兒童。美軍當場核實死者身份，很快便確認死者當中包括巴格達迪，同時獲得有關 IS 的高度敏感資料。
特朗普聲稱，巴格達迪當時被美軍追趕至地道盡頭，面對軍犬時非常恐慌，「不停抽噎、嚎哭和叫喊」。最終，巴格達迪引爆自殺式炸彈背心，炸死自己及身邊的三名子女。
特朗普形容巴格達迪「像一條狗般喪命」
據《紐約時報》描述，特朗普在電視講話中，運用他一貫誇張的措辭、表情及手勢，繪影繪聲地形容巴格達迪「病態」、「墮落」、「像一條狗、像懦夫般喪命」，並形容巴格達迪的追隨者儼如「受驚的小狗」。報道認為，特朗普公布消息時的態度，明顯與歷任總統面對類似情況時的嚴肅和莊重不同。
白宮隨後發布照片，顯示特朗普在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國防部長埃斯珀（Mark Esper）等高官陪同下，監察美軍特種部隊掃蕩巴格達迪匿藏地點的行動。
《紐約時報》指出，這幀照片令人聯想起另一張經典照片——2011年，時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與眾幕僚擠在指揮室內，觀看特種部隊在巴基斯坦追捕並成功擊殺「阿爾蓋達」（al Qaeda）領袖拉登（Osama bin Laden）的過程。
《紐約時報》認為，特朗普似乎也在嘗試，將迫使巴格達迪自殺的行動，描述成比擊殺拉登的行動更為重要。然而報道指出，儘管巴格達迪是美國及其中東盟友的一個頑強且危害的敵人，但他在美國人心目中所佔位置，顯然不及拉登。
消息或有助提振特朗普的總統選舉選情
特朗普早前突然宣布撤走在敘利亞的美軍，決定備受外界質疑。特朗普的撤軍決定，令一直獲得美方支援的庫爾德族武裝陷入孤立，近日即面對土耳其軍隊的入侵攻擊，只能與敘利亞政府結盟；同時，俄羅斯亦趁機進一步介入，在協調土敘雙方停火上扮演重要角色，大大提升在該區的影響力。另有評論擔心，特朗普決定撤軍，可能令 IS 勢力死灰復燃。
至今次美軍行動迫使巴格達迪自殺身亡，評論指消息可稍為消除外界憂慮，也會被視為特朗普就敘利亞問題上的一項功績，可能有助提振其明年總統選舉選情。
評論憂慮消息觸動激進份子神經，或增恐襲風險
巴格達迪現年48歲，生於伊拉克，早年在一間清真寺擔任阿訇、即學者。據美國國防部記錄，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2004年2月，美軍曾經拘留巴格達迪，同年底因他並無犯罪前科及關押記錄而無條件釋放。據報，巴格達迪被美軍拘留期間，思想開始變得激進。
至2010年，巴格達迪獲推薦成為「伊拉克伊斯蘭國」（ISI）領袖；他隨後合併伊拉克境內的多個伊斯蘭組織，成立「伊拉克和沙姆伊斯蘭國」（ISIS），並藉着敘利亞內戰、將勢力版圖擴展至該國，其中宣稱以敘利亞北部城鎮拉卡（Raqqa）為「首都」。2014年，巴格達迪宣布組織更名為「伊斯蘭國」（IS），以宣示建立哈里發國之心不受地域所限。
近年，在美國的空襲行動、以及支援庫爾德族武裝在地面推進，同時在俄羅斯與敘利亞政府軍展開聯合行動之下，各方持續收復此前落入 IS 手中的城鎮和油田，不斷削弱 IS 的軍事及經濟實力。
至今巴格達迪身亡，但有專家認為 IS 及其他激進伊斯蘭組織的威脅不會因此而消散，甚至認為消息可能誘發巴格達迪的支持者在歐美發動零星但血腥的恐怖襲擊。因此，特朗普今次高調預告消息、以誇張辭令描述巴格達迪身亡過程等，也惹來外界一些批評，憂慮此舉會觸動激進伊斯蘭份子的神經。
據報英國首相約翰遜將批准華為參與部份 5G 網絡建設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引述政府高層及保安部門消息，指首相約翰遜（Boris Johnson）將批准中國電訊設備商華為參與英國 5G 網絡建設的非核心部份。
報道引述消息指，約翰遜日內將召開有關華為的會議，並可能最快於本週作出決定，批准華為參與部份 5G 網絡建設項目。
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直強調華為威脅國家安全，今年5月將華為列入黑名單、以禁止美國企業向華為供應零件，同時持續游說歐洲國家放棄採用華為設備。此前，特朗普曾警告英國，稱假如英國批准華為參與 5G 網絡建設，將削弱美英特殊關係。
智利聖地亞哥百萬人遊行過後，總統皮涅拉宣布將改組內閣
智利全國各地示威衝突持續逾一週，總統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宣布計劃改組內閣，期望平息民憤。
智利示威及警民衝突持續一週後，大批民眾於當地上週五（25日）在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和平遊行，主辦單位指規模為1990年結束軍政府統治以來最大。聖地亞哥首都大區首長 Karla Rubilar 在 Twitter 發文，指至少有一百萬人參與遊行、即超過全國5%人口；她形容，示威者夢想打造嶄新的智利。
為回應和平遊行，皮涅拉宣布計劃改組內閣，但並未公布改組細節；同時，他宣布撤銷在多個城市已實施一週的宵禁令。皮涅拉隨後在 Twitter 發文，指智利所有人都已改變，民眾參與愉快而和平的遊行、藉此訴求一個公義、團結的智利，開啟了通往未來的道路。
路透社引述消息指，皮涅拉將更換至少九名部長，包括內政部長、國防部長。然而，反對派已號召民眾繼續抗爭，直至政府撤銷緊急狀態令，以及落實更徹底的改革。
智利地鐵自上週一（14日）加價4%，引發民眾對國家經濟、貧富懸殊等問題的不滿，最終演變成各地示威。智利政府隨後在聖地亞哥等城市實施緊急狀態令及宵禁令，以限制集會遊行自由，並調派軍隊接管治安，觸發示威者升級抗爭武力。儘管皮涅拉上週已宣布暫緩地鐵加價，但民眾訴求已經擴大至社會公義、合理生活成本等。
據報自由記者 May James 於旺角採訪期間被捕，當時帶有證件、身穿記者背心
香港網民昨日（27日）在尖沙咀發起追究警暴集會，隨後四散於九龍各區示威。據香港英文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HKFP）證實，向 HKFP 供相的自由記者 May James 於旺角採訪期間被捕，她當時帶有記者證、亦穿着記者背心。
HKFP 創辦人 Tom Grundy 於 Twitter 發文稱，May James 為香港記者協會（記協）及香港外國記者會（FCC）會員，今夏已為 HKFP 提供逾2400張照片。Tom Grundy 表示已聯絡警察公共關係科，要求警方解釋事件及釋放記者。
有關昨日尖沙咀、旺角一帶示威及衝突情況，詳見端傳媒紀錄報道。
黃之鋒回應選舉主任審查，首次表明「港獨」不可以是「自決」的選項
報名參選區議會海怡西選區的「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第三度遭遇選舉主任就其政治立場的「審查」查詢，回應時首次表明「港獨」不可以是「自決」的選項。
黃之鋒報名參選至今逾三週，即使提名期已經結束，但仍未獲選舉主任確認參選資格。南區選舉主任馬周佩芬此前曾兩度問及「港獨」與「自決」的關係，黃之鋒當時僅回應指「自決」選項均要有民意基礎。
至上週，馬周佩芬因病休假，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接替其職務，並再度向黃之鋒作出查詢。黃之鋒作出回應，指「在中央政府對香港擁有主權的前提下，『港獨』不可成為可接納的選項」。這是黃之鋒首次明確地作出這樣的表態。
港府將於週四（31日）就區議會候選人名單刊憲，選舉主任必須於此限期前，決定黃之鋒的提名是否有效。
二十國集團旅遊部長會議發表聯合宣言，同意減低「觀光公害」
二十國集團（G20）於上週六（26日）在日本北海道召開旅遊部長會議，會上過聯合宣言。宣言提到旅遊業發展帶來遊客激增現象，造成居民與遊客糾紛、自然受到破壞等「觀光公害」，同意致力推動能同時惠及遊遊業與當地社會的旅遊管理。
今次是 G20 首次以正式部長會議形式召開旅遊部長會議，除 G20 成員國外，還有11個國家及國際機構派代表出席，包括越南、荷蘭等。
共同社報道提到，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統計外來遊客為到訪國家帶來的收入，1990年全年金額為2710億美元，至2017年則達到1.34萬億美元。旅遊業發展，令機場、鐵路等基礎建設，以至創造就業等普遍受惠；但另一方面，遊客激增也帶來「觀光公害」，其中荷蘭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威尼斯等地人滿為患，日本鐮倉、富士山、京都等地則面臨交通擠塞、堆滿垃圾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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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 Mingpao], !即時 Instant News, 人民日報：高院頒禁令禁騷擾警是彰顯法治公義 批反對派假借新聞自由干預司法 (11:29)
高等法院前日（25日）批出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未經同意下使用、發布或披露警員及其家屬的個人資料；並禁止恐嚇、騷擾、威脅警員和其家屬等。《人民日報》今日（27日）刊登評論文章，認為臨時禁制令是彰顯法治精神和社會公義，維護警員合法權利。
文章指出，一些反對派和激進勢力，把暴力引入網絡，不斷攻擊警察及其家人，試圖以「恐懼」瓦解警隊守護香港的意志，甚至假借「言論自由」之名美化暴力，這不僅是對自由的最大侮辱，不只是警察群體，對暴力持不同觀點的人，個人隱私亦被公開，認為對有關行為已「是可忍，孰不可忍」，呼籲社會應理直氣壯地抵制暴力、挺警護警，保護和尊重其家人。
另外，文章批評有反對派認為，臨時禁制令會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的工具，妨礙新聞採訪，影響市民監督警員的行為，指「如果這不是無知，那就是別有用心」，認為他們假借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之名來干預司法；並舉例提及有報章上月同樣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披露及發布員工個人資料，當時他們並無以同樣理由提出反對，可見其擔心的是失去攻擊警察的網絡通道。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191027/s00001/1572143435729/%e4%ba%ba%e6%b0%91%e6%97%a5%e5%a0%b1-%e9%ab%98%e9%99%a2%e9%a0%92%e7%a6%81%e4%bb%a4%e7%a6%81%e9%a8%b7%e6%93%be%e8%ad%a6%e6%98%af%e5%bd%b0%e9%a1%af%e6%b3%95%e6%b2%bb%e5%85%ac%e7%be%a9-%e6%89%b9%e5%8f%8d%e5%b0%8d%e6%b4%be%e5%81%87%e5%80%9f%e6%96%b0%e8%81%9e%e8%87%aa%e7%94%b1%e5%b9%b2%e9%a0%90%e5%8f%b8%e6%b3%95
文章指出，一些反對派和激進勢力，把暴力引入網絡，不斷攻擊警察及其家人，試圖以「恐懼」瓦解警隊守護香港的意志，甚至假借「言論自由」之名美化暴力，這不僅是對自由的最大侮辱，不只是警察群體，對暴力持不同觀點的人，個人隱私亦被公開，認為對有關行為已「是可忍，孰不可忍」，呼籲社會應理直氣壯地抵制暴力、挺警護警，保護和尊重其家人。
另外，文章批評有反對派認為，臨時禁制令會成為打壓新聞自由的工具，妨礙新聞採訪，影響市民監督警員的行為，指「如果這不是無知，那就是別有用心」，認為他們假借新聞自由及公眾知情權之名來干預司法；並舉例提及有報章上月同樣取得臨時禁制令，禁止披露及發布員工個人資料，當時他們並無以同樣理由提出反對，可見其擔心的是失去攻擊警察的網絡通道。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191027/s00001/1572143435729/%e4%ba%ba%e6%b0%91%e6%97%a5%e5%a0%b1-%e9%ab%98%e9%99%a2%e9%a0%92%e7%a6%81%e4%bb%a4%e7%a6%81%e9%a8%b7%e6%93%be%e8%ad%a6%e6%98%af%e5%bd%b0%e9%a1%af%e6%b3%95%e6%b2%bb%e5%85%ac%e7%be%a9-%e6%89%b9%e5%8f%8d%e5%b0%8d%e6%b4%be%e5%81%87%e5%80%9f%e6%96%b0%e8%81%9e%e8%87%aa%e7%94%b1%e5%b9%b2%e9%a0%90%e5%8f%b8%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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