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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November 22, 2019

[端新聞], 觀點, 秦逸渢:緊急法違憲——法庭說了什麼?人大會釋法嗎?

【作者按】:香港及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高等法院對《禁蒙面法》違憲的判決,以及其後全國人大法工委對此作出的批評。然而,判詞全長106頁,當中牽涉複雜的法律概念,對於想了解高院判決理據的普通市民,相信是頗為吃力。網上流傳許多判詞的「節錄」,本意是為了促進大眾討論,但礙於篇幅精短,恐有斷章取義之弊端。有見及此,我希望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識,普及公眾對於法律爭議的認知,讓公眾在日後討論事件時能多一份參考資料。

港澳辦和全國人大法工委先後就高等法院對《緊急法》和《禁蒙面法》的裁決表達不滿,指判決「嚴重削弱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究竟香港法庭說了些什麼,認為緊急法和禁蒙面法違憲,而全國人大又為何認為判決不符合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的決定呢?

這次針對《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以下簡稱「緊急法」)和《禁止蒙面規例》(以下簡稱「禁蒙面法」)的司法覆核,覆核理由有五個之多,但比較重要的有其中兩個。本文就這兩個理由作詳細的解釋。

背景
這次司法覆核的爭議點主要有二:

1、特首會同行政會議(行會)繞過立法會,根據《緊急法》在出現「危害公安」的情況時立下禁蒙面法。《緊急法》有沒有違反《基本法》訂下有關行政和立法分權的憲制秩序?

2、《禁蒙面法》對各種公民權利的限制是否合理?

在此,我們首先須要理解《基本法》、「條例 (ordinance)」和「規例 (regulation)」的分別。《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制度性文件,在所有香港法律中擁有最高地位,任何違反《基本法》的法律,都是違憲無效的。《基本法》下有各項「條例」,「條例」是經立法會審議通過而訂立的。而一些條例會授權政府部門或法定機構訂立附屬法例,也就是「規例」。換句話說,在立法會經某條例的授權下,行政機關是有訂立規例的附屬立法權力的。

而《禁止蒙面規例》就是根據《緊急情況規例條例》訂立的附屬法例。



《基本法》只賦予立法會行使立法權;立法會不可通過法例給予特首會同行會立法權力。

這是《緊急法》違憲的原因。

雖然《緊急法》只授權特首會同行會訂立附屬法例,但法庭認為不應看其名,而應看其實。如果《緊急法》實質上形同賦予特首訂立法例的權力,那麼就會違反《基本法》,因為這等同賦予行政機關立法權力,但是《基本法》只賦予立法會立法權力,而行政機關則是負責擬定並向立法會提出法案和議案、簽署或拒絕簽署已通過的法案以及訂立附屬法例。

法庭認為,雖然字眼上《緊急法》只是授權特首會同行會訂立附屬法例,但實質上《緊急法》如同授予行政機關立法權,藉以訂立一條全新的法例,因為:

1、一般情況下,經立法會審議並通過的條例 會先就某個別事項訂下附屬立法的大原則,然後交由某行政部門或機構制定附屬法例的細則。例如《香港鐵路條例》會詳細列明並授權港鐵公司為了什麼目的訂立《港鐵附例》,比如說規管鐵路範圍內進行的廣告宣傳,限制公眾進入鐵路範圍的日子和時間等。但《緊急法》卻沒有給予任何制定附屬法例的範圍或指引。這一點《緊急法》與其他授權行政機關進行附屬立法的條例構成「根本性的分別」。

2、《緊急法》授予特首會同行會的權力非常廣,容許特首會同行會「訂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3、《緊急法》下,特首會同行會只要認為屬「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的情況時就可以使用該法。這次「禁蒙面法」就是林鄭認為在「危害公安」的情況下訂立。然而,「危害公安」的意思可以非常闊,而且只要特首認為當下情況屬於危害公安即可。

4、任何根據《緊急法》訂立的附屬法例甚至可以修改,增加或廢除任何條例。然而,《基本法》並沒有賦予特首會同行會修改或廢除條例的權力,此權力是賦予給立法會的。政府一方在庭上指出,英國和澳洲也有類似擁有修改或廢除法例權力的附屬法例,而這些法例並沒有被判違憲。但法庭認為,香港在《基本法》下的憲制不同於英國和澳洲,後兩者在「議會主權」(parliamentary sovereignty)的傳統下,國會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因此甚至可以自我削權,授予行政機關修改或廢除法例的權力,但在香港,《基本法》是最高法律,任何法例也不可抵觸《基本法》。再者,《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28(1)(b)條也清楚說明:「附屬法例不得與任何條例的條文互相矛盾。」

5、《緊急法》授予特首會同行會權力對干犯者制定「任何刑罰及制裁」。這也違反了《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28(1)(e)條對附屬法例的規範,即罰款不超過$5,000,監禁不超過6個月。

6、《緊急法》下訂立的附屬法例不設有效限期,也沒有機制作定期審視,直至特首會同行會下令廢除為止。雖然立法會可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34(2)條修改或廢除任何已訂立的附屬法例,這些修訂沒有追溯效力。例如說,政府引用《緊急法》制定附屬法例《廢除小販牌照規例》,即使其後《廢除小販牌照規例》被立法會推翻了,小販牌照也不會復活。換言之,立法會的修訂權不能有效制衡行政機關附屬立法的權力。

基於以上原因,《緊急法》實際上是賦予特首會同行會猶如立法會般的立法權力,一旦動用,就如使行政部門變成香港的另一個立法機關,而且不受任何程序監察和審視,很大程度地削弱,甚至是架空立法會的職權。

另外,法庭也注意到兩個於殖民地年代有關《緊急法》的案例,而這兩個案例也指出《緊急法》沒有僭越當時立法局的權力。但法庭指出殖民地時期,立法局只屬咨詢性質,港督享有通過或拒絕通過任何法案的最終權力,而1997年主權移交後,整個憲制秩序已大為不同,《基本法》是香港法律制度的基石,而《基本法》下,立法會的職權跟以前不同,是特區唯一的立法機關,特首只有簽署或拒絕簽署法案的權力。而且,若行政立法就法案僵持不下的情況下,特首最終必須下台。因此,法庭認為在特區的憲制下,《緊急法》屬於違憲。

然而,須要注意的是,由於今次《禁蒙面法》是基於「危害公安」(public danger)的情況下訂立的,因此今次判決也只就林鄭在「危害公安」的情況下動用《緊急法》裁定違憲。法官明確指出,他們不排除在「緊急情況」下,特首會同行會在不違憲的情況下動用《緊急法》的可能性,所以嚴格來說,政府仍可能在「緊急情況」 (occassion of emergency)下動用《緊急法》進行附屬立法,《緊急法》並未完全廢除。

由於在危害公安情況下動用《緊急法》進行附屬立法是違憲的,因此透過《緊急法》訂立的《禁蒙面法》亦屬無效。

《禁蒙面法》不合理地限制市民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私隱等權利和自由?

雖然上述理由已令《禁蒙面法》失去法律效力,但法庭仍然繼續審視,如果《緊急法》沒有違憲的話,《禁蒙面法》本身對公民權利和自由的限制是否合理。

必須說明的是,絕大部分的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示威、新聞、出版、宗教等均不是絕對的,在平衡社會利益下可以作出合理程度的限制。任何限制自由和權利的政策均須要合乎「比例原則」(proportionality),即:

1、該政策是為了達成一個正當目的(legitimate aim),例如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衞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

2、該政策與貫徹該正當目的之間存在合理關連 (rational connection);

3、該政策造成的限制與該目的是否相稱 (no more than reasonably necessary for that purpose);及

4、該政策是否已就政策帶來的社會利益和對權利的限制作出合理平衡,且不會對個人造成不能接受的嚴苛負擔。

《禁蒙面法》第3條

《禁蒙面法》第3條禁止任何人身處以下活動時,使用相當可能阻止識辨身份的蒙面物品:

1、非法集結; 2、未經批准的集結,即沒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 3、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公眾集會;及 4、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公眾遊行。

法庭認為禁止在 (1) 非法集結中蒙面是合乎比例的限制,但在(2)、(3)、(4)則不是。 《禁蒙面法》第3條顯然限制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示威和私隱的權利和自由。接下來,我們套用以上的「比例原則」,來審視這一個限制是否合理。

首先,法庭認為《禁蒙面法》是為了達到兩個正當目的:一,禁止蒙面具有阻嚇作用;二,禁止蒙面有助執法、調查和起訴工作。這些均是關乎維護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正當目的。而法庭也注意到,過去幾個月社會接連發生蒙面示威者使用武器衝破警方防線、堵路、襲擊投訴堵路的司機、毀壞公共設施和建築物、焚燒公共財產、向警方和地鐵站投擲汽油彈、破壞商場、店舖、銀行、餐廳、破壞紀律部隊宿舍、癱瘓公共交通,以及騷擾和攻擊持不同政見的普通市民,故此維護公共秩序和協助執法工作顯然是個正當目的。

再者,法庭也同意《禁蒙面法》與以上兩個正當目的有合理關連。蒙面有壯膽的作用(emboldening effect),令人認為作出犯罪行為也不會被追究,也令警方更難識別蒙面示威者的身份。《禁蒙面法》訂立後,較溫和的示威者會因為不願違法而停止蒙面,也鼓勵他們遠離激進示威者,從而達至阻嚇作用。另外,禁止蒙面也能協助警方辨認示威者身份,此對執法、調查和起訴都非常重要。禁止蒙面也可讓警方分別溫和和激進示威者,更針對性地使用各種人群管制裝備。無論《禁蒙面法》的實際效用如何,也與該法與正當目的的合理關連問題無關。

但是,就相稱性而言,法庭只認為禁止在非法集結中蒙面是合乎比例的限制。根據《公安條例》 第18(1)條的定義,非法集結是指「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和平集會與可能危害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集結是有明顯分別的,公民結社、集會、遊行和示威的自由並不包括任何有暴力意圖的集結。如果不維護公共秩序,其他公民也不能在混亂狀態下行使上述權利。故此,禁止非法集結的示威者蒙面雖然對示威者的言論、集會、私隱等權利和自由造成限制,但這些限制是合理的,也不會示威者個人造成嚴苛的負擔。

相反,未經批准的集結或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遊行可以是絕對和平的。禁止和平集會遊行人士蒙面直接侵犯了他們的私隱權和言論自由。再者,就其他議題例如LGBT,勞工或移民權益的集會遊行中,參與者可能有絕對合理的原因不公開自己的身份。《禁蒙面法》第3(1)條全面禁止參與者在任何集會示威蒙面,而且沒有任何機制可以逐案評估該集會或遊行演變成暴力衝突的風險。更甚是,《禁蒙面法》第3(1)條的字眼說明,任何人只要「身處」(而不是參與)該集會或遊行並且蒙面即可能干犯罪行。而《禁蒙面法》第4(1)條所指對蒙面物品的合法權限和合理辯解的範圍也沒有清晰界定。基於以上原因,法庭裁定禁止在未經批准的集結或有警方不反對通知書的集會遊行蒙面對公民權利和自由構成不相稱的限制,屬於違憲。

《禁蒙面法》第5條

《禁蒙面法》第5條訂明,如任何人身處公眾地方並使用蒙面物品,而警員合理地相信那蒙面物品可以阻止辨識身份,警員就可以截停該人,並要求該人除去該蒙面物品。如果那人沒有遵從警員的要求,即屬犯罪,而警員可以除去該蒙面物品。

《禁蒙面法》第5條顯然限制了人身自由,而法庭的結論是,該限制是不合乎比例的。

首先,法庭再一次同意要求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是為了達到協助執法、調查和起訴工作的正當目的。就合理關連而言,法庭基於與以上第3條相近的理由,也裁定要求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與協助執法、調查和起訴工作有合理關連。

但是,法庭再次認為要求在公眾地方除去蒙面物品構成對人身自由不合乎比例的限制。第5條不只適用於公眾集會或遊行,而是適用於任何公眾地方,而且任何級別的警員均可行使此權力。第5條適用於任何人、任何類別的蒙面物品,而且只要警員合理地相信該蒙面物品可以阻止辨識身份便可,沒有任何附加條件對人身自由作出保障,例如警員須有合理懷疑該人已經觸犯或者將會觸犯罪行,或者須證明該人蒙面的意圖是隱藏身份。因此,法庭認為《禁蒙面法》第5條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超出合理範圍,乃屬違憲。

人大法工委和港澳辦為何作出批評?
高院作出裁決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批評,「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只能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判斷和決定,任何其他機關都無權作出判斷和決定」,認為高院的判決「嚴重削弱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應有的管治權,不符合香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港澳辦也作出類似的批評。

法工委的理據是,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曾於1997年就《基本法》曾經作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160條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該《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已經判定《緊急法》符合《基本法》,並採用為香港特區法律。香港法院只有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並沒有宣佈法例因違反《基本法》而無效的「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 權力。

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

香港法院的解釋權經《基本法》第158(2)確立: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對本法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

第158條說明,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確有對《基本法》的最終解釋權,但香港法院也有權解釋屬於在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基本法》條款以及其他《基本法》條款。只有當案件須要對「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香港法院才必須請求釋法。

法工委引用1997年的《全國人大常委決定》中,第四段也指出:

「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自1997年7月1日起,在適用時,應作出必要的變更、適應、限制或例外,以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後香港的地位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是次司法覆核解釋的《基本法》條款是否關於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央和香港特區關係?看來不是。本案最主要是有關行政和立法機關職權的條款,屬於在香港特區自治範圍內的《基本法》條款,並不涉及國防、外交等外交行為,也不涉及中央與香港關係,故香港法院對其具有解釋權。

解釋權包括違憲審查權?

然而,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理應也包括違憲審查權。

《基本法》第160條訂明: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時,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宣布為同本法抵觸者外,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如以後發現有的法律與本法抵觸,可依照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也就是說,全國人大常委的確有判定香港原有法律是否與《基本法》抵觸的權力。但同時,因為香港法律數量之多,普通法案例數之不盡,故此也留下空間和權力給香港法院,在日後的判決中如果發現某些原有法律與《基本法》抵觸,也可以根據《基本法》的程序予以修改或廢除。高院在是次司法覆核中也有提及這一點。

《全國人大常委決定》的第六段重申《基本法》第160條的規定:

「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的香港原有法律,如以後發現與《基本法》相抵觸者,可依照《基本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或停止生效。 」

事實上,在香港特區成立不久,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1999] HKCFA 72中已確立香港法院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權乃包括裁定抵觸《基本法》的法例或法例中抵觸的部分無效的權力。判詞第67段指出:

「在行使《基本法》所賦予的司法權時,特區的法院有責任執行及解釋《基本法》。毫無疑問,香港法院有權審核特區立法機關所制定的法例或行政機關之行為是否符合《基本法》,倘若發現有抵觸《基本法》的情況出現,則法院有權裁定有關法例或行為無效。法院行使這方面的司法管轄權乃責無旁貸,沒有酌情餘地。因此,若確實有抵觸之情況,則法院最低限度必須就該抵觸部分,裁定某法例或某行政行為無效。雖然這點未受質疑,但我等應藉此機會毫不含糊地予以闡明。行使這方面的司法管轄權時,法院是按《基本法》執行憲法上的職務,以憲法制衡政府的行政及立法機構,確保它們依《基本法》行事。」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法院曾在不少案例中對個別法律條文行使解釋權作合憲審查 ,並指示對該等條文予以廢除或修訂,人大常委也從未表示異議。例如在丘旭龍案[2007] HKCFA 50,終審法院裁定《刑事罪行條例》第118F(1)條「非私下作出的同性肛交罪」抵觸《基本法》第25條「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以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1(1)條及第22條有關「享受權力部分區別」以及「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被終審法院廢除。

雖然是次《緊急法》是第一次就整條條例進行合憲審查,但也就是一如既往根據《基本法》第158(2) 及第160條行使解釋權及予以廢除,法工委若因此批評香港法院僭越人大常委的權力,理據欠缺說服力。再者,如果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權不包含違憲審查權,那麼該「解釋權」實質上包含什麼,也不得而知。

另有其因?

筆者認為,高院的判決中,真正與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可能存在明顯抵觸,反而是另一個原因。案中泛民主派議員提出的其中一個覆核理由是,因為《緊急法》容許特首會同行會訂立任何違背基本人權的附屬法例,因此不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條有關緊急狀態措施讀人權基本保障的要求,故此《緊急法》早已於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時根據其第3條被廢除。而即使在1997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本身也被《全國人大常委決定》附件二第七款廢除了,由於《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早已廢除了《緊急法》,《緊急法》也不復有效。

法庭拒絕了「《緊急法》早已被廢除」這個說法,但同意《緊急法》仍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條有關在緊急狀態下對人權基本保障要求的限制,間接承認《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早於1991年修訂了《緊急法》。

被廢除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有何作用?因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是1991年才通過、相對較新的法例。因此,第3條的存在是為了確保在1991年以前已存在的舊法律,不會與新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抵觸。所以,根據第3條,一切舊有法律能夠依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解釋的,便保留;與《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抵觸的,便立刻廢除。其後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即使廢止了第3條,但不能影響其於1991年對《緊急法》早已產生的修訂:《緊急法》的使用需要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限制。

高院判詞的具體影響是,政府日後如果在「緊急狀態」下再次動用《緊急法》(上文已解釋,在「危害公安」情況下動用《緊急法》現已屬違憲,但「緊急狀態」下未必),任何附屬法例仍然必須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5條的要求。相反,人大認為既然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已經廢除了第3條,《緊急法》的使用便不必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故此,高院的判決其實間接同意了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決定》不能復原《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在1991年已經對香港法律作出的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決定》形同虛設。

如此人大常委便有可能就這個問題進行釋法: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決定》是否廢除了《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條任何效力,以至任何受《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限制影響的條例,包括《緊急法》,都能還原至1991年《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通過前的狀態?然而,若將所有法例Control+Z還原到1991年前,《緊急法》可能不違憲了,但副作用是所有跟《香港人權法案條例》抵觸、於1991年已存在的條例都會復活。如此,是否等同間接削弱《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保障?在同一個司法制度內,為了拯救一條法例而保留互相抵觸的法律,引致整個公共法律體系的混亂及不協調,是否值得,必須三思。

不過,即使《緊急法》沒有違憲,除了在非法集結的情況外,《禁蒙面法》也不太可能會足本復活了。

這一次司法覆核會否興起又一股憲制風波仍然是未知之數。但一點比較肯定的是,香港有不少法律人以及投資者仍然對司法機構的中立性抱著很大信心,全國人大常委若然在行使權力時有適當的自我約束,對維持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對中央對港管治和對香港自身均有莫大的益處。

(秦逸渢,港大政治及法律系畢業生,關心時局的香港人)

原文:《秦逸渢:緊急法違憲——法庭說了什麼?人大會釋法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22-opinion-anti-mask-law-consititution-law-hk/?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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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November 7, 2019

[端新聞], 觀點, 李敏剛:在自由與獨立之間,追尋城市的權利

從政權和金融地產資本手中,以公民的身份,奪回治理香港這個城市的控制權,這才是最能理解抗爭運動至今的能量和爆發力的框架。

這篇文章旨在為自六月以來,在香港因為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而連綿至今的民間動員抗爭,提出一個整全而比較有活力的解釋框架。我既是希望嘗試更好地理解這場不好理解的「流水革命」,也是有所倡議。我認為,將它理解為人們追尋城市權利的一場反抗運動,既是合乎事實的總結,也是政治上合宜的路線和發展方向。

我希望對話的,是兩種這次運動中最主要的論述。其一,是把這次運動理解為香港人為自由、平等、民主等核心價值而抗爭,運動的目的也應該是爭取這些價值在香港的落實,所以這是香港的「自由之夏」;但香港應該和中國大陸保持怎樣的政治關係,這種論述是迴避的。其二,是把人們的反抗理解為國族意識的覺醒,根據這種論述,這次運動的本質應是國族主義追求政治獨立的運動。

爭論運動的意義和未來應走的方向,或明或晦,一直都有人在做,也應該是正常不過、不必避忌的。任何一場重要的政治運動,都需要論述來申明意義;必有爭論,也理應百家爭鳴,讓運動的多樣性充份展現。

而且,一場還在進行中的運動,即使多麼「無大台」,都需要有方向。方向變得糢糊,人們的熱情就容易變淡,因為參與的意義開始不明確。必須承認,相比於八月之前,運動今天的動員力量已經減弱。原因有很多。但抗爭開始失去方向,於是行動變得被動,手段也開始變得模糊與過激,肯定是動員力量減弱的原因之一。

要讓運動注入動力的話,是應該更明白地以核心價值為依歸嗎?還是應該更徑直坦白承認這是一個國族獨立運動嗎?我認為,「城市的權利」是一個比這兩個方向更為準確的總結,也是更為踏實而不失理想的抗爭方向。

三個結構性管治矛盾
這得由香港所面對結構性管治矛盾說起。香港管治面對著三個結構性的矛盾。隨著抗爭反修例抗爭自六月以來一步步演化,它們也一步步地暴露出來,成為抗爭者需要直面的高牆。這應該是我們理解這場運動的起點,也是一個必要的回顧。

第一個矛盾是特區政府對民情的低回應度。行政長官並非民選,而為施政立法把關的立法會有一半是功能組別議員,大部分都不是民選,甚至說不上有競爭性的選舉;如果特區政府的決定明顯獲中央支持,他們就會變成舉手支持的機器。所以政府硬推逃犯條例修訂,即使律師、宗教團體、甚至商會都明言有疑慮,六月九日百萬人上街,政府都可以照樣在立法會推進。至了六月十二日,抗爭者佔路包圍立法會,政府才決定「暫緩」修例。

第二個結構性矛盾,就是當北京中央政府的意向和香港的民情相左,特區政府回應的都只會是中央的要求,而不是港人的。七月一日,抗爭者衝入立法會,塗污區徽國徽,寫下「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正是運動的對抗對象已不只是修例,也不只是特區政府,而是中央對香港自治的制宰。

第三個結構性矛盾,是中央對香港的制宰,原來並不只在具體政治制度上,還包括對香港經濟和社會的滲透。七月二十一日,元朗白衣暴徒在港鐵站內無差別襲擊市民,警察不管,而原來事前中聯辦有部長曾在酒會上呼籲元朗鄉紳「保衛家園」。港鐵被《人民日報》抨撃幫助抗爭者逃走後,旋即在大型遊行時關站、讓列車用作運送警察。又如警察衝進新城市廣場內追打示威者,商場被指責不理顧客安全,沒有阻擋警察。

抗爭者至此終於明白到:原來香港人一直最為信任的公共交通和商場,在北京和警察的要求之下,最終都是不能放心倚賴的安全空間。然後抗爭者們開始注意身邊的食肆、商舖的政治立場(是否撐警?還是撐抗爭者?),還有背後的資金來源(是否中資?)。

於是抗爭者開始了一連串的對那些商場、港鐵、還有親中親警的商戶的破壞(所謂的「裝修」),直至今天。破壞當然不能改變權力結構,它們並不令商場或港鐵改變。畢竟當權者(中共、政府、警察)才是他們最終的老闆,香港人不是。但那卻反映了抗爭者被城市空間背叛的怒火。

城市的管治同盟
這三個管治上的結構性矛盾環環相扣。功能組別是用來限制民主派或反對派在議會制衡政府的設計(所謂的「行政主導」),功能組別和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裡大多是商界和專業界別的代表,他們之所以被選中來為政府保駕護航,是因為他們,還有他們背後的勢力——即香港的金融地產資本精英,是中共的統戰對象。

本地的金融地產資本精英一直是中共的同盟。他們在八十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前後接受中共統戰,以向中共投誠,換取中共保證將香港最有利他們的社會經濟結構延續下來。一國兩制的核心精神「馬照跑舞照跳」要維持的「港人信心」,其實就是他們的信心。他們的政治代表,就是坐在大部份選舉委員會和功能組別席位裡的人,還未計算諸多商人親身走入北京的建制架構,成為人大、政協代表。

形象點說,香港現在是由「共產黨」和「地產黨」結盟共治的城市。主權移交以來,雙方合作無間:香港的民主化停滯不前之餘,因為貧富懸殊、經濟成果和社會權力分配不均所引起的社會抗爭,亦都被他們合作一一敉平。每一次的罷工、每一次的鄉村收地抗爭、每一次的社區重建抗爭,都在推土機和政府官員雙向夾擊之下敗陣。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共,從來沒有在幫受經濟壓迫的人民與幫地產商之間猶豫過。

尊嚴:價值的還是國族的?
這個管治同盟帶來的結構性管治矛盾,是理解這場運動的重要脈胳。反修例抗爭起初的動員力,多少是來自對「送中」的恐懼;但政府的傲慢終於激起了人們絕地反抗的情緒。過去人們在政改、在社會保障、在土地住房政策、在城市規劃上,因聲音被無視,而帶來的種種頓挫和失落,都藉這個契機一次過爆發出來。

這是抗爭運動那種強大的持久力、動員力和創造力,乃至「兄弟爬山」、和平非暴力的抗爭者和勇武派「不割蓆」的情感基礎。既然沒有退路,甚至沒有勝算,以武力對抗濫權的警察以至整個輾壓香港人的建制,即使「攬炒」,也沒有甚麼不好了。

不為物質利益,不為個人,沒有退路,只為一同爭一口氣;這是一場尊嚴所在的起義。這是要理解整場運動,最需要把握的核心精神。

文章開首提到的「核心價值」論和「國族獨立」論,都可以視為對這種尊嚴的追求的詮釋。為了捍衛公民自由和權利,威武不能屈,是尊嚴的表現。的確,運動「缺一不可」的「五大訴求」,尤其是最後的「雙普選」,呼喚的都是自由、民主、問責政府這些價值的落實。

另一方面,說爭尊嚴背後是國族或共同體意識的覺醒,也並不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來自梁天琦和本土民主前線的口號,他們追求的正是香港的自主權;「願榮光歸香港」、「香港人,反抗!」這些歌曲和口號,都明白顯示抗爭者執著的甚至願意為之犧性的,是香港或作為香港人的尊嚴。自由和權利的價值,與共同體的意識,都是這場尊嚴之戰的重要內容。

不過,核心價值論的問題在於忽略了這場抗爭中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性。「香港」的身份在這場抗爭運動的情感動員中,是不能被抽空或繞過的。

人們並不僅僅為了正確的價值而出來,同仇敵慨並不是因為抽象的違反權利和不公義,而是當權者傷及的,是「手足」,是「(愛)香港(的)人」。價值認同是身份認同的重要部分,這即使國族論者都不會反對,但價值並沒有取代運動中的共同體意識的位置。

相對應之下,核心價值論往往亦只聚焦在第一個結構性矛盾之上,彷彿只要解決了民主和人權問題,中共對香港的各種控制慾望和手段,都並不是根本問題。尤其是社會和經濟滲透上,只要中資企業是合法進入香港市場,核心價值論對它們佔市場多大的份額,對社會有多大的影響力,都只能失語。

但國族獨立論者,似乎亦沒有很好的面對這第三個結構性矛盾。國族論者的確捕捉到這場抗爭運動中「香港」作為共同體的情感認同符號的重要性。他們比核心價值論者更能正視前面提到的第二個管治的結構性矛盾:香港人的共同利益(common good)是可以和大陸的國家利益(或至少執政黨的利益)有衝突的。他們認為,除非有真正的政治自主性,香港人並不能擺脫被制宰的命運。

現實世界似乎有比獨立更多的選擇。學者方志恆在新近的一篇論文中提出了,我們或許可以用「無國家的國族」(stateless nation)來理解香港人。這場運動一如蘇格蘭、魁北克、加泰隆尼亞的分離主義一樣,追求的是更多的自治和治權自中央政府下放(devolution),而並不一定需要追求自為一「國」(state)。這是一個很有創見的、以具體治理(governance)的視角拆解國族或共同體與獨立的必然關係的分析。

但正如方志恆在論文中倚重的理論家M. Keating在他自己的研究中也有提及,即使是這三個地方的獨派,都追求獨立後和中央維持某種緊密的經貿連繫,魁北克甚至要求和加拿大政府在對外貿易上「聯乘」,自動跟隨加拿大的政策。這是否又是香港支持抗爭運動的人願意接受的立場?

國族論者似乎忽略了現代國家都是鑲嵌在世界市場之中,沒有認真思考資本運作邏輯對地區自主性的限制。中國有著龐大的市場和資本,香港即使政治獨立了,如果經濟結構不變,又將如何阻止金融地產資本繼續和中共的合謀,進而讓大陸支配香港的經濟和社會?

更何況,純粹的拒絕中資,亦解釋不了者們對港鐵和商場的憤怒。那是一種被背叛的憤怒,是因為被信任的(準)公共機構剝奪了本應保護市民的安全空間。港鐵和商場和中資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人們「裝修」的重點。要好好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有一個理解政權如何和資本合謀制宰我們的生活空間的視野。

反抗的城市
我認為這裡我們可以借用「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這個概念,來整合核心價值論和國族論有洞見的地方,並修正各自的盲點。「城市的權利」在六十年代首先由法國哲學家Henri Lefevre提出,之後成為了很多城市社會運動(urban social movement)如住屋權和環保運動的口號。數年前由地理學者David Harvey重新提出,來理解譬如佔領華爾街一類的對抗新自由主義金融霸權的都市佔領運動。

它的洞見是:我們需要認清金融地產資本和政權在城市治理中的同盟關係。大白象基建,還有樓市泡沫,都是新自由主義借用城市空間來解決投資信心危機的方法(泡沫爆破的成本卻由城市人來買單)。被經濟或資本邏輯制宰了的空間,反過來成為政權規訓反抗力量的場地。城市屬於資本家和政權,卻從來不屬於居住在其中的公民。

所以城市人——尤其那些所謂「no stakes」、付不起高房價、面對零散化失去工作保障、營營役役的人民——應該走在一起來反抗。我的解讀是,這其實就是以居民的公民邏輯(citizenship)介入、限制、調控政權和金融地產資本對城市空間的控制。

從政權和金融地產資本手中,以公民的身份,奪回治理香港這個城市的控制權,我認為這才是最能理解抗爭運動至今的能量和爆發力的框架。

香港曾經是、甚至現在也是中國處理資本主義危機的地方:由大白象工程、萬億人工島、借香港公司打入西方高增值科技市場或集資,到承托樓市的熱錢甚至黑錢,都是香港的「功用」。但人民的聲音一直都被主權和資本的聲音蓋過,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

這場抗爭運動追求的,是一個回應民意、保障公民自由和權利、宜居且體現社會正義的城市;這不一定需要政治上的獨立,但必需要承認香港人作為共同體的身份和利益,是能夠反映到城市的治理之中。

反抗的「香港」或「香港人」當然可以被理解由國族意識維繫的共同體。但我們最終關心的,不是香港這個城市的未來嗎?我們覺得風雨同路命運與共的,不就是認同這個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的人嗎?我們反抗的基礎,國族與否,就是這個城市公民的身份。

我認為這個框架的一大優點,是讓我們更完整的看清楚這個城市的當權者是誰——共產黨和地產黨之間的管治同盟——並因而制訂策略。金融地產資本在這場抗爭中並不是旁觀者,他們本就是做成香港管治的三大結構性矛盾的重要角色,沒有他們對香港人的背叛、和共產黨的結盟,香港不會走到今日的光景。他們過往在政制、勞工、社會保障、城市規劃、土地住房以至公共交通上和政權的共謀、對人民的壓迫,都是一步步令香港人走到不得不絕地反擊的爆發。

誠然,在抗爭者們付出血的代價之後,這個管治同盟開始出現裂痕:《人民日報》炮擊李嘉誠和地產霸權,地產界功能組別議員石禮謙則公開表示同情抗爭者的五大訴求。但他們過往的同盟關係,應該讓我們時刻注意。而管治同盟之間的矛盾與分裂,才應該是抗爭中可以博弈的戰略機遇。

在主權以外:城市治理的必要
甚麼是我們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權利呢?就是城市的空間規劃,無論是住屋、還是公共交通、消費生活、文化與社會參與的城市空間,都應該盡量置於公民邏輯——公共控制與監督之下。空間的分配應該尊重社會正義,也應該是以「宜居」為目的。城市研究學者伍美琴就在年初撰文呼籲,思考香港的未來,應該重視城市的空間運用,如何能呼應人的社會與文化需要、尊重人的個性自主發展與尊嚴,正視氣候和環境問題,鼓勵社區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而不是純粹營利導向。

這可以是透過一個足夠民主和問責的政府,在各級政策制定的公民參與,如社區參與式民主規劃;也可以是透過自發的社區行動充權,由溫和到激進可以分別是社區互助經濟(類似現在的黃絲經濟圈倡議),組織行業工會(作為三罷基礎),甚至組織合作社,以至佔領社區空間。

這些抗爭並沒有「革命」想像那麼轟烈,接近「和理非」多於「勇武」,但重要性不減。社會學家Erik Olin Wright稱這種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夾縫蠶食(interstitial)策略」。抗爭成本可以不高,但目標絕對具體明確。民間對城市治理多一分的掌控,就多一分的獨立自主,最終牽動根本性的變革。

無論香港的政治主權誰屬,城市的治理是否能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建構,為公民所掌握,才是香港這個共同體是否能真正命運自主、落實權利與公義的關鍵。抗爭的種種手段,最終是要奪回城市的治理——我認為,這是以追尋城市的權利來反省香港由六月至今的抗爭運動的意義,最有意思的啟示。

這是一個可以讓這場運動持續下去,並發掘除了追究警暴和街壘對抗以外的新抗爭議程的方向嗎?在「五大訴求」之外,如何奪回香港人城市治理的權利,可以是各方共同思考和對話香港未來的一個較有彈性和活力的框架。這裡的勾勒,希望能為運動的進步,帶來一點火花。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06-opinion-hk-city-rights/

Friday, November 1, 2019

[端新聞], 觀點, 解構「福建幫」:從聯誼鄉親到政治動員的鐵軍

被中央領導譽為「嫡系部隊」和「鐵軍」的香港福建社團,究竟是怎樣的組織?

經歷4個多月的反修例運動,「福建幫」在香港似乎有了另一層含義。

8月5日,在福建人聚居、被稱為「小福建」的北角和荃灣發生結黨襲擊示威者事件。網上隨後流傳大量消息,指有「福建幫」號召人馬,襲擊示威者;11日下午,北角出現大批身穿印有「福建人」大字的紅衣人,一名黑衣男子在夜晚的街頭被近十人圍毆;9月15日,北角、炮台山有部分穿白衣、自稱「福建人」的男子襲擊年輕人。

而與此同時,全港最大的福建社團——「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則在反修例運動中多次高調表態支持政府和警察。8月10日,該聯會發起「止暴制亂、反獨保家」誓師大會,號召將「止暴制亂」化成具體行動,又強調「人若犯我,我必自衛」。儘管聯會主席吳換炎 同時強調福建人會「冷靜克制」,又在其後發聲明指聯會與8月11日北角「紅衣人」劃清界線,但仍然無法釋除不少市民的疑慮。

在街頭襲擊示威者的「福建幫」下落不明,不過,浮在水面的「福建社團聯會」到底是怎樣的組織?事實上,它是香港各個福建社團的上層統籌協調機構,直至2019年,這一聯會下轄246個屬下團體,架構龐大,無所不包:以地域來分,涵蓋福建省九個地市的各級同鄉會,無論你來自廈門市抑或后垵村(石獅市寶蓋鎮下的一條自然村),在香港都可找到對應的同鄉會,方便聯絡鄉親;按界別劃分,它又設有體育會、婦女會、校友會、商會等團體。

過去二十多年,福建社團聯會不但數量急增近一倍,資產亦比十年前高升4.5倍,冠絕所有在港省級聯會。在修例風波中,福建社團聯會多次支持政府,成為支持特區政府施政的忠誠力量,並獲得中央肯定。今年5月,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在北京會見福建社團聯會,充分肯定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方面的積極貢獻。 而在9月27日的福建社團聯會國慶酒會上,林鄭月娥則稱讚聯會「全力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共同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成績有目共睹」,並「衷心感谢聯會多年来的努力」。

回顧歷史,在港的福建商會早於1917年設立,最初為維護閩籍商人利益;1939年,福建同鄉會成立,宗旨是是聯絡鄉誼、服務鄉親。在過去百年歷程中,這些同鄉會是如何由聯絡同鄉的組織變成「愛國愛港」的旗幟?回歸之後,同鄉會的數量又緣何膨脹增長,這和香港政協委員近年的考核標準有沒有關係?

端傳媒透過翻閱超過50期的《福建社團聯會會訊》,查閱公司註冊處資料,訪問出版新書《中共對港新統戰》的學者盧兆興及其團隊、專研同鄉會政治的嶺南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袁瑋熙、研究香港福建社群歷史的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永生,以及曾到福建社團做田野研究的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一窺香港福建社團和社群的歷史發展和政治參與。端傳媒曾多次邀請福建社團聯會、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盧文端和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作訪問,均遭拒絕或不獲回覆。

中共對港統戰工作的「輸送帶」
早在回歸前,香港已有多個福建同鄉社團,但當時組織相對鬆散,並無統一的統籌機構。1997年,五個閩籍社團發起會(包括旅港福建商會、福建同鄉會等)和十二個贊助會組成「福建社團聯會」,其時涵蓋123個社團,目標是「擺脫過去侷限於本鄉本土的宗親低於觀念,以便廣泛的社會聯誼,繼續實踐『愛國愛港愛鄉』的理想和責任」。

20年後,2017年,福建社團聯會已發展成包含234個屬會、6大地區分會的龐大組織。根據《中共對港新統戰》作者盧海馳的統計,聯會的主力是各地同鄉會和聯誼會,數目達147個之多,涵蓋福建省9個地方在港的各級(含縣、市、區、鄉、鎮、)閩籍社團組織,分類非常精細,其次是教育組織和校友會(64個)和文化和慈善團體(14個)。

端傳媒翻查公司註冊處資料,發現福建社團聯會在過去十年資產大幅上升,淨資產由2008年的2100萬,增加到2018年的1.16億,位居全港省級同鄉社團之首。值得注意的是,福建社團聯會的會員捐款在重要的政治年份(如2014年和2016年)亦明顯較多。

這一會員捐款的額度不但遠超民主派政黨的收入(2016/17年度,民主黨的全年收入有2300萬),甚至媲美某些年份的全港第一大建制派政黨民建聯的會員捐款——2015年,民建聯的會員捐款有4000萬左右。

表面上,福建社團聯會定位「聯絡鄉誼,團結各界人士,積極參與香港事務」,並非政治團體,不過近年他們的政治參與並不亞於本地政黨。事實上,在福建社團聯會擔當要職的「福建幫」,在中港兩地的政治版圖中都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是《基本法》下港人「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最高權力機構。這兩個機構中,「福建幫」都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在港區全國人大的36個委員中,有9位閩籍委員;在港區全國政協常委的18位委員中,則有3位閩籍委員。

在香港本地政壇,決定特首誰屬的1194個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福建幫」佔了67票。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競選期間專門拜訪福建社團總會。

另外,福建社團亦被認為與國家主席習近平素有交情。習近平在1997年任職福建省委副書記和2001出任浙江省省委書記期間,都曾會見香港福建社團代表團。2014年在「佔中」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見的香港工商專業界人士亦有9位是福建社團關聯人士,會面時,習近平對香港福建社團聯會的榮譽顧問盧文端說:「我看過你在文匯報上的文章。」

「Visible(看得見),prominent(顯著) 和much deeper(更加深入),基本上已不是什麼秘密。」盧兆興博士這樣形容近年中共對港的統戰工作,盧對端傳媒表示,對中共對港統戰工作而言,香港福建社團正是一條「輸送帶」,目標是傳遞中共政策,籠絡港人,發展「愛國愛港」的力量,同時,孤立和打擊政敵。

「自回歸以來他們都一直active(活躍),只不過以前沒有很明顯,現在是越來越明顯。」《中共對港新統戰》的另一個作者盧海馳說。

2019年5月,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吳換炎在北京會見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時發言指出,福建社團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和社會的廣泛讚譽,賦予了「嫡系部隊」和「鐵軍」的光榮稱號。

目標瞄準選舉,防止泛民取得過半議席
翻查福建社團聯會過去20年的《會訊》,回歸前後,福建社團就參與支持中國政府的活動,包括以刊報和書面建議的方式,表達對政府修改《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的支持,同時會發動鄉親做選民登記。2003年,該會組織屬下社團出席維園舉行的支持「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大集會。

不過,從《會訊》的篇幅和內容看到,當近年抗議政府的遊行動員越來越多,福建社團支持政府的反動員亦越來越多。當中,2014年是分水嶺。

2014年,戴耀廷等人發起預先張揚的「佔領中環」運動,促使建制團體在8月舉行史無前例的萬人遊行和街站聯署行動,福建社團就是「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發起團體之一,該會名譽會長洪祖杭和時任聯會主席吳良好據報私人捐款300萬元和200萬元。為籌備遊行,福建社團更專門設立指揮系統,聲稱動員4萬多鄉親報名參加。在聯署運動中,福建社團聯會亦派出4000名義工,設立100多個街站。

根據盧海馳的整理,大聯盟共有1528個團體聯署,其中福建團體佔了216個。

2016年,梁頌恆和游蕙禎宣誓風波後,福建社團有份組成「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和「反港獨,撐釋法」,舉行萬人抗議大集會。

來到此次修例風波中,福建社團聯會也積極投入參與。早在4月16日,4個福建社團已成為「萬眾同聲撐修例公義組」的支持團體。5月,主管港澳事務的政治局常委韓正在北京會見了福建社團聯會,充分肯定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在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方面的積極貢獻。其後,福建社團聯會積極投入到修例風波的輿論戰中。

在7月、8月和10月舉行記者招待會,福建社團聯會譴責示威者暴力衝擊立法會、在機場「非法禁錮」和「圍毆」內地記者,以及支持「止暴制亂」和政府立法《禁蒙面法》。在建制派發起的7月20日「守護香港集會」和8月17日「反暴力,救香港」萬人集會,不少福建社團都積極參與。

除了發起撐政府、撐警察的政治動員,福建社團亦積極為建制派的議員助選,在香港的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中扮演重要角色。

盧兆興指出,像福建社團這樣的「愛國愛港」團體與內地統戰機構最大的不同是,他們要負責選舉的工作。「香港的選舉每幾年一次,選舉好重要,在統戰角度來講,統戰的目標是防止泛民在立法會拿到一半的議席,防止泛民在十八區拿到更加多的議席。」

《會訊》記錄各福建社團助選候選人的情況。端傳媒翻查《會訊》的圖片分辨,各個福建社團在2015年民選區議會有競爭性選舉(即不包括自動當選)的365個選區中,至少為34位「愛國愛港」的候選人助選,當中24位當選。另外,現時立法會35位地區直選的議員中,起碼有10位建制派的議員獲得福建社團的助選。

在助選活動中,義工至為關鍵。選舉前夕,福建社團會專門召開義工團體助選會議,由中聯辦官員出席支持,又會舉辦義工培訓班,訓練義工助選技巧。2016年立法會選舉期間,福建社團聲稱共派出7000多名義工在各區助選。在其後的2018年立法會補選,福建社團聯會亦為民建聯鄭泳舜,以及報稱獨立但獲建制派支持的建制派陳凱欣助選,其後兩人分別當選。

鄉親如何被動員起來呢?盧兆興和盧海馳指出,一方面,「福建人的鄉情強,政治動員和選舉的能力都很強」,而另外,福建移民到香港後,福建社團會幫助他們適應香港,如協助申請公屋等福利,令他們成為動員和支持的基礎。根據他們統計,北角的七個選區的區議員目前都由「福建幫」囊括,外人根本難以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蔡玉萍指出,這些福建社團掌握很多會員名單,他們很積極利用這些名單發送信息,令缺乏其他渠道接收時事訊息的老一輩福建人,容易信服政府和親建制的論述。

歷史的偶然:中共吸納邊緣化的福建社群
福建社團近年以支持政府的政治參與而令人印象深刻。追溯源頭,這一「愛國愛港」的傳統歷史悠久,可以從二十世紀初說起。

樹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永生羅永生介紹,二十世紀初已有大批福建人聚居香港。有感於在廣東人為主的香港言語不通,福建鄉親需要凝聚力量,互相幫助,於是紛紛成立同鄉社團。當中,較為代表性的是1917年成立的旅港福建商會,1926年成立的福建體育會和1939年設立的福建同鄉會成立——這三大福建社團,就是1997年福建社團聯會的三個發起會。

這些福建社團成立後一直與中國政權關係密切。當中,福建商會和福建同鄉會首先支持國民黨,但均在中共建國後靠攏新政權,在會址掛上五星紅旗,扮演重要的半官方角色。

「1949年之後,中共建立政權,同東南亞很多國家都沒有外交關係,這些商會、同鄉會就扮演某些渠道。」羅永生說,歷史上福建人多到東南亞國家謀生,但基於中國的外交孤立,兩地不能直接來往,香港的福建同鄉會就作為橋樑,發揮通郵、匯款、匯物資和安排見面的作用,突破冷戰陣營的邊界。

另一方面,1950年開始中港政府關閉邊境,兩地需要批准才能往來。羅永生稱,當時福建人前往香港和合法移民的審批較嚴,但香港的福建社團可以作為中介機構,容易安排福建人來港和家庭團聚。

蔡玉萍說,當時中國政府進行「有系統的政治計算」,不會批准所有的親屬都來港,因為若全家人都在海外,就沒有人寄送中國需求的外匯和物資了。

翻查資料,1949年後福建社團還開辦香港至福建的包機航班和客輪航線,組織商貿代表團參加廣州交貿會和回鄉考察團,又從事中國貿易,將國貨帶出世界市場,在冷戰時期打破中港和中國與世界的壁壘。

在這期間,福建社團的政治參與並不為人熟知。不過,在1967年左派發起的六七暴動, 有不少福建社團參與的記錄。位處北角英皇道僑冠大廈的福建同鄉會當時曾聚集左派工會份子,英軍甚至一度派直升機在大廈天台降落,攻入同鄉會。當時,旅港福建商會創立的福建中學亦被港英政府視為「左校」和「顛覆基地」,曾密切監察和大舉搜查,一度搜出爆炸品。

來到七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福建移民進一步增加,福建社團亦隨之壯大。除了服務新來港的福建人,福建社團還擔當起經貿角色。當時,福建官方無論是來港考察,還是設立公司,都會拜會香港的福建社團,保持緊密關係,而香港的福建社團亦組團回鄉參觀、投資。

蔡玉萍說,八十年代中國官方很積極聯繫海外華僑,同時為他們開放政治渠道,省市政府會授予這些海外華僑政協身份。她指出,當時在香港眾多社群中,福建社團的政治和經濟勢力都是最弱的,但相對中國大陸來說他們都有價值。

「我覺得是歷史的偶然,中國需要在香港統戰,但是潮州、上海(那些菁英)早些時候就讓港英政權吸納。福建社群其實比較邊緣化,所以被中共吸納了。」蔡玉萍說。

翻查資料,現時福建社團的領袖多有相似的人生軌跡:早年從內地來港,在改革開放後到內地投資。「福建幫」的大佬、現任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施子清50年代來港,曾擔任小學老師,但在80年代就到福建投資,成片開發泉州成洲工業區。現任聯會榮譽顧問盧文端在50年代來港,70年代創立榮利集團,1976年回廣東開設廠房。而現任聯會主席吳換炎八十年代來港,其後亦到深圳開設五金廠。

盧兆興說,從統戰的角度看來,福建社團貢獻了中國改革開放,被中國官方吸納他們參與政治是理所當然的。到八十年代,這些「愛國愛港」人士亦被動員支持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其後亦參與基本法草擬過程,其領袖擔當臨時立法會、港事顧問、區事顧問等職位。

「你看歷史就看到(愛國愛港團體和人士)一直在部署,但九七之後是一直壯大。」盧兆興說。

同鄉會數量增加,因為地方政府和政協評核?
愛國愛港力量在九七後一直增長,福建社團只是其中一個案例。類似的省級同鄉聯會,香港起碼還有七個,包括廣東、江蘇等,底下的各地同鄉會與日俱增,越來越精細。

嶺南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袁瑋熙統計發現,同鄉會的數量在回歸後增幅「驚人」,九七年前香港有250個同鄉會,但九七年之後新增了200多個,回歸20年的數字可以與155年的殖民時期相提並論。

他發現,同鄉會成立的年份都與重要的政治年份有關,1997年、2008年和2015年都是增幅明顯的年份,分別有14個、28和18個。

「回歸是一個政治機會,廣東和福建社團聯會就在那時成立。2008年很有趣,可能因為北京奧運,強國崛起,需要(同鄉會)發聲。當時習近平做國家副主席,主管港澳事務,所以要壯大愛國群眾。到2014、15年很明顯是佔領運動,要壯大群眾力量抗衡。」袁瑋熙說。

袁瑋熙相信,同鄉會的成立與地方政府要在香港建立關係也有關係。「(同鄉社團的成立)來自很decentralized(去中心化)的incentive(誘因),並不是中央的命令。當然中央想做,但實質怎樣做要靠地方政府有沒有誘因去推動。」

「很多(地方政府)黨委書記、統戰部書記來(活動)剪綵,這些交流每天都有,你揭開文匯報日日都見到。」袁瑋熙說。

蔡玉萍說,地方政府官員來港時,建議相關人士成立同鄉會;而即便不明言建議,她認為官方是設定了條件(condition):如果你有同鄉會和組織背景,才會授予政協的位置,因此有很多人紛紛成立同鄉會。

袁瑋熙也指出,政協的身分對香港社會菁英很重要,而他們要尋求政協的地位,就要成立同鄉會,或在不同的同鄉會擔當要位;他研究發現,越多同鄉會的銜頭,越容易被選為政協。根據福建社團聯會的統計,該會擁有各級閩籍政協委員合共有700多人。

在香港,做政協意味著什麼?根據維基解密引述政治學者鄭宇碩和邵善波的觀察,在回歸初期,基於避免「違反一國兩制」的指控,作為中國政治體制一部分的港區政協委員鼓勵「在內地發揮作用」,而在香港保持低調,限制評論和參與香港本地的政治事件。

不過,2011年開始,情況有所轉變。時任港澳協調小組副組長習近平在會見港澳委員時說,希望港澳委員「在特區和內地更好發揮『雙重積極作用』」。在2017年訪港期間,習近平又對政協委員在內的愛國愛港人士提出「四個帶頭」,分別是帶頭支持林鄭月娥和特區政府施政;帶頭搞好團結,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帶頭關心青年和帶頭推動香港同內地交流合作。

隨後,這種期待被落實為更具體的「考核」。2018年2月,中聯辦主任王志民會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時,直接明言,政協委員不只是榮譽安排,還是政治表現的評核:

「過去,大家也聽到一些議論,認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都是政治榮譽和政治待遇,只要『進了門』就『穩坐釣魚台』,無論參不參政、履不履職、發不發揮作用,不到齡不到屆就不用退。這都是過時的『老皇曆』了,今後是『一屆一議』。關鍵看作用、看貢獻,看是否能過政治關、廉潔關、形象關,尤其是看在香港帶頭以實際行動落實中央決策部署的作用和貢獻。中聯辦將和大家一道,探索建立完善『一國兩制』條件下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履職評估機制和考核辦法,希望大家多出點子、多提建議,並理解支持和自覺接受考核。」

根據《星島日報》今年5月的報導,區議會選舉來臨在即,政協圈子收到指示要「交人頭」,全國政協委員要找30名「新人」登記做選民,省市政協亦要20人才達標。報導又稱,選民登記工作是政協委員表現評核的一部分,若未能完成任務,政協的履職報告恐怕難以寫得好,對未來連任肯定打折扣。

雨後春筍與青黃不接並存
儘管同鄉社團數量上升,看來聲勢浩大,但其發展不無困難。

一方面,他們的形象可能受政治事件牽連。盧兆興指出,這次事件中福建社群的形象「有改善空間」,因為部分福建人予人鄉情很強、太過建制的形象,惹起示威者不滿。

袁瑋熙表示,據他了解,亦有同鄉會的人不滿這種政治動員的方式,但這些聲音被壓抑了。

此外,同鄉社團還面對青黃不接和活躍人數不多的問題。蔡玉萍認為,同鄉組織的數量多並不代表參與人數真的很多,因為不同組織之間,人數重疊很厲害。以福建社團聯會為例,該會今年有246多個屬會,常常以代表百萬閩籍鄉親自居,蔡玉萍估計真正在政治上活躍的人數只有2000-3000人,當中很多都是年長的人,而年輕人未必受落。她認為,媒體上見到那些最極端的、最熱烈擁護政權的,可能佔香港福建社群百分之一都沒有。

「(年輕一代)覺得(同鄉會)是上個世紀的事,你叫他們參加活動都可以的,但你叫他們搞就未必肯。有些人想透過同鄉會建立某些人脈關係、商業關係,但你有自己的事業,不是做商業的,就未必會投入去搞。」羅永生亦說。

就青年問題,同鄉社團的領袖或者非常清楚,只是未必找到對策。福建社團聯會榮譽顧問周安達源曾撰文指出,同鄉社團普遍存在年紀偏大、較少青年人擔當要職和參與活動的問題,因為同鄉社團一方面仍「保留論資排輩的傳統,不熬到那個份上,是當不了頭的」,另一方面社團活動千篇一律(如鄉親婚喪喜慶),年輕人認為很老土。

周安達源說,2014年後很多同鄉社團都「產生非常強烈的危機感」,而近年來很多同鄉社團都成立青年委員會,但是如何吸納青年來參加同鄉社團活動和成為社團主力,「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除了青年問題,袁瑋熙亦認為同鄉會的政治動員存在壓制自發性的問題。按他理解,這些團體很依賴上面的指令,自發性某程度雖然有,但大家很害怕做錯事,沒上面的指示就不敢自己行動。

「一個強的政治力量一定要自發性存在,這是一個矛盾,雖然你看到他們集會很多人,但這要花很大氣力才可以做,不可以經常都做。」袁瑋熙說。

修例風波至今,建制派的集會看來暫時退出,另一個戰場區議會選舉已經登場。8月,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良好曾稱,愛國愛港陣營必須全力以赴打好選戰,保住區議會選舉的基本盤,而福建社團更會全面動員。

然而,反修例運動讓建制選情面臨重大挑戰,與以往多個選區由於缺乏對手而可以自動當選不同,這一次,全港452個選區都有超過1人參選,就連「福建幫老巢」北角和炮台山區今屆有七位民主派候選人挑戰。其中23歲、來自福建家庭二代的傅佳琳將挑戰曾擔任福建社團聯會青委員主席、民建聯現任區選洪連彬。傅佳琳稱,自己希望代表民主派和「和理非」的福建人先行一步,凝聚大家。

最近,她知道自己的名字亦出現在同鄉社群的聊天群組上,被點名列為黑名單,稱「這群是黃絲曱甴(蟑螂),千萬不能投,是騙你選票的。」對此,她表示選情嚴峻,「同鄉會的力量不可撼動」,只能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為吸引同區的福建人支持,她最近亦學好福建話,努力跟她們溝通。

究竟「福建幫」有多厲害,修例風波又如何動搖他們的勢力,一切將在11月24日的區議會投票日揭曉。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101-hongkong-fujian-associations-analysis/

[端新聞], 觀點, 黎巴嫩 Lebanon, 張育軒:街頭抗爭、總理請辭,黎巴嫩的危機才剛剛開始

儘管民眾強烈要求,但政治人物其實不樂見「推翻重來」,這不單純是因為不願放棄權力,也是因為在黎巴嫩政治體制和國際處境下,難有理想的解決方案。

過去兩週以來,黎巴嫩爆發抗議,要求政府整個下台,抗議規模之大,不僅僅只在有「中東巴黎」美稱的首都貝魯特,甚至還蔓延到了黎波里、納巴提耶等二線城市。大批黎巴嫩人不分教派上街揮舞黎巴嫩國旗,擋住道路、歌唱、演講,推特上也出現「黎巴嫩起義」(#Leban Intifada)、「黎巴嫩革命」(#Leban Thawrah)的阿拉伯文標籤。抗議也延燒到許多擁有黎巴嫩海外僑民的西方城市,聲援國內的同胞。面對這場突如其來,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抗議,黎巴嫩政界試圖安撫群眾,承諾改革,幾乎沒有效果。而筆者截稿之時,總理哈里里(Hariri)在 29 日當地時間下午前往總統府遞出辭呈。

這次抗議的導火線是[黎巴嫩政府內閣[1]傳出計畫要對 Whatsapp 等線上通訊軟體的電話通訊徵收每日 0.2 美元的課稅,可謂壓垮了黎巴嫩人忍耐的最後一根稻草。然而這幾個月黎巴嫩民意對政府的不滿早已逐漸發酵,今年初開始黎巴嫩內閣就傳出因為經濟狀況不佳,必須刪減開支引起各部門的恐慌。安全、國防、外交等單位揚言拒絕成為減縮目標,有黎巴嫩朋友告訴我,大學教師已經開始延遲發放薪水。黎巴嫩央行也傳出美金儲備不足, 9 月中,黎巴嫩的能源業者關閉全國所有加油站,抗議政府暫停提供官方匯率的美元兌換。連英國著名中東記者Robert Fisk 都指出自己在 ATM 領不出美金,顯示黎巴嫩經濟情勢的嚴峻。10 月 15 日,黎巴嫩森林茂密的山區爆發了數十年最大的一場大火,大到連首都貝魯特都看得到煙,而大火立即就凸顯了黎巴嫩消防人力設備的不足。這把火,連同今年一連串的事件將黎巴嫩人推上了街頭和歷史的最前線。

今天,當黎巴嫩的抗議民眾高喊的不是「麵包與工作」,而是「整個政府下台」,在這次抗議之中,不分教派的人們站出來一同抗議「所有教派的政治人物」。這顯示出,危機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而更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更是國際性的。

脆弱的經濟平衡
首先,黎巴嫩的經濟建立在脆弱的基礎上。黎巴嫩面積約台灣三分之一,人口約六百萬左右,高度仰賴外國援助和舉債,政府收稅能力低落。出口競爭力低,80%的物資仰賴進口,根據 OEC 數據,2017 年黎巴嫩的入超約 170 億美元。黎巴嫩的 850 億美元的公共債務比例約世界第三,是其 GDP 的 150%,僅次於日本跟希臘。

與高額的公共赤字掛鉤的是黎巴嫩的「固定匯率制」(peg),1980 年黎巴嫩鎊兌美元從 3:1 飄升到 1992 年的 2500:1 後,1997 年黎巴嫩決定採取固定匯率政策,將黎鎊與美元定錨在 1500:1。根據 Al-Monitor 解釋,這個方式確保了外國投資人不會因為匯率影響投資。然而為了維持這樣的匯率,重責大任落在了黎巴嫩央行(Banque du Liban)上,意味着黎巴嫩央行必須擁有大量的美金外匯存底。充實存底的方式主要來自於較高的銀行存款利率與借款。

因此,黎巴嫩的經濟「方程式」為:黎巴嫩央行訂定固定匯率穩定投資環境,吸引外國投資與存款吸收美金。政府為了提高公債吸引力擁有較高利率,央行與地方銀行購買大量政府公債,政府再把這些資金投入到能源補貼與基礎建設來穩定社會跟促進經濟發展,經濟發展的表現再回頭吸引外國投資。

這套「方程式」存在兩個缺陷,第一是因為政府公債的高利率,吃掉了大部分的投資,而不是將資金投入在具有生產力的經濟活動當中,而大部分的外國投資又都投入到貝魯特市區的房地產當中。第二,這套「方程式」能運作,必須建立在經濟表現正向的情況下,一但經濟下滑外國投資減少,央行美金儲備不足,就會連帶影響到整個「方程式」的運作。更糟的是,因為黎巴嫩 80% 的物資仰賴進口,而進口都必須採用美元貿易,對內銷售則用黎巴嫩鎊,因此央行維持固定匯率的能力會直接反映在民生物價上面。

從去年底開始,黎巴嫩央行的美金外匯存底就開始下滑,到了今年中只剩 300億 (作為比較,香港跟台灣的美元外匯存底各自都是約 4500 億美元)。開始有民眾抱怨提領不出美金,而黑市匯率開始突破 1600:1,官方擔保匯率的能力不被信任,雪上加霜地觸發更多的信心危機,民眾對黎鎊信心的低落,反過來又導致美元的需求攀升。。

因此,除了去年經濟表現差導致投資信心下滑之外,還有幾個因素打擊了黎巴嫩經濟。包括了敘利亞貿易熱絡,導致美元需求攀高、年中美國對真主黨的制裁擴大到與真主黨有往來的銀行、海外黎巴嫩僑民匯回國內的資金減少,來自海灣國家的投資減少等。

早在 9 月 2 日時,總理哈里里就宣布了國家正進入經濟緊急狀況。10 月 21 日抗議期間,政府緊急推出了經濟改革方案(裁減政府部門、銀行協助減少政府赤字、扶貧借款方案等),但這並沒有打消抗議群眾的疑慮。抗議群眾直指問題的另外一個核心:政治。

失能的教派政治
1920 年獨立的黎巴嫩正值賽科斯-皮克條約(Sykes-Picot Agreement)的那幾年,英法帝國在中東瓜分勢力範圍,黎巴嫩跟其他大部分的阿拉伯國家一樣,雖然沒有直線粗魯的國界,卻仍是帝國主義下的人工產物,國土形狀缺乏任何自然與歷史根據。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黎巴嫩」國土範圍,是黎巴嫩山區的擴大版,往北囊括了黎波里,往南涵蓋到提爾等傳統意義上不屬於黎巴嫩山區的地方,而這些地方都是穆斯林為主,會有這樣的結果,是英法帝國在20世紀初妥協與貪婪的產物。

自古多山的的黎巴嫩向來成為整個地區少數教派逃難的理想地點,黎巴嫩至今官方承認的教派總共有 18 個,在國會享有合法的保障席次,比較為人所熟悉的包括馬龍派天主教、希臘東正、亞美尼亞正教、遜尼伊斯蘭、什葉伊斯蘭、德魯茲等等。黎巴嫩的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教派共治」的大前提下,意即政治權力是根據教派來做分配,即便引入民主選舉制度亦然,議員席次明確分配,即便特定教派得票數再高也是那幾個席次(如什葉派),票數再低還是那麼多席(如馬龍天主)。這種情況清楚地反映在去年的大選當中。

這種教派政治的優點在於每個教派都會分到一杯羹,不至於打起來,缺點是效率低落。然而這種平衡也是有風險,最大的風險在於隨着時間經過,人口結構變更,導致教派平衡失衡, 1975 年開始的黎巴嫩內戰很大原因在此,也讓曾經傲視阿拉伯世界的「中東巴黎」貝魯特一去不復返。1990 的台夫協定(Taif Agreement)重新確認了黎巴嫩的教派政治,調整了議會席次分配。至今黎巴嫩政治仍然依照當年的協議在運作,三個指標性的職位再次確立分配,馬龍天主擔任總統,遜尼擔任總理,什葉擔任國會議長。而今辭職的總理哈里里就是代表遜尼教派。

教派主宰了黎巴嫩的社會與政治,很可以理解為何一些黎巴嫩人想擺脫掉這種政治模式。當一個人擔任某個政府職位並不是因為他的專才,而是他來自哪一個特定的教派,民眾很難對這樣的政府有什麼信心。筆者曾在 2018 年大選圍觀過總理哈里里的造勢場合,生澀的口條很難讓人信服他有能力擔任總理,也無怪乎遜尼派在黎巴嫩政治近年處於低潮。儘管在 2018 年大選當中,新興政黨如 Seeba 黨(阿拉伯語「七」的意思)標榜能力與清廉想要挑戰教派政治,效果仍然有限。實際上即便是新的政黨,個人候選人必須仍是搶奪特定教派的席位。

教派政治的副作用不只如此,一個問題即是所有人都在政府裡面,缺乏問責。例如一個主要教派政黨不可能說自己乾淨清白,因為他在政府也有占了幾個位子。唯一能作為反對派的大概是比較邊緣的小黨,但難以構成真實的問責力量。在黎巴嫩這樣弱政府強教派的地方,宗教團體跟地方社群往往提供政府無法提供的服務,產生惡性循環。再者,大部分能成為一個政黨或教派領導的,通常是教派裡面掌權的是有威望的家族或是個人,意即有能力,特別是金錢能力進行恩庇政治的人,例如總理哈里里的父親就是在沙烏地成功的建築商。這又導致了另外一個問題,「政壇老屁股」很多,政壇世代更新速度極慢。細數今天黎巴嫩政壇幾個有頭有臉的人物,不少都是在 1970-80 年代竄起的人物。總統 Michel Aoun 在 1988 年短暫擔任過總理,貝里的議長一職從 1992 年做到了今天,比王金平還久。或者有些政黨或派系有世襲傾向,哈里里作為黎巴嫩遜尼派領導人,上一個領導人正是他的父親。德魯茲社群為主的進步社會黨(PSP)也是由 Jumblatt 父子相繼領導至今。

某種程度上今天黎巴嫩抗議也可以放在全球反建制的脈絡來看,僵化的政治結構和失能的政治人物正受到強烈的質疑,而導致民眾認為只有推翻整個建制,或者換成體制外的人,才有可能做出改變。

國際環境險惡,黎巴嫩能走多遠?
儘管民眾如此要求,各教派與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其實不樂見「推翻重來」,並不單純是因為不願放棄權力,也是因為這在黎巴嫩政治體制內就不是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真主黨領袖 Nasrallah 在 10 月 25 日的演說當中,表示支持改革,但也強烈反對政府整個辭職重選,他認為一旦這麼做將耗時耗力,即便能找出一批「廉潔有效率」的政府官員,也仍要通過教派權力分配這關,曠日費時,而這一拖,黎巴嫩政府又怎麼可能盡快處理經濟困境。

真主黨的發言透露出自己的尷尬位置,以及對抗議的曖昧態度,一方面理解人民有苦衷,一方面又不希望家裡「後院失火」,有傳出真主黨支持者與抗議群眾起肢體衝突,遭到真主黨官方的駁斥。不過不只是真主黨,檯面上的主流教派政黨,恐怕或多或少都有這樣左右為難的心境。

真主黨是黎巴嫩什葉派的民兵組織,在 1990 的台夫協定當中唯一沒有被解除武裝。由於強烈的反以立場加上與伊朗的緊密關係被以色列跟美國視為眼中釘。真主黨也是黎巴嫩政治體制的合法政黨,擁有 13 席國會席次,與馬龍天主的自由愛國運動黨為同一個政治聯盟。由於真主黨的存在,黎巴嫩實際上是雙軍隊制,戰鬥力低落的國防軍負責基本安全,真主黨則負責抵抗以色列的騷擾及入侵,2011 年之後,更因為敘利亞內戰的關係,派成員到敘利亞協助政府作戰,同時也負責兩國之間的邊境安全。

因此,黎巴嫩政府、真主黨和敘利亞政府實際上處於微妙的合作關係。敘利亞內戰爆發以來,黎巴嫩至今承接了約 150 萬名難民,對於一個只有六百萬人口的國家,壓力巨大,也無形中擠壓了不少黎巴嫩本身就捉襟見肘的社會資源,黎巴嫩社會對這群鄰居難民雖是盡力協助,但也希望他們能早日回家。有報導這次抗議中也有敘利亞難民低調的身影,對他們來說,黎巴嫩經濟不好,難民的處境只會更差。

當美國人制裁起真主黨的同時,不僅僅是給黎巴嫩銀行業業務造成打擊,無形中也挑動了這層微妙的關係。對於黎巴嫩來說,既能跟西方做生意,又能跟敘利亞打交道,收得了沙烏地房產投資,也處理得了伊朗給真主黨的援助款,左右逢源,才是生存之道。今天華府要黎巴嫩政府「斷捨離」,令人左右為難,可能傷害原本就脆弱的黎巴嫩經濟,也不顧敘黎的邊境穩定,一如美國政府要求伊拉克停止購買伊朗電力開不了冷氣,要在夏天活生生地把伊拉克人熱死一樣。

隨着哈里里辭職,抗議聲浪暫時消減,讓國家有了些微的喘息空間,但黎巴嫩如不認真改革,減少貪污腐敗、投資有生產力的產業、創造就業機會,黎巴嫩這次所引發的政治與經濟雙重危機,就遠遠還未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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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31, 2019

[端新聞], 觀點, 買不起食物、沒有藥物、在加油站排長隊:一位委內瑞拉記者眼裏的日常

編按:委內瑞拉記者 María Ramírez Cabello 身邊,已經有十幾個親戚移民離開了這個國家,她也想過離開:買不到藥的時候,排了一夜長隊給汽車加油的時候,汽車被盜的時候,在父親去世的時候……但是,她還是決定留下來,把她看到的這個國家正在經歷的現實,一筆一筆寫下來,讓這個世界讀到。

2019年10月初,一個非常炎熱的日子,早上10點,我手機上的天氣應用程序顯示,温度為31度,體感為36度,天氣狀況為「部分多雲」。風是乾燥的,幾乎察覺不到,沒有一棵樹能讓我遮陰。我不是在公園,而是在一條一公里長的等待加油的隊伍中。在一個石油國家,在委內瑞拉。

這樣的隊伍幾天之前便已經形成了,汽油分發失敗的情況始終未得到任何解釋。我想去的加油站已經關閉了,一如我從家裏到市中心——瓜亞那城(Guyana),委內瑞拉南部人口最多城市——途中經過的大多數加油站一樣。

這並非我第一次經歷燃料危機。大約三個月前,我花了八個多小時排隊;還有一次,我不得不睡在車站外的車裏。一個早上,在經歷了一夜的蚊子和熱浪之後,我收到了官員發給我的一張單據,編號為100:我的加油排位號。

缺乏燃料不僅限制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比如上班和送孩子上學,還影響了公共交通和司機情緒的穩定。司機們在烈日下等了幾個小時,才把車加滿油。

這只是冰山一角。年初,我和丈夫唯一的一輛車被搶了。在這個依靠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幾乎是烏托邦式行為的國家,這是我們送兩個孩子上學的唯一可能。我媽媽的汽車電池也被偷了三次。

而且,儘管我們生活在這個國家最大的兩條河流之間,奧裏諾科河和卡羅尼河,但整整一個星期,我所在的城市的大部分地區都沒有管道供水。在過去的兩天裏,沒有一滴水流到我母親的家裏。雖然全國的一些居住區都有多年嚴格的定量配給計劃,但庫存已所剩無幾,人們也失去了耐心。

穩定的狀態一次次被各種原因打破。因糧食短缺或無力支付;因藥品短缺;因不安全感;因人道主義危機,因不確定的生活。2019年5月,在又一次巨龍式的長隊之後——就像我在2019年10月初經歷的這樣的隊伍之後——我的父親去世了。

我想過要逃離這個國家,但仍然覺得,用我的新聞作品,讓人們看到這種情況是很重要的。在這場戰鬥中,我選擇留下來。

20年的「革命」之後
1998年,委內瑞拉的前總統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承諾了一場「革命」。他的臉出現在各種印刷物中,傳遍了整個國家。公共機構的牆壁被染成了紅色。二十年後,事實表明,「革命」這個意味着深刻變化的概念,已被腐敗吞噬。現實就是證據。

查韋斯總共執政了50天。1999年3月25日,查韋斯將他執政之前的20年定義為「6000天的疼痛和苦楚」,警告說,當時國家的危機是「本世紀最嚴重和最漫長的」。然而,與今天的數字相比,那個時候的數字微不足道。

1999年1月,委內瑞拉的通貨膨脹率升至2.2%;1998年底,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下降1.4%,失業率約為15%。查韋斯說:「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比1978年下降了20%。也就是說,在過去的二十年,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幾乎在以每年1%的速度下降。」查韋斯提出了1999年和2000年的經濟轉型計劃。

在2003年至2004年間,石油價格暴漲,削弱了控制手段,使所有行業陷入了一種消費失控的幻覺。但這種收入上的沉溺,並不長久。接下來,查韋斯做了一個試驗。他加強了國家對公司的管控,使生產工業國有化,並使得工人能夠管理工廠,即便許多工人並無管理能力。

據委內瑞拉工業家聯盟的數據,2002年至2011年間,共有988家公司被徵收。結果是致命的。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便是鋼鐵製造商西多(Sidor)。

在意大利-阿根廷集團德興(Techint)的私人掌控下,西多曾逐漸將自己定位為拉美和加勒比地區最重要的企業之一。西多鋼廠位於瓜亞那城(Guyana),那是我居住的地方,也是全國最重要的金屬工業搖籃。它在2008年4月初被國有化。那一年,它僱傭了近1萬名工人,就在那年前,它的鋼鐵產量創下了430萬噸的紀錄。

如今,西多工人總數超過了1.5萬人,但液態鋼的產量卻在持續下降。2019年的前9個月,西多的液態鋼產量為零。工業相關的非官方數據顯示,在小型工業城市西多爾(Sidor),雖然鋼鐵生產鏈上有各種礦產加工廠,但只有顆粒廠在按其裝機容量的6.3%進行加工。產量下降的同時,通貨膨脹也達到了頂峰,並自2017年11月轉變為惡性通貨膨脹。

在1999年,查韋斯曾說:「請記住,有一些傳言說,如果烏戈·查韋斯獲勝,經濟混亂將會來臨:惡性通貨膨脹,資本外逃,災難。感謝上帝,事情沒有變成那樣,也不會變成那樣。」17年後,這一預測在他的繼任者,2013年開始執政的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身上實現了。

雖然在通貨膨脹的問題的最初,由於委內瑞拉中央銀行信息的不透明,並沒有對其進行追蹤,但在一系列的錯誤政策之後,國民議會終於綜合考量了一系列信息來源的不透明化後作出估計,通脹水平在2018年底,已飆升至1,698,488%。

2019年5月,政府公布了比私人研究的更為保守的數據。官方數據顯示,從物價變動幅度達到三位數的2015年起,通貨膨脹率自180.9%躍升至2018年的130,060.2%。食品通脹高於總體平均水平,委內瑞拉人的錢袋受到了沉重打擊,那時他們連食品都買不起。

西風特斯(Sandra Sifontes),一位44歲的教師,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她一份兼職工作中,她每月的收入大約為3美元,這意味著她工作30天,卻連一公斤肉都買不起。她的日常工作讓人筋疲力盡。她說:「如果我在智利的姐姐不是每個月寄錢給我的話,我甚至都活不下去,我早就該餓死了。」

根據委內瑞拉教師聯合會的計算,2019年年中,委內瑞拉人的最低工資為每月1.6美元,而平均一個家庭的食物的成本就要215.13美元。

價格上漲的同時,國內生產在持續下降。官方數據顯示,2017年委內瑞拉國內生產總值同比下降了15.7%,自2013年馬杜羅當選委內瑞拉總統以來,累計下降了52.3%。在圭亞那等工業地區,經濟低迷導致數十傢俬營企業關門歇業,大量工人失業。為了克服危機,工人們不得不在委內瑞拉亞馬遜地區非法開礦。

國際勞工組織(ILO)最近的一份報告顯示,曾經佔據委內瑞拉出口總額97%至98%、且作為主要外匯來源的石油出口和服務,在2015年至2018年間,下降到了約51%至58%。

生產和出口下降帶來了更大的對貸款的渴望,使得外債規模持續走高。1998年,當查韋斯贏得總統選舉時,外債是399.11億美元。在2015年底,最新的官方數據顯示,債務上升到1388.69億美元,增長了248%。

還是回到1999年,那時,查韋斯說:「一個人負債有很多原因,但債務必須帶來經濟發展和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我們看到委內瑞拉是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近20年來沒有投資。」20年後,債務問題與委內瑞拉的衰落形成了鮮明對比。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議會總統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ó)於2019年1月就任委內瑞拉總統。世界上50多個國家,包括美國,都支持這項決議。另一個左翼組織繼續支持馬杜羅。

在兩位總統的治下,這個國家深陷危機。

沒有玻利瓦爾幣的錢包、沒有藥物的醫院
一天的工作接近尾聲時,拉達(Pedro Rada), 一位來自委內瑞拉南部與巴西交界的邊境小鎮的58歲商人,沒有收到一枚玻利瓦爾幣(bolivar)——委內瑞拉本土的貨幣——作為他工作的報酬。在熟食店和麪包的發票盒子裏,只有巴西雷亞爾(Brazilian reals)和美元。由於經濟危機和委內瑞拉貨幣的劇烈貶值,邊境城鎮和幾乎整個國家都自發地開始使用這些外幣。

如果你來到委內瑞拉,你沒有必要把美元兑換成玻利瓦爾幣。所有地方都接收外幣,甚至在街上的臨時商店也是如此。

在與巴西接壤的邊境小鎮的貨架上,商品上都以巴西貨幣標註。從非正式的商業活動中到在正式的公司,如旅館和餐館,主要支付方式都是雷亞爾和美元。在土著社區,手工藝品也以雷亞爾標價。甚至連馬杜羅政府補貼的食品盒都是用外幣收集的。除了少數幾處商業機構以外,用玻利瓦爾支付的款項幾乎不存在。

在與哥倫比亞接壤的邊境地區,大多數交易都是用哥倫比亞的比索(peso)進行的。而在委內瑞拉其他地方,由於價格不斷上漲,商品主要以美元報價,導致玻利瓦爾的流通進一步減弱。

「當我們用玻利瓦爾幣定價時,我們每天都要需要調整價格。而用雷亞爾報價的話就不需要改變價格了。它為我們提供了非常好的穩定性,以至於人們已經帶着巴西雷亞爾來了。今天,我們還不曾見到一枚玻利瓦爾幣。」一位小店業主說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計,2019年,委內瑞拉的惡性通脹將上漲至10,000,000%。這使得已經失去了優勢的委內瑞拉貨幣,進一步在商業活動中趨於消失。

28歲女子梅迪納(Franyelis Medina)在探望南部家人的時候,遭遇了呼吸衰竭,不得不緊急送往醫院。這名年輕女子經常咳嗽,但她的親戚認為那只是普通感冒。在醫院裏,她被診斷出患有肺結核——一種細菌性感染疾病,會導致咳嗽、發燒、體重下降和食慾不振。如今,這種病與委內瑞拉的營養不良和生活條件惡化有關。

14天後,那是2019年4月19日,星期四,梅迪納在這天清晨,病故了。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病史證實了該醫院一名醫生的說法:這名女孩「沒有接受治療,肺結核感染過度」。

在她去世的前兩天,梅迪納的家人已經擔心會有最壞的結果。「昨天晚上,她抽搐了六次,今天抽搐了四次,因為沒有抗驚厥藥。我去了藥店,但我買不到藥」,她的阿姨說,「每個人都在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

在醫院的急診區,這名年輕女子經常咳嗽,呼吸困難,體重在兩周內減輕了30多公斤,女孩父親說。

雖然這種疾病具有傳染性,但患者並未被隔離。梅迪納被關在醫院裏的時候,她和另外一名同樣患有肺結核的男子一起呆在一間霧室裏,距離醫院急診室的入口大約5米遠,咳嗽得更厲害起來。我見到她時,她就在離我幾米遠的地方。

在附近,患有其他疾病的患者也在等待治療。「她需要氧氣,但是瓶子都被拿走了。醫生說病情已經很嚴重了,但是如果找不到醫生們想要的醫療資源,而且即便找到,價格又實在昂貴,我們該怎麼辦呢?」在認為康復尚有可能的時候,梅迪納的阿姨說道。

埋葬了梅迪納之後,她的父親說,她曾在一個公共社區裏接受了一點治療,因為「醫院裏什麼都沒有,她發作了14次,兩次心跳停止;不得不在這裏治療,但它效果太弱了,成效甚微。」

據委內瑞拉藥物聯盟的數據顯示,在委內瑞拉,80%的藥物在藥店都買不到。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Michelle Bachelet)在2019年3月發表了一次口頭報告,詳述委內瑞拉的情況。報告中,她對於當前危機對於人權威脅的「強度及嚴重性」表示了擔憂。

梅迪納是一家八個孩子中最年長的一個。她的遺體被埋在玻利瓦爾(Bolívar),因為她的家人沒有途徑把遺體轉移到家鄉瓜里科州(Guárico)。

這只是無數個因藥物的缺乏決定了生死的故事之一。當我遇到梅迪納的時候,我還遇到了阿凡達諾(Oscar Avendano),一名38歲的泥瓦匠。

阿凡達諾從委內瑞拉中心來到南部,看望剛生完孩子的女兒。在玻利瓦爾州的南部,金礦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和女婿一起去開採。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來到礦區,進入簡陋的地下通道獲取黃金,然後賣掉黃金來購買食物。

4月15日,星期天,在叢林裏呆了一個月後,阿凡達諾從礦區回到了城市。在這座處於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之中的城市,礦工們來來往往、絡繹不絕,也使得瘧疾病例成倍增加。

接下來的幾天裏,阿凡達諾逐漸衰弱,開始發燒,血液檢測證實了他患上了最具侵襲性的惡性瘧疾。附近城市玻利瓦爾城的醫院,無法對他進行治療。

4月19日,星期四,阿凡達諾抽搐了一下便休克了過去。他的妻子、47歲的家庭主婦努涅斯(Mercedes Nunez)回憶道:「他去採礦,就是因為經濟形勢,他不想成為我們的負擔。他想做點什麼來賺錢,而這幾乎要了他的命。這次來看望女兒真是代價高昂。」

在終於接受了阿凡達諾的勞爾·萊昂尼醫院,醫生告訴這位泥瓦匠的家人,他患了惡性瘧原蟲的一種併發症——腦型瘧疾。「他們在那裏進行了第一次靜脈注射治療,阿凡達諾幾乎沒有睜開眼睛就失去了知覺,」妻子說。

在場的人還記得,醫院住院部的房間供氣不足,浴室漏水,護士們「留着指甲工作……用抹布擦過的地方還是會留下灰塵」。患有呼吸系統疾病、結核病、瘧疾和其他疾病的患者在公共空間「相互關聯」。在8天的住院治療後,阿凡達諾被趕出院了。

醫生解釋說,瘧疾死亡率上升是由於預防政策的失敗和沒有抗瘧藥物。

離開
據聯合國,700萬委內瑞拉人處於緊急狀態。但是,雖然人道主義援助在這個國家非常必要,但與當前的危機相比,由於援助的減少,人道主義援助的到來是不成比例的。

20192月23日,通過哥倫比亞和巴西邊境引進醫療物資和食品的嘗試失敗。但這卻為馬杜羅政府打開了一扇窗,讓他得以接觸聯合國和紅十字會等國際組織的聯合工作。該聯合計劃投入2.23億美金、幫助到260萬人口。可這僅佔委內瑞拉總人口的37%。目標人群由54%的女性和46%的男性組成。大部分援助是針對19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以及受複雜的人道主義危機影響最大的老年人群體。

但是,一些組織警告說,如果這場危機的結構性原因繼續存在,就不會有任何有價值的幫助計劃,因為援助需求將繼續增長。但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得到現任政府的承認。

在我住的公寓樓裏,每層至少有兩套公寓空着。並非為了待價而沽。在每扇大門後頭,都埋藏着數百個關於幾十年前來到這個國家的委內瑞拉人和外國人的記憶,而今他們為了尋找更好的機會而離開這裏。他們希望有一天能夠回來,或者他們在委內瑞拉有親戚,或者他們希望在房地產市場更景氣時出售他們的房產。

聯合國難民署在2019年年中表示,委內瑞拉的出境率「令人吃驚」。根據國家移民當局和聯合國難民署收集的數據,委內瑞拉的難民和移民人數已從2015年底的約69.5萬人激增至2019年年中的4,296,777人。自2018年11月以來,僅7個月內,難民和移民人數就增加了100萬。

絕大多數委內瑞拉人都去了拉丁美洲國家,其中哥倫比亞約有130萬人,秘魯次之,容納了76.8萬委內瑞拉人;智利288000;厄瓜多爾263000;阿根廷13萬,巴西16.8萬。墨西哥和中美洲和加勒比國家也收容了大量來自委內瑞拉的難民和移民。

這些地區的政府已經建立了機制來協調委內瑞拉人的大量湧入,以促進他們在法律、社會和經濟上的融入。此外,2018年12月,聯合國發起的一項針對難民和移民的地區人道主義應對計劃(Regional Humanitarian Response Plan for Refugees and Migrants,RMRP),但是,到目前為止,RMRP只得到了51.3%的資助。

為了更好的未來,我已經有十幾個親戚從委內瑞拉移民走了。不安全感和經濟危機促使了他們的行動。作為醫生、工程師和剛剛畢業的大學生,他們在委內瑞拉無法工作和生活。

在這批移民中,還有數百名外國人,其實是委內瑞拉幾十年前接收的。像露茲(Ana Luz)就是一個智利人,她在我那棟大樓裏住了40年,直到搬到另一個國家和女兒同住。她嫁給了另一個智利人。這個人從未改變過自己的口音,但瘋狂地愛着委內瑞拉,就像千千萬萬曾經因熱愛而願意融入委內瑞拉的人們一樣。

這對夫妻在委內瑞拉出生的兒子留下來了,希望給這個國家做出貢獻。

留在委內瑞拉的人們與走出去的移民之間的關係是完全相互依存的。

一位43歲的老師佩尼亞(Luisa Pernía)告訴我:「岳母得了癌症,父親得了帕金森綜合症。對於正在步入死亡的人群來說,我無法想像比藥物更至關重要的東西,因為人們沒有途徑從國外獲取這些藥物。」由於親屬的健康狀況,她將移民至智利的計劃推遲了一個月。

2018年底,佩尼亞20歲和22歲的兩個女兒移居到了智利。她也已經辦理好了相關手續,並正在出售她在委內瑞拉唯一的資產:一套公寓和一輛汽車。「我不想離開,但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希望了,」她說。

大多在海外的委內瑞拉人,不僅是留在國內的親屬的主要資源來源,還主動為低收入社區提供了食品和衞生支持。

未來在哪?
如今,我在委內瑞拉工作和生活都成了一項「極限運動」。

據委內瑞拉社會研究所的數據報告顯示,在2019年的前9個月,記錄在案的共有430起侵犯信息自由的案件。這一數字遠大於2018年全年共報告的266起案件。媒體被削弱了,在政府圍追堵截的縫隙中,一些記者團體推出了獨立的數字平台,揭露政府腐敗。許多其他的傳統方法仍在努力在沉重的枷鎖下喘息。

我工作了14年的報刊,Correo del Caroni,在委內瑞拉南部是一個信息豐富的媒介,但多年來,這份報紙卻沒有得到刊發和流傳,因為政府壟斷了報紙的銷售。新聞工作室裏,只有三名記者在工作。而在其他地區,供居民了解情況的通訊手段早已銷聲匿跡。

對於這一領域和其他經濟部門,政府的政策一直是:控制和更多的控制。這似乎是無可避免的,但在2019年底,2020年的選舉到來使得立法權的更新迫在眉睫。儘管反對派要求提前舉行總統選舉,但目前政府部門仍未就此達成協議。

未來仍然充滿不確定性。非政府組織擔心,如果不改變政治方向,允許各個領域得到引導,危機將進一步加深。最近的一份由委內瑞拉的主要捍衞人權非政府組織之一的PROVEA發布的報告稱:「石油制裁(毫無疑問是最強大、最具破壞性的手段)自2019年1月才剛剛開始,有力的制裁的實際效果方興未艾。它帶來了一些影響,但遠不夠成為災難性經濟危機的主要推動力。」

我認識的一位護士,曾目睹病人因公立醫院缺乏醫療用品而死亡。我記得,她對我說,這就像委內瑞拉內發生了一次世界大戰。

這是查韋斯在1999年開始他的總統任期時,曾經用過的一個比喻:「『世界危機』一詞的強度並不足以描述我們在委內瑞拉的生活現狀……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被摧毀了,就好像在委內瑞拉有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想,他應該不是看到了20年後的委內瑞拉的現實。

原文:《買不起食物、沒有藥物、在加油站排長隊:一位委內瑞拉記者眼裏的日常》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31-international-venezuela-life-in-crisis/?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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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October 30, 2019

[端新聞], 觀點, 林朝暉、鄭韵儀:為香港破局,中央應先鬆綁政治經濟?

回歸廿年有餘,香港深陷於一個惡性循環:特區政府依賴建制與工商界組成的管治聯盟,這管治聯盟輕易向中央伸手討要惠港政策,制度的既得利益者缺少改革誘因,自然安於現狀;而特區政府多年來由公務員把持,缺少政治及戰略眼光、因循守舊得過且過,貽誤不少改革良機。香港政經發展多年來停滯不前,產業單一和社會不公的情況毫無改進,大眾日積月累的怨氣在政治改革和普選問題上集中爆發。奈何能夠左右輿論的資本只欲保留政治特權、延續經濟利益,蓄意引導錯誤方向、拖慢改革進程,由是今日香港陷入困局、危機頻現。

房價高企、生意難做,推波助瀾的利益集團昭然若揭;能在提名委員或功能組別中對特區決策有重要影響的,坐穩位置的工商界無可推卻; 雖然工商界及建制派坐擁政治特權;但香港的社會民怨爆發,都總會被北京當局歸咎外國勢力策動、混淆「本土」與「港獨」,甚至推塘教育問題來模糊社會不安實況,致使對港部門信息混亂、錯判局勢,試問取信於北京的本地工商界和建制派真能置身事外嗎?

當前局面總有終結之時,關鍵真不是當下如何盡快「制暴」,而是應當要準確理解當前局面不只是由用肢體抗爭的青年造成,而是有著上百萬的跨階層的香港市民默許和容忍的;一批已經不再寄望政府諮詢制度、議會及政黨、及遊行靜坐可以帶來改變希望的香港市民,他們不一定支持暴力,但明顯都盼望改革來臨。如果對港部門誤判以為「時間站在我們一方」,妄求拖字訣換來「治安」,則絕非根治香港管治問題的長治久安之計。此時此刻,我們正站在歷史的分岔口上,要破的不僅是當下危機,更應是沉疴已久的政經結構。

工商染指政治決策?
是次修例風波中,往日慣例「保皇」的工商界卻支吾以對、左閃右避;即使表態,也模棱兩可、雨露均霑。在筆者看來,不能指其變心,只是顯露了資本家的本質。逐利是資本的本性——政治取態的兩面討好正是「不忘初心」、趨利避害的表現。無獨有偶,回歸以來但凡觸及工商界根本利益的政策不是無疾而終,便是難以落實到位。董建華的「八萬五」、梁振英的「港人港地」乃至現屆的「明日大嶼」無不觸瞧;唯大興十大基建、取消遺產稅、停止賣地的曾蔭權在任內安然無恙。

四屆政府三屆遭殃,或許還是一個偶然,但香港的官商勾結結構,卻是歷史延續的結果。在港英政府時期,倫敦當局遠在八個時區以外,主要倚重殖民地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及本地港英政府主導政治秩序。雖然與英國商人及本地華人資本家維持良好關係,但英國本地政治與在港的商業利益關係相對疏離。相反,回歸之後,北京政府和華人資本家利益的契合,令兩方在回歸前開始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攜手維持政治與經濟的穩定局面。本地商賈與內地政圈緊密聯繫,索要優惠政策是商人本色,無可厚非。但以前難以想像本地商人能夠直通倫敦,對管治、用人及經濟戰略步署直接施加影響,而今天格局下,本地工商界門下的大量公關、說客及研究機構,工作就是向北京傳遞信息,由上而下染指香港管治施政、影響本地政治用人,形成穩定的政經利益網絡,令特區處於極其被動的狀態。

因此,一部寫於八十年代的《基本法》,只寫了一句「維持香港安定與繁榮」為目標,就成了工商界長期向北京索要惠港政策堂而皇之的道德理由;而對港府財政的「量入為出」原則,也成為了政府長期卸責於改善落後的社會福利制度來修正市場的籍口。更甚是,港府在欠缺選舉壓力、受中央照顧而免於多次環球經濟衰退下,在推動新興產業的工作上更是遠不及其他「亞洲四小龍」。當歐美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都早在九十年代對市場經濟制度進行自我修正,改善社會福利制度、發展創新產業時,香港仍然停在原地打轉。在「官商勾結」的實情下,每當香港本地有識之士提出全民退休保障、產業發展方向、稅制改革、或重新審視高地價政策時,總會莫名胎死腹中,然後本地財閥、建制友人出面和稀泥,以「大市場、小政府」為由,確保港府將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奉為金科玉律,土地、產業及稅制十年如一日,然後數碼港及科學園的創科遠見和構想,全都成了空中樓閣,零五年以後轉過頭又走回旅遊零售、十大基建的發展老調。枉香港回歸時一手好牌,廿年來全都打爛。

最可怕是香港連制度上的自我修正和制衡能力也不足。工商界力量在港府的諮詢委員會成員比例超過三成以上,再有提委會及立法會功能組別為其特權加持,附上直通北京的不同聯繫,極大地削弱了港府在決策、行動上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隨著其政治影響力的逐步擴大,甚至可越過港府直達中央,影響對港政策。 為了維護其家族在港的長治久安,政治經濟兩手抓,本來無可厚非;但當其副作用已觸及香港管治的根本,三十年來沿用壟斷的方式及擠壓政經空間來維持利益的模式,已經逐漸讓香港市民喪失對這片土地未來的希望和信心。我們此時此刻必須思考,如何在制度上減少既得利益者的影響力,真正替香港鬆綁;重燃社會對未來的希望。

鬆綁三步曲可否解套?
不破不立,當前亂局是危難還是機遇,全在一念之差。香港解局之途,無論是泛民主派一直主張的「實現普選」,或建制派提出的「增加土地供應」,實質上都沒有觸及根本——現時腐朽的政經結構,是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邁步向前的最大阻力。

中央政府實在不應指望,依靠個別地產商捐獻或交出農地的小恩小惠就能改變當前局面。對現存制度小修小補,意圖大事化小,繼續讓工商界精英享有政經特權、兩面沾光,恐怕不足以讓香港年青一代看見未來曙光。即使今天騷亂暫時平息,積蓄的力量也會在日後再次爆發、失控,迫使政府動用更強硬手段。今天的社會怨氣顯然是自2003年至今一直的累積,行動及局面的嚴峻程度也「螺旋式上升」。如果繼續漠視背後的問題癥結,過諉教育出錯或外國煽動,只會令問題繼續惡化;屆時只會使親者痛、仇者快,而財閥全都可以輕易轉移資產,說走就走、全身而退,中央和香港才是最大輸家。

當前,我們看不到港府自行解局的可能性。筆者大膽拋磚引玉,認為應由中央政府在未來十年時間,逐步替香港政治經濟鬆綁。這是作為「一國兩制」負責任的一方的應有之義。

第一,利用內地資源、海外發展機會作為交換條件,逐步稀釋香港本地傳統財閥在本地佔收入比例,減少各大家族對香港政治與經濟的把持。顯然,我們無法割斷北京方面、中聯辦等對港部門與本地工商界的聯繫,也無法要求本地擁有龐大在港得益的財閥們禁止透過政治游說、制度滲透來左右政策,維護或擴大自身企業利益。只有當主要財閥對香港收入比例降低,才會放鬆對本地政治和經濟的全面鉗制,從而釋出政治和經濟創新發展、改變的空間。

再者,本地各大財閥對於香港回歸也作出多年貢獻,中央不宜兔死狗烹;相反,當前國家正面對中美貿易戰,倒不如鼓勵本地財閥增加海外經濟佈局,少讓官媒在內地發表危言聳聽的「徹資論」。讓資本有更長遠的戰略目光預先佈局並非壞事,君不見當下長和系在港收入其實只佔15%左右,而在海外,中國5G通訊在歐洲開展業務都恰恰要依賴其幫助 。筆者認為,這是長和系創辦人敢言說出「黃台之瓜」及勸說港府對青年人「網開一面」的底氣所在。

第二,由特區政府主導,逐步回購社會公用事業,例如隧道、港燈等,建立社會生活的基本保障體制。現行派錢等簡單的轉移支付方式,顯然無法回應核心的社會需要,讓公用事業不應再由私營壟斷才是主要問題。筆者大膽建議成立如同「淡馬錫控制」的國營企業、並受立法會所監督,公共利益回購,保證在這一城市生活的市民的基本尊嚴;在住屋及創科研究等方面,能夠與各財閥共同在市場競價,避免寡頭壟斷。從而,讓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持續自我修正,形成良性互動的循環。

與此同時,過去多年來各大中資機構在港投資金融、房地產,只知稀釋本地和國外的資本比例,但並未對香港市場制度的修正帶來任何幫助。中海外、海航及各類中資機構在房地產市場的積極程度更是與本地房地產商無異;部份國企背景的金融機構、資管公司其唯利是圖的狼性,在市場上的違規表現和腐敗行為,更是令行內側目。只圖染指及參與在本地高度壟斷及壓榨的市場邏輯獲利。 筆者認為,對港部門有必要重新思考國營企業或各類中資在香港的角色和作用。 如果這些國企及中資能夠表現出更多的承擔,能夠在本港協助及配合港府回購各類關乎民生的公用事業,重新奪回基本生活所需,並在私營市場作為一個有社會責任及創新的楷模,真正保障市民的福祉、推動經濟進步,比任何與香港市民「同心同德」的隔空傳話來得實際有用。

第三,當經濟結構逐步改變,本地財閥不再全盤依賴香港、社會煥發新氣象時,應重新思考「831」框架下的提名委員會組成,確保能夠反映當前香港利益格局的結構。 現時,香港市民對工商界的不滿,主要來自於工商界擁有過多政治特權,令普羅大眾的福祉長期被忽視。事實上,並非工商界討厭,而是工商界全由少數房地產財閥壟斷才惹人生厭。筆者打趣問過00後一輩,如果提委會內工商界的代表,有像Go-go-van的創新科技的後起之秀、759的新式零售的創辦人、100毛等的網絡媒體的KOL(關鍵意見領袖)、有像時昌迷你倉此類具有植根於香港擠擁環境特色的另類服務的老板的話,年輕人明顯接受程度急增,而且開會狀況還讓他們有所期待。當工商界不是在零和遊戲中剝削大眾,而是能夠「做大個餅」、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驅動引擎,讓市民切實獲益,這個建基於新經濟基礎的政治結構也必然會被市民廣泛接受。

有部份在京的年青學者曾向筆者表示,北京之所以對普選問題始終遲疑不決或過度謹慎,並非對「民主」感到恐懼或全盤否定;公允而論,就連鄧小平語錄內也多次提到「普選」問題。北京其中很大部份的憂慮來自,如果選舉作為民主的一種體現形式,極容易被資本所操控 (不論工商界或境外勢力) 。 因此,逐步減少香港財閥在香港本地的利益、增強對本地經濟民生的調控,將是改變整體政經結構的突破口。參考長期一黨執政的新加坡,雖然其威權政治長期受西方批評,但選舉結果一直都是市民對政府表現和管治的成績單。一個能夠充份讓市民向政府施壓的選舉制度,才能有效迫使其回應社會訴求、解決實際問題。反觀香港的是,議會選舉純粹一場政黨走馬燈:不少年青及中產選民都不願投票予建制派,也逐步發現泛民主派其實在重大民生問題上同樣坦護工商界,並不可靠;加上當行政長官選舉由少數人把持。這使得長期積怨及訴求根本無法反映,開始寄望更激端的手段,推動改革。

將香港撥回正軌,讓香港變得更宜居,讓青年人感到社會是公平和正義的,將是共和國歷史上對資本主義制度修正的重要一課。可以期望,一個更公平正義的香港和作為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深圳會在未來五十年慢慢找到對接的平衡點。當制度、經濟發展得宜,社會、文化和人心的融合自會水到渠成;當前沒有社會基礎的鋪墊下,強求融合也是白費力氣。

總括而言,筆者認為,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城市,適宜沿用市場主導的手段調控、處理問題。延續港英時期落後脫節的政商聯盟進行管治,或以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方式安排人才培養及扶植勢力,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贍養更多缺少政治承擔、解局能力不足的「政客」。適時順應民心,重新思考香港在歷史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和角色,在修正中補充、豐富「一國兩制」的戰略含義,對國家的意義遠遠不止於引導香港走向良治,更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寫下重重一筆,在世界舞台上翻開新篇章的一個機遇。

(林朝暉,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理事;鄭韵儀,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研究員)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30-opinion-capitalist-solution-to-hk-or-not/

Comment: 此篇立場非常北京而且對香港問題了解不深...記下來反映北京學者立場如何離地,導致管治失效,最終必因此錯判衰亡

Monday, October 28, 2019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阿根廷總統大選:庇隆主義的回歸意味着什麼?

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讓當時的總統捲土重來。阿根廷還要「哭」多久?

美國哈佛大學每年都有眾多國家領袖到訪,但要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肯定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12年的某個下午,緬甸的昂山素姬來了甘迺尼(甘迺迪)政府學院演講。她才剛離開,學院晚上又迎來了費南德茲。我在排隊進場時,有很多人給我派傳單,希望我幫忙提問上面的問題。那時我才知道,費南德茲在阿根廷國內幾乎從不接受傳媒訪問。有機會在哈佛見到總統,阿根廷學生當然不會放過向她提問尖銳問題的機會。而且,學院的甘迺迪論壇 (John F. Kennedy Forum, 簡稱為“The Forum“)是無數國家領袖演講的場地,但按傳統,踏上論壇的人都要接受不經篩選的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還特意感謝費南德茲給予這個「尊貴的」發問機會。

費南德茲似乎沒有預料到這些尖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她的財富在擔任總統期間暴漲近十倍、為什麼要實行外匯管制等。費南德茲開始時還不慍不火地回答,但後來終於按捺不住,向學生發炮回擊:「我以為來到哈佛,學生會問關於阿根廷文學的問題。」「你們都有那麼多美金來哈佛讀書,證明兌換美金不是問題。」跟學生辯論得興起的費南德茲,不讓院長按時結束答問環節,反叫學生盡情發問。費南德茲最後勃然大怒地離開,連學院為她準備的酒會也沒有參加。我身旁的阿根廷同學說,她和很多阿根廷人都只是一介窮書生,要靠獎學金才能來到哈佛,總統的回答傷透她的心了。

這個充滿爭議的女政治家,並沒有隨著她於2015年完成兩屆總統任期而淡出政壇。相反,費南德茲的競選組合在週日(27日)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得票47.88%,壓倒性擊敗尋求連任、但只有40.6%得票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根據阿根廷法律,只要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獲得45%選票、或獲得40%以上選票且比得票第二高的候選人多出十個百分點,就將直接勝出選舉,無須進入第二輪投票。雖然在選舉組合中,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費南德茲只任副總統,而名氣較低的艾柏托(Alberto Fernandez)則任總統(兩人同姓,但彼此沒有關係),但阿根廷人普遍認為費南德茲將會掌握實權,而艾柏托則可能淪為「虛位元首」。

十二年的費南德茲夫婦時代
哈佛和阿根廷算是有一段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問題阿根廷高達3,000%的惡性通脹問題,哈佛出身的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在1991年推出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把阿根廷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定為一比一。此舉迫使阿根廷中央銀行不能濫發貨幣,亦降低國民和投資者的通脹預期。阿根廷的通脹翌年就降至不到20%,再之後的幾年更降至接近零。但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放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調節更加痛苦。2001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和銀行擠提,再次被邀請回政府擔任經濟部長的卡法友被迫限制市民每天的提款上限,但此舉進一步使得民眾的信心進一步崩潰。到了12月底,數以十萬計的憤怒民眾上街示威,在短短十天內推翻了兩個總統。新總統宣佈廢除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披索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迅速貶值約75%。

雖然阿根廷的經濟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後接近崩潰,而且須要對國際債務違約,但她的民主制度還是倖存下來。可幸的是,往後十年國際商品價格高企,使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大轉變,經濟增長在2003-08年每年達8%。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後,對債權人採取強硬的態度,逼使他們對債務進行重組,並利用新債換取舊債,削減了阿根廷超過一半的債務。此舉使阿根廷被完全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但因為那時候商品價格高漲,阿根廷根本不需要向外舉債,甚至到2005年已經完全還清了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債務。

基什內爾上台時,阿根廷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要比鄰近的巴西和智利高很多。但亦因如此,基什內爾上任時的反對派十分虛弱,讓他得以組織一個強勢政府。他也作出幾項舉動,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例如,他任命了一些有威望的最高法院法官,檢控右翼軍政府在70年代末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骯髒戰爭」(Dirty War)的罪犯。基什內爾也是阿根廷近20年來第一個提高工人工資的人。他的高支持度幫助他的妻子費南德茲贏得2007年的總統大選,並在2011年再次成功連任。

與丈夫基什內爾一樣,費南德茲是庇隆主義者(Peronist),經濟政策稍為向左傾,加上她在首個總統任期時正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使得政府有能力進行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行全民社會保障,例如在2008年將退休制度重新國有化,確保包括灰色經濟(informal sector)領域在內的全部退休工人都能享有退休福利。在費南德茲任內,阿根廷的貧窮比率減少了一半、失業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工資有所提高、貧富懸殊的程度亦有所回落。

庇隆主義的褪色
2015年,費南德茲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不能再次連任,阿根廷宛如正式告別一個時代。中間偏右的反對派候選人馬克里贏得總統大選,結束了庇隆主義(Peronism)70年的執政。馬克里是阿根廷鉅富法蘭高·馬克里(Franco Macri)的兒子,與商界十分親近,右翼形象深入民心。他接手時阿根廷經濟是一個爛攤子:低經濟增長、高通脹、低儲備、及巨額財政赤字。馬克里上任時承諾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提高透明度和開放國際市場,並指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國際社會對馬克里的經濟政策抱有很大期望,阿根廷股市指數 MERVAL 在馬克里當選當天猛漲了25%。馬克里聲稱要進行「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gradualismo),在上任一星期內取消了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並與債權人就2001年阿根廷債券違約問題達成原則性和解,使阿根廷能夠重返國際市場進行融資。馬克里同時採取緊縮財政政策,以改善政府財政,又取消了多種農產品的出口税,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國際投資者的樂觀情緒,甚至讓阿根廷發行的100年期「百年債券」獲得超額認購。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並不持久,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外部事件破壞了馬克里的經濟模式。阿根廷2018年遇上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影響大豆的收成,令政府無法從農產品出口中賺取所急需的美元收入。加上美國加息,增加了阿根廷的借貸成本,也使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仿佛突然間記起阿根廷的一些「老問題」:過去曾經八次債務違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歷了超過14次經濟衰退,等等。阿根廷一時間不再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資金流向迅速逆轉。

隨著阿根廷比索匯率在2018年急跌一半,阿根廷再度陷進經濟陰霾,阿根廷不得再次不向IMF求助。這已經是阿根廷自1958年來第22次向IMF求助,而IMF亦決定提供史上最大的560億美元援助計劃。接腫而來的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公共補貼,導致物價飆升並加劇了通貨膨脹。至此,馬克里的 gradualismo 已經名存實亡。削減補貼使不少低下階層生活困難,加上2017年的養老金改革引發暴力抗議,大大削弱了馬克里的聲望。

今年8月初總統初選,艾柏托和費南德茲得票49.5%,比角逐連任的馬克里多出16.5個百分點。這在拉丁美洲並不常見——根據一個研究,1953至2012年間拉美舉行的137次總統選舉中,有83%的總統都能夠連任。市場擔心庇隆主義可能重新掌權,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一度下跌約30%至60披索兌1美元水平,MERVAL指數亦單日下跌近37%。阿根廷央行的標準利率已升至接近75%的高位,但也阻止不了資金流走。馬克里政府後來更宣佈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以免外滙儲備繼續流失。

庇隆主義的回歸
那為何國際投資者不信任庇隆主義,但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大有市場?事實上,在馬克里任內,庇隆主義者(Peronist)仍控制工會及國會,所以庇隆主義其實從來末有消失。在這次總統選舉,艾柏托與費南德茲固然是庇隆派代表,但馬克里亦找來一名庇隆主義者做副手,可見庇隆主義對阿根廷的深遠影響。

雖然庇隆時代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但要了解阿根廷,就要了解庇隆主義。庇隆(Juan Perón)這個名字可能陌生,但庇隆夫人的名字卻隨著電影《庇隆夫人》(Evita)家喻戶曉。簡單而言,庇隆當年成功動員阿根廷的工人階級,給予他們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成功推動一個民粹運動,打敗整個阿根廷政治建制。

和大部份的民粹主義一樣,阿根廷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支持和反對庇隆主義。直至今日,阿根廷的草根階層仍然普遍是庇隆主義者,但中上階層則相反。過去幾十年,庇隆主義導致阿根廷的極端政治不穩定;阿根廷軍方曾經認為庇隆主義造成一個沒法運作的政權,而結果是在1954-1976年發生的四次軍事政變。

脆弱制度的惡果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阿根廷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阿根廷過去百年經歷慢性衰落,主因是制度的脆弱(institutional weakness)。在過去20-30年,阿根廷的鄰國如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在制度建設方面,都緩慢的取得成果,但阿根廷卻反而在開倒車。例如,阿根廷的國會基本上無力制衡政府;敏能(Carlos Menem)在90年代和基什內爾在2000年代擔任總統時基本上都控制國會,而在費南德茲回歸執政後也定必如此。拉美發展銀行發表的「國會能力指數」(congressional capability index),評核各拉美國家的國會在各個方面,例如技術知識、立法委員會的能力、議員的平均年資等。四個國家(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獲評為「高」。幾個國家獲評為「中」,包括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薩爾瓦多。阿根廷的評分卻只有「低」,如同更落後的秘魯、洪都拉斯及危地馬拉。

阿根廷的司法獨立性,在調查中亦處於拉美的下游位置,比巴拉圭、厄瓜多爾及危地馬拉還要低。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是司法人員工作的穩定性,如法官不應該懼怕因政治原因而被撤職。但從歷史上來說,除了在1999-2001年擔任總統的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之外,從40-50年代庇隆時代起的每一屆阿根廷政府,都曾經干預最高法院。從1960至200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任職達13年;智利的更長達16年;巴西的也有10年。然而,阿根廷的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的任期都不到4年,比一屆總統任期還要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根廷中央銀行。智利、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過去30年都建立了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敏能曾經在90年代建立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但自此以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被侵犯及破壞。儘管阿根廷總統在憲制上沒有解僱央行行長的權力,但包括馬克里來內的多任總統,都曾經迫使央行行長辭職。去年,在IMF的壓力下,阿根廷政府向國會提出草案,旨在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加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但在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該立法工作仍然面臨挑戰。

在普遍脆弱的制度下,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可以隨時被操縱或改變,去迎合當權者的短期需要。由於脆弱的制度不能有效的制衡政府,防止政府過度集中及濫用權力,當沒有遊戲規則時,政治就只剩下「叢林法則」。沒有人知道對方會否按規矩辦事,所以每一個人在當權時,都會「有風駛盡𢃇」。這使阿根廷政治變得非常不穩定,各派勢力也不存在任何信任和合作,使得政府施政缺乏前瞻性。脆弱的制度終究會帶來政治災難及經濟危機,這大概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百年,阿根廷在民主發展和經濟表現都落後其他拉美國家的主因。

左傾經濟政策回歸
如今,阿根廷已經開始重組1,010億美元的債務,以遏制一場已顛覆該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阿根廷國債評級,阿根廷國債價格已經跌至歷史低點,市場估計未來五年阿根廷違約的機率高達90%。IMF預期2019年阿根廷經濟收縮3.1%,通脹則高達57.3%,2020年阿根廷GDP仍可能萎縮1.3%,通脹則為39.2%。而阿根廷政府過去曾被IMF點名批評篡改官方數字,所以實際經濟情況可能還要更糟。

與智利不同,阿根廷政府從來都沒有成立一個「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作未雨綢繆。基什內爾和費南德茲過去基本上把商品價格高企的那些年賺回來的錢全部花光,仿佛商品價格會永遠持續高企。雖然這改善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阿根廷政府沒有準備好面對商品價格的急速回落。過去,阿根廷因為債務違約,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債,使得中國資金成為重要來源,用以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自2007到2018年,中國已向阿根廷作出169億美元貸款,成為阿根廷主要的債權人之一;中國亦已經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艾柏托最近曾指責馬克里,說他當選時聲稱會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就沒有珍惜中國這個可靠的投資者。隨著親華的費南德茲回歸執政,阿根廷勢必再向中國靠攏。不少阿根廷人仍然認為IMF是阿根廷在2001年違約的罪魁禍首,反而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經濟救星。過去幾年爭議不斷的阿圖查核電站三號機組(Atucha III)興建計劃,亦可能正式動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馬克里對這個項目反覆阻撓。而這個核電站項目的成本,絕大部份由中國貸款支付,被視為中國對外出口核反應堆的代表作。

費南德茲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使她捲土重來。但在今天的阿根廷經濟亂局下,費南德茲是否還會有昔日的政治光環?雖然她將再次領導阿根廷,答案似乎卻是不言而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argentina/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編按】: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教育」常常成為港府及中央的批評對象,大中小學生關注甚至參與社會運動,也成為一些家長擔心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與學生的幾次對話及其後發表的校長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歡迎,但也引來了內地官媒《人民日報》的抨擊,校園、校長、學生——為人師表者及學習者,總是要經受關於「政治化」的質問和考驗。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原文:《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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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英國貨車39屍案,八問歐洲偷渡版圖

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凌晨,在英國埃塞克斯郡的一個集裝箱中發現39屍,其中還有一名未成年人。翌日,英國警方發布聲明稱39名受害者皆為中國公民,而中國駐英大使館則發表聲明稱其國籍尚未被確認。新聞一出,中國和歐洲社交媒體一片譁然。再之後,英國傳媒報導,一個越南家庭懷疑其中一名死者是他們的親人,據稱她在貨櫃內用手機發放臨終信息,稱偷渡英國計劃失敗,因為無法呼吸,將會死去。英國方面目前表示,死者中可能有更多的越南人。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樁慘案無疑令全球震驚。目前案情未有進一步披露,此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澄清一些背景問題,希望這樁慘劇能夠推動我們對移民問題和邊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1、為什麼確認國籍這麼複雜?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
因為很有可能是偷渡。根據歐盟的移民政策,一旦能夠確認偷渡者身份國籍就能順利遣返回原籍國,反之,無法確認原籍國就無法實施遣返。偷渡集團在安排偷渡的時候,通常會把偷渡者的護照收走,以增加在被邊境警察查到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難度。在這次的事件中,大致可以推測受害者身上並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身份的證件,警方需要藉助其他信息如指紋、DNA等來確認受難者身份,而且這同時需要移出國大使館的配合,這也就是為什麼確認國籍的過程複雜且耗時。

2、如何判斷這次是人口販賣還是偷渡?
根據一般經驗,偷渡的可能性比較大。外國媒體一般會將這種人數眾多的集體偷渡行為稱為「people trafficking」,字面意思是人口販賣,但其實該罪名針對的是組織偷渡的犯罪集團,實質上還是偷渡行為。而這種躲在集裝箱中以避開邊境檢查、非法入境的移民行為,其行為主體一般都是有自己的移民意願,而非個體意願任由偷渡集團支配的被動者。為了在沒有合法證件的情況下抵達目的國,他們通常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給蛇頭。因此,花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讓偷渡集團把自己給人口販賣了,似乎邏輯上和理性上都不太可行。

偷渡是無奈之舉。偷渡一般指的是沒有合法的證件(簽證)或者通過偽造證件而非法穿越國境線而入境、繼而非法居留的移民行為。另外一種常見的無證移民的方式則是憑合法證件入境、後逾期滯留的移民行為。這一種方式多為來自非傳統僑鄉地區的潛在移民所使用。

舉例來說,僅就中國而言,浙江温州地區和福建福州地區,作為著名的僑鄉,也就是移民遷出地,已經被頗有移民管理經驗的歐美髮達國家列入「黑名單」,被認為是移民意願非常強烈的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人經常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簽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十多年前,筆者的一門授課老師就分享過作為一名福建籍學者,想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之難,她的美國簽證申請波折不斷。對那些下決心出國的人來說,面前所剩的路寥寥無幾:勞務輸出是一條路,可是條件苛刻,首先需要有僱主願意僱用自己,其次僱主得證明其從事的行業屬於本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匱乏職業;結婚,以配偶的身份過去家庭團聚;還有偷渡。

偷渡費用因是否來自著名僑鄉和要去的國家而異。對去往英國的越南人來說,危險的路徑價格相對便宜,1萬至1萬5美元,而比較安全舒適的路徑即乘坐飛機價格也翻幾番,要3、4萬美元。對目的地為法國的温州人而言,費用在10-18萬人民幣之間。他們經常羨慕北方人,「幾萬塊就能過來」。不過跟想遷去英國的福建人比起來,10多萬隻意味着漫漫偷渡路走了一半。筆者曾經跟幾位滯留在法國的福建移民聊過,他們告訴筆者,去英國至少要準備30萬,到法國只要10多萬。法國對很多福建人而言只是中轉國他們的目的地是拉芒什海峽對面的英國。等待蛇頭安排再次上路的時間裏,有人覺得費用太高放棄了,有人在法國找到了工作。

3、 歐洲的中國及越南偷渡者版圖大概如何?
總體而言,在歐洲的中國移民以來自浙江温州地區的移民為主(温州、青田和樂清)。但是每個地理區域的移民的偏好遷入國是有差別的。温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中國移民偏好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而英國的中國新移民則以福建人為主,其中福清人和長樂人居多。法國的温州人非常出名,稍有了解的法國人都能夠用法語發出「温州」的讀音。

2000年左右,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經歷了國企改制後下崗的前工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國際移民的大軍中,其中以東北三省為主。由於來自非傳統移民地區,他們的遷徙相對容易、風險較小,經常持商業簽證或者旅遊簽證入境歐盟,而後逾期滯留,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某一個歐洲國家,在歐洲各國都可見東北移民的身影。

現在也有說法認為死者是來自越南的偷渡客。越南人的目的國偏好美國和西歐幾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完善的越南移民社區,方便新移民抵達後迅速開始工作和生活。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越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1961-1973年,美國派兵參加了南北越之間的越南戰爭;法國則直接殖民統治越南長達60多年。因此在1970年代東南亞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大批東南亞華裔避難出逃,美國因為越戰的關係接納了十多萬越南華裔難民;法國1979年底接納了6萬越南難民,已故的希拉剋前總統曾收養過一個越南養女;同時期德國接納了4萬;英國則於1975至1988年間接納了兩萬多名東南亞難民。

以這些第一波移民為基礎,在英法美等國形成了方便新移民安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形成「鏈式移民」效應,不斷吸引新的移民到來。在英國,如果七八十年代的越南移民主要來自北越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和廣寧省(Quảng Ninh),那麼90年代末2000年以來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中北部三省:乂安省(Nghe An)、河靜省(Ha Tinh)和廣平省(Quang Binh)。這三省比較貧困,且勞動力富裕,容易形成年輕勞動力外流。

4、除了目前這個疑似案例之外,中國近年有哪些偷渡案例?中國經濟在增長,近年歐洲的經濟也在變差,為何偷渡歐洲仍然有吸引力?
最相似的一樁慘案(如果死者為華人的話),是2000年在英國邊境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裏發現了58具屍體,死者全部為福建偷渡客。荷蘭司機被判14年徒刑,其他9名中國蛇頭組織人員在荷蘭入獄。

求職的時候,薪水很重要,工作福利也很重要,兩項相加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移民還是不移民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的確,中國大陸這些年平均工資水平在增長,反而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但是中國的整個制度安排仍然對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不友好。

大多數選擇偷渡的移民是從事服務業的體力勞動者,而歐美國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雖然也僅處於社會中低水平,但是絕對值較高。法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為10.03歐,扣除了醫療、養老等社保費用後為7.72歐,英國的則為8.21磅。在中國,這類勞動者經常連勞動合同都沒有,更別提三險一金或者五險一金了。而在社會福利健全的歐洲國家,為包括移民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多種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比如英國的全民健保系統(NHS),法國的基礎醫保系統(CPAM)。

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法國甚至為非法移民提供基礎醫療救助(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想取消這一針對非法移民醫療權利的國家救助項目,引起了法國學界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舉例說,相較於中國大陸一場大病毀掉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筆者曾遇到一些得了嚴重慢性病的中國移民,每週需要透析一兩次,費用昂貴,所幸醫療保險全報(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因此在歐洲看病是不用擔心傾家蕩產階級下降的。此為福利一。

除了健康,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對教育相關的投入仍然佔相當大的支出比例。但縱觀全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優秀師資都集中在大城市裏,都集中在好學校裏。歐洲各國當然不能說完全實現了教育資源公平,但是除了幾所特別精英的學校和若干問題街區以外,教育資源可以說是平均分布的,普通家庭就近入學即可,移民子女和本國公民子女並不區別對待。在法國,只要家長能夠提供家庭住址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非法移民,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都可以為子女辦理就近入學。

5、英國對中國偷渡者的吸引力是什麼?
首先,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有吸引力,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產階級及以上家庭的中國留學生,金融、管理行業的精英和高科技人才,還吸引了不少低技術類勞工移民,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東歐人和英語非洲幾國的國民。

其次,在中國人群體中,英國對福建人更有吸引力。福建人於90年代初才抵達英國,但是很快也建立起類似於法國温州人的親族網絡,為其後新移民的到來提供了便利。對非法移民而言,順利入境之後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工作和住房,不通移入國語言,加上其非法的身份,註定他們很難在主流社會的市場上找到工作或者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族群網絡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類似的,第一批温州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到了法國,並在70年代中後期迎來了家庭團聚的另一波移民浪潮,九十年代大批温州人偷渡到歐洲,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歐陸國家安頓下來,形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網絡。

其實福建人最想去的歐美國家是美國,只不過隨着9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和對非法移民的嚴厲打壓,偷渡去美國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風險過大。1993年,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打算走海路入境美國,結果接頭人死亡,船隻在公海等候了兩週之後,船員決定將船開到近海擱淺,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造成10人死亡。該事件之後,偷渡入境美國難度愈大,越來越多的福建移民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事實上,除了歐洲和美國,同在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福建人喜歡移民的目標國家。

最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英國還有一點吸引着低技能的勞工移民,即相對於原籍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移民接收國,在英國的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另外儘管各國情況不同,但是英國等國也提供了相對友好的中小企業創業環境,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率往往高於本國人民。筆者的許多移民朋友,剛認識的時候還是無證移民,十年之後不少人已經置業買房擁有自己的餐館、衣工廠或者建築裝修公司。很多原本社會向上流動無望的體力勞動者通過創業完成了階層躍遷,實現了「老闆夢」、「創業夢」。

6、現在的偷渡者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跟十多年前比較,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偷渡的人不是社會中最窮的人,否則也付不起二三十萬的偷渡費用(當然在有些僑鄉,這筆費用完全可以眾籌借來);在偷渡之前,他們一般都多多少少從事過低技能的體力工作。無論是八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大家偷渡的動機一直是一樣的,就是賺錢,改善現有生活,追求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對於來自傳統僑鄉的人來說,偷渡從來不易,路上風險多且大。運氣最好的偷渡客可以持修改過的他人護照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國,運氣不好的則需要爬山涉水跨越國境線,運氣最差的則命喪途中,從未抵達。

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先從北京坐火車到俄羅斯,然後由蛇頭安排,十多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裏,經過東歐幾國抵達申根區邊境,停留幾天後,目的地為南歐的分成一組,前往西歐的為一組,在夜間偷偷穿越邊境線。整個偷渡之路可達幾個月。一位福建移民則乘坐前往非洲的飛機,在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時闖關入境。

而中東難民和非洲移民一般走海上路線,在地中海經常被歐盟布置在南線的海上巡查隊所阻。對越南人而言,由於獲得俄羅斯簽證比較容易,越南人一般選擇取道俄羅斯和東歐幾國入境申根區。

越南人前往英國的常規路線有:1) 越南-法國-英國 2)越南-捷克/斯洛伐克-英國 3)越南-東歐-法國-英國 4)越南-中國-東歐-法國-英國 5)越南(走水路)-香港/澳門-台灣-英國 6)越南-俄羅斯(走陸路)-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法國-英國 而英國不屬申根區,且與歐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偷渡客想要去英國,只能通過海底隧道或者輪渡,英國和歐盟在海峽兩岸都設置了出入境檢查的關卡,嚴格排查過境的人、貨和車輛。(註)

最後強調一點,如今這種橫跨歐亞大陸甚至多個大洲的偷渡行為,毫無例外都是跨國操作,每一段行程都有蛇頭和當地人接頭、協調和安排。

7、中國人和越南人偷渡出來後都做什麼?
因國家而異。但是總體而言,中國人偷渡出去以後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行業。在法國,他們主要集中在餐飲業、製衣業和建築裝修行業。近些年來,中國移民從事和集中的經濟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美甲行業為例,在巴黎、倫敦、紐約,隨處可見中國女性戴着白口罩聚精會神地在美甲店裏為客人的指甲做美容。成功的中國人則不限於一鋪一業,轉而專注於大宗的國際化事業,比如進入口貿易。此外,歐美各國街頭的華人性工作者也越來越多,引起了當地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關注。

越南移民呈現出幾乎一致的經濟活動版圖:他們集中在越南餐館和製衣工廠中,近些年來,美甲業成為吸納了大量越南移民勞工的主流行業。此外,不少在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參與到非法的大麻種植產業中。根據2012年英國警察首長協會的報告,因為非法種植大麻而被捕者中三分之二是越南人,可見其從業者眾。

8、「脱歐」有沒有增加偷渡的誘因?
在「脱歐」公投之前,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是並未加入內部不設邊檢的申根區,所以就簽證而言,對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中國而言,無論「脱歐」與否,持有歐盟居留卡或者申根簽證的人前往英國都需要申請簽證。因此,對「脱歐」前需要通過偷渡方式前往英國的群體而言,「脱歐」並沒有顯著增加偷渡的難度。當然,兩邊邊境檢查的嚴格程度可能會升級,或者「脱歐」後英國可能會修改移民政策,這些都可能對偷渡產生影響,但是目前無法推測或預測這一影響。

但脫歐之後英國與歐盟將不再有《都柏林協議》對難民歸屬的約束,因此英國恐怕很難將從歐陸來的難民遣返,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民型偷渡者「趕在關閉邊境之前進去」的誘因。BBC報導,近年來因為脫歐的緣故,人蛇集團誘騙難民偷渡英國的案例層出不窮,從2018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之內,就有超過239人從法國加萊沿海地區乘船偷渡到英國,此外也有其他循陸路的火車、貨櫃車等方式進入英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newsbrief-people-trafficking-europe/

Friday, October 25, 2019

[端新聞], 觀點 植敏欣、佘思盈:「和理非」和「勇武」對警察及其家屬的觀感及激進化

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警方的「信任度」平均只有2.6分(10分為滿分),當中51.5%受訪者給0分,屬完全不信任,是運動期間5次民調以來的新低。不過「信任度」概念較模糊,而我們希望確切地了解運動參與者如何看待警員、警隊及警察家屬。


反《逃犯條例》運動進行逾四個月,主要訴求由撤回條例轉化成關注警暴。市民對警察信任度見新低,逾50%人表示完全不信任警察;同時,示威者行為愈演愈烈,由起初向警擲回催淚彈,至現時投擲汽油彈、攻擊警察等,政府雖常發稿籲市民「與暴徒劃清界線」,惟「核彈都唔割」(不割蓆)論似乎仍活躍於運動參與者中。故此,我們在9月底以問卷訪問了約800名運動參與者,了解他們對警察觀感、對警察各項行為的接受程度。

調查於9月27日於愛丁堡廣場舉行的關注新屋嶺被捕者人權集會、9月28日於添馬公園舉行的「反抗威權迎接黎明」集會,以及9月29日於港島區舉行的「反極權」大遊行進行,收集方法包括紙本問卷及網上問卷,成功收回819份有效問卷。

自6月12日包圍立法會行動後,警隊處理運動的手法一直是焦點,在示威現場施放催淚彈、布袋彈等已成常態;同時,不論是在較中產的太古城,還是在較基層社區的黃大仙,都有穿睡衣睡褲的市民在經過警察身邊時,罵出「黑警」、「黑社會」的詞;香港網民改編製作針對警察的網絡歌曲《肥媽有話兒》也被廣泛傳唱,只要有人起頭,就馬上有人接下去。

而香港警察10月1日出動實彈對付示威者後,警民矛盾又到達新的沸點,市民對警隊觀感更見低分。《明報》 在本月中委託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的調查顯示,受訪者對警方的「信任度」平均只有2.6分(10分為滿分),當中51.5%受訪者給0分,屬完全不信任,是運動期間5次民調以來的新低。

不過「信任度」概念較模糊,而我們希望確切地了解運動參與者如何看待警員、警隊及警察家屬,以及研究三個問題:不同政見接受程度對警察及其家人的行為的差異;市民雖常言「禍必及妻兒」,但是否真的「言行一致」;以及連登和Telegram對市民對警觀感的影響。

相對同情警察的年長市民自認傳統泛民
問卷中列出了本次運動中坊間一些對警察的稱謂,包括「阿sir或madam」、「警察」、「差佬」、「公安」、「毅進仔」、「黑警」、「死黑警」、「警犬或狗」、「警渣」、「PoPo」,要求受訪者選出他們現時如何稱呼警察(可選多項)。 

結果發現,474人(57.8%)選擇以「黑警」稱呼警察,411人(50.2%)選擇以「PoPo」稱呼警察,接著是「死黑警」(398人, 48.6%)及「警犬或狗」(338人, 41.3%)。至於中性的稱呼如「警察」只有133人選擇,選項中最尊敬警察的稱呼「阿sir或madam」則只有42人選擇。

另外,我們亦列出了一些對警隊的想法或批評,使用五分量表,要求受訪者就有關想法在運動期間出現的頻率評價,來觀察市民對警方的正反印象到底如何。這些選項包含警方論述,如他們執行職務時使用「適當武力」、「遵從警例」,也包含白警論(即警隊內是否仍有好警察),還有負面印象如「警察學歷低」。

調查顯示,警方論述不能說服運動參與者,53%人在運動中「從不」想到「警察執行職務時遵從警例」,50.1%人「從不」想到「警察執行職務時使用適當武力」;58.2%人在運動中「很少」出現「警隊內也有好警察」的想法,選「間中」的有17.2%,選「從不」的有15.8%。對於「警察學歷低」的想法,28.7%人選「經常」,31.7%人選「頗多」。

當進一步分析「警隊內也有好警察」與「警察學歷低」的選項時,我們發現,年紀越大者以及其政治取向為傳統泛民者,越常覺得在警隊的體制內有好警察,越不常覺得警察學歷低。這不難解釋,因人年紀越大,人生閱歷較多時,會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較多體會,而年紀越大者,越傾向認為自己在政見上貼近傳統民主派(而非港獨派,註1)。

誰更支持「禍必及妻兒論」?
反修例運動中,除出現過不少針對警察的口號外,亦有口號指向警察家人,包括「黑警死全家」、「黑警OT, 警嫂3P」等。網上亦浮現一套「禍必及妻兒」論。也有人進一步提出相關行動,稱要對警察家人「起底」,警方在9月開學初更擔心有人會在校園內欺凌警察子女。因此我們在調查中,列出七項有關警察及其家人的口號,要求受訪者就願意叫喊七項口號的程度,以及接受運動參與者對警察和其家屬的行為程度評價,來觀察「黑警死全家」口號是較情緒發泄式的咒罵,還是接受「禍必及妻兒」行動。(註2)

口號方面,受訪者願意叫的口號都與警察直接有關,首四位分別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96.5%),「香港警察,知法犯法」(95.7%),「黑警可恥」(90.5%) ,以及「香港警察,吞槍自殺」(57.5%)。至於與警察家人有關的口號,包括「黑警死全家」(54.7%)以及「黑警OT, 警嫂3P」(40%) 則位列第五及第六位。

有趣的是,在運動參與者的選擇中,排名最低的口號是「還警察一個公道」,選擇「願意」與「非常願意」叫喊的有 34.8%,選擇「不願意」與「非常不願意」的是34.3%,二者相若。有受訪者表示,警察的行為沒對示威者顯出「公道」,故根本不用還他們一個公道。

我們再進一步分析願意叫喊「黑警死全家」和「黑警OT, 警嫂3P」的程度,與政治取向、年齡等的關連,發現年紀越小和政治取向越傾向本土的參與者,更願意叫喊上述有關針對警察家人的口號,而過去曾有被捕經驗的,更願意叫喊 「黑警死全家」口號。至於其朋友圈子有警察或輔警的,則更願意叫喊「黑警OT, 警嫂3P」的口號。

不同立場者的對警激進化
在示威現場,基本上針對警察的行為,均有超過一半人表示接受或非常接受,即使激進如打警察(63.3%)、向警察擲磚頭(60.2%)和向警察擲汽油彈或燃燒彈(55.3%),仍獲得超過一半受訪者接受。我們後來再把對警察觀感與接受暴力程度進行分析,發現如果市民認為警員使用過份武力或者沒有遵從通例執行職務,他們就會更傾向接受示威者作出激進行為。這可以理解為,因為警察在示威現場的行為不獲市民認同,示威者只是反擊警員的行為,大部分市民還是會傾向理解他們。

然而,在示威現場外針對警察,或者涉及警察家人的行為,則不獲普遍受訪者接受。僅有37.3%人認為示威現場外隨意襲擊警察可以接受,在針對家人行為中,杯葛孤立警察子女(46.3%)已是最為可以接受的行為,仍不逾整體回應一半。而襲擊警察家人(27.9%)和以肢體欺凌警察子女(29.1%)更低於三成人接受,逾五成人表示不能接受相關行為。由此可見,雖然運動支持者對前線勇武的包容程度愈來愈高,但針對的目標較限於警察,對警察家人的升級勇武行為仍不獲主流民意支持。

不過,值得留意的是,仍有15%至29%的温和與激進民主派接受各項針對警察家人的行為,當再進一步整合及分析温和與激進民主派者對警察觀感、與其接受針對警察家人行為的程度時,發現他們對警察觀感越差,越傾向接受各項騷擾或攻擊警察家人的行動——意味著當社會上的「和理非(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者)」越討厭警察時,他們越可能同意「禍及妻兒」論述。

我們把六項針對警察家人行為合併成新的變項(scale),透過線性迴歸分析法(Linear Regression)分析。值得留意的是,如果根據受訪者的政治立場分組,傳統民主派的受訪者在各項指數的不接受比率最高,而本土派支持者均比較接受有關行為。在排除了其他人口因素(性別、年齡、教育水平與經濟階級)以後,政治立場與接受針對家人暴力行為在統計學上具顯著正面關係。

當我們進一步分析叫喊「黑警死全家」口號與接受對警察家人的行為的關係時,發現願意叫喊「黑警死全家」者,的確更接納針對警察家人等激進行為,這證明了示威者叫喊口號,並非單純受現場氣氛影響,更是認同其理念。

Telegram、連登有分工,影響不同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早前在運動現場進行的問卷調查亦發現,愈依賴網上平台連登(LIHKG)與通訊軟件Telegram獲取運動資訊者,會愈傾向同意前線勇武抗爭者與激烈衝突的抗爭模式。同樣地,我們也發現對媒體的使用也會影響市民如何看待警察。

調查發現,今次在運動中的主流通訊平台連登和軟件Telegram比較其他媒體,如傳統電台、報章、網上媒體、其他通訊平台Facebook和軟件WhatsApp等,在影響運動參與者接受激進行動上,都有顯著關係;而越是透過連登與Telegram獲取資訊,越接受攻擊警察和其家人的行動(包括在示威現場外襲擊警察及襲擊警察家人),同時亦越認同解散警隊能重建他們的信心。另外,調查也發現,越透過觀看示威現場直播者,越接受攻擊警察的行動。

其實在這場運動中,連登和telegram有明顯分工,連登多用於商討運動策略、討論接下來的行動方向,如當示威者破壞店舖後,連登網民會就破壞原則作相應討論,其後得出「 黑裝修,紅裝飾,藍罷買,黃幫襯(黑代表政府機構、由黑社會經營的店舖,紅代表中資商戶,藍代表反對運動的商戶,黃代表支持運動的商戶」策略。telegram各大頻道則為示威者提供即時現場消息,故此我們進一步分開兩個通訊平台作比較。

在稱呼警察上,透過連登獲取資訊者,較傾向用「毅進仔」、「死黑警」來稱呼警員,透過Telegram獲取運動資訊者,則較傾向稱呼警員做「黑警」。有趣的是,雖然在Telegram各大哨兵頻道中常以「狗」、「狗屋」代稱警員與警署,但統計學上兩者並未有顯著關係,反而使用「警犬或狗」的代稱與受訪者的政治立場更為有關,越傾向本土者,越以「警犬或狗」稱呼警員。

以迴歸分析這場運動中兩個重要通訊工具時,我們發現除了「在示威現場向警察擲回催淚彈」以外,連登對其他14項針對警員或家人的行為均有影響。例如表中兩項針對警察比較激進的行為來看,若人們增加閱讀連登資訊頻率(例如由間中增至頗多、頗多增至經常),接受擲汽油彈和打警察的比率會分別上升29.1%和27.1%。不過,我們發現telegram與接受激進行為並沒有顯著關係。這並非等於telegram必然比連登的影響力更低,有可能是兩者功能不同所致,導致兩者比較之下telegram的影響未及連登。

親朋戚友圈有警察的人如何看待警察?
調查中,我們也問及了受訪者自己曾否任職警察或輔警,以及其親戚朋友圈中,有沒有人任職警察或輔警,以檢視相關變量(variable),與上述一些論述或觀感有沒有直接關係。惟由於人數不多,以致在統計學上未必能得出顯著影響,不過當中也有一些有趣發現。

在819份問卷中,有9人填上曾任職警察或輔警,8人願意及非常願叫喊「黑警死全家」口號,6人接受及非常接受擲汽油彈,5人接受及非常接受在示威現場打警察,4人接受及非常接受隨意在街上打警察。

另外,有52名受訪者在直系親屬圈中有人任職警察或輔警,其中48.1%人願意及非常願意叫喊「黑警死全家」口號, 不願意及非常不願意的有28.9%。對警方行動方面,53.8%人接受及非常接受向警察擲汽油彈,69.3%人接受及非常接受在示威現場打警察, 45.1%人接受及非常接受隨意在街上打警察。

新訴求「解散警隊」支持度接近「獨立調查委員會」
反《逃犯條例》運動參加者中,86.6%人士認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有效重建對警隊信心,84.5%同意或非常認為需要解散警隊重組,僅有3.5%的人認為監警會調查可以達到目的,這與現時大量民意調查結果相近。但值得留意的是,相比「獨立調查委員會」,「重組警隊」是近月才達到的訴求,而兩者的比例已經非常相近,顯示運動支持者對警隊的不滿會繼續上升。同時,我們見到重組警隊的人均傾向支持較激烈的示威行為,包括擲汽油彈,相信政府若沒有相關回應,短期內在示威現場的行動繼續愈演愈烈。

(植敏欣、佘思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研究生)

註:由於本調查在9月底進行,經過10月1日警方出動實彈對付示威者後,運動參與者對警觀感以致各項行動的接受程度或有不同。
註1:下面個15項對警察及其家人的行為,問他們是否接受,其實就是量度的方法,我們沒有問他們會否行動,只是問是否接受該些行動,主要考慮是,一個人是否行動,有很多考慮,如法律後果,變相選擇時就會在選項中增加很多變數。
註2:問卷中有關政治立場的選項包括:建制、溫和民主、激進民主、本土、自決、港獨、無取向,不知道/拒答

原文:《植敏欣、佘思盈:「和理非」和「勇武」對警察及其家屬的觀感及激進化》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5-opinion-hker-feelings-toward-hk-police/?utm_medium=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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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新聞], 觀點, 面對香港時代革命,北京接下來會如何做?

香港的時代革命至今已四個多月,街頭遊行人數的下降換來的是勇武活動的升級。人們都在想,這場香港歷史上波及最廣,持續時間最久的群眾運動,會以何種方式終結。而所有的疑惑最終可能走向同一個問題:北京會怎麼做?

北京官方至今雖多次表態,但尚未明確政策方向。筆者並不參與北京的政策制定,只從其思路出發,探討接下來的可能性。

總體看來,「香港問題」並不是北京目前必須急於解決的問題。如果說在九十年代,北京會因為香港問題擔心與美國的關係,那麼在目前總體預期是與美國進行一場持久戰、甚至局部戰爭的前提下,香港問題並不被黨內認為會影響其與美國已經很差的關係。因此,貿易戰的進展,對北京處理香港問題已經影響不大。

其次,內地對香港掌握國際認可的主權,就如同毛澤東當年對張東蓀的評價:「在如來佛掌中」。北京並不認為香港的折騰會挑戰其行使主權。而內地群眾普遍對香港示威的不認可,也讓共產黨可以放心的看香港折騰。這些也是北京此前幾個月沒有采取過多行動的原因。

但在十月之後,情況產生了些許變化:一是中國在國慶過後,最重要維穩需求已經放鬆警戒,各方面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處理香港事務;二是因為習近平本人也在不斷承受左右兩派的壓力,需要展現自己打造的強者姿態。可以預料,在無法與示威者談判並達成協議的大環境下,北京會更強勢的參與到「止暴制亂」的過程中。

從目前來看,北京有可能採取的做法是:

短期內,對香港政府各事務部門施壓,將「止暴制亂」變成所有所有人的責任。

禁蒙面法頒布後的第一場發布會,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帶同其全部官員出席,這在反送中游行後屬於首次。這一核心信息就是傳遞北京的訴求:「止暴制亂」不只是行政長官和三萬警員的責任,而是所有政府部門的責任。
北京對香港政府各部門的不配合想必不滿已久。按照內地的公務員體系,是無法理解一個政府的大多數可以以旁觀者心態,來應對示威的發生和持續。同時,公務員群體對北京和示威者兩邊都不願得罪的心態,已經讓北京無法容忍: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如果前面是髒水,那麼每個人都要沾上。

所以接下來可能會看到更多的部門,在壓力下參與「止暴制亂」。香港城市衞生管理部門可能會加大力度清理街面的標語廣告,並對塗鴉進行規範和懲處;網絡安全部門會打擊網絡的傳播,以反對「假新聞」為名義打擊社交媒體上的賬號和信息;教育部門會對學生上街遊行以及暴力行為進行更多的管制;而一些政府所有的媒體也會對自己的員工進行警戒。

中期看,加大力度支持中資入港,加速控制支柱性行業。

北京對香港的進入將會加快。據路透社報導,在中國國務院國資委9月份於深圳組織的一個會議上,有接近100個中國央企的高層出席,並被敦促盡其所能並加大投資,為香港本地居民製造更多就業崗位,穩定金融市場,為多年來中國面對的最大政治危機降温。

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伴隨着對政府和黨的不信任,港資在未來幾年會出現撤退浪潮,與此同時央企會進入到更多的香港支柱行業,諸如房地產及每日的衣食住行吃穿用等行業。

在這之前,香港的金融行業已經基本是中資做主。中資券商已經佔到香港IPO市場份額的70%以上,而二十年前香港十大券商清一色的是外資和港資。據香港金管局披露的信息,香港中資金融機構 1997 年末的資產總額為港幣 9,570 億元,而截至 2016 年末,其資產總額已達港幣 72,600 億元,20 年來資產規模總增長率近 660%。

2017年香港回歸20週年前,由香港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家族持有的東方海外集團,以492億港元賣予國資委旗下的中遠海控,更是一個近例。

香港的華資富豪在過去百天來的「沉默的大多數」、「左右討好」的形象,已經失去了北京的信任。習近平自上任來強調的國有企業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在香港也會進一步加強。

另外,深圳劃地給香港,解決香港房地產問題。

內地地大,而香港地少。過去七年來,中國內地已經進行了數輪政府或產業園整體遷徙的百年千年規劃。從深圳區域內,劃地給香港使用,類似於橫琴之於澳門,瞬間讓澳門的區域面積擴大了幾倍,為澳門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空間。

而如果深圳的土地對香港開放,那麼用地也不會是像此前的香港政府管理土地的模式,更多會是參考內地2012年後,甚至是雄安的土地模式:房子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

開放深圳給香港的背後,更多的是北京希望香港融合進入內地發展的思路,同時也讓內地享受香港政治和法治兩方面自由所帶來的發展優勢。

從長期看,加大流動,鼓勵內地人入香港工作並參政議政。

對香港的進入將是多方面的,除了企業,人才的流動也是一個方面。接下來內地可能會通過去香港的央企以及其他各方面渠道,加速內地人才進入香港。

同時,會鼓勵在香港深耕多年的內地出身群體,更多的參與到當地政治以及議題設置裏去。比如目前很多中聯辦有關聯的當地青年商界群體,更多僅僅是圍繞聯誼的活動,那麼在接下來,可能會看到這些進入當地多年的內地出身的群體,參政議政。

畢竟如同陳雲早就說過的那樣,「還是自己的子弟(在政治上)可靠一些」。這對中共最高層組織運作的影響力一直都是決定性的,而對未來的香港特首的選用,想必北京會更着力培養這樣對兩邊都了解的國際型人才。

同時,加速內地開放,吸引香港人進入內地工作生活。

單方面加強開放來抵消外界的反制措施,是北京近年來的一個主流操作。對貿易戰是如此,對香港也會是如此。

此前為了讓港人進入內地,已在全國範圍內取消了「台港澳人員在內地就業許可」,港澳台人員就業不再需要辦理《台港澳人員就業證》 。同時,對香港人在內地開公司的手續、只能購買一套房等限制也可能會減免。

總之,會越來越多的消除香港在內地生活和就業的壁壘。距離2047年也沒有很久,北京已經開始準備讓港澳同胞融入其懷抱。

從目前來看,北京不會做的是:

除非發生極端事件,否則北京不會派駐港部隊出動或武警進入香港。

除非示威者攻擊或者打入中聯辦、港府或者駐港部隊,否則駐港部隊或武警不會干預。

路透社在九月底報導過,駐港部隊人數目前增加了一倍。但這並不代表駐港部隊會對示威進行鎮壓,更多是為了防患於未然。北京也明白,派兵就等於認輸,所以斷無派兵的必要。而八九年坦克駛過北京天安門的畫面太讓人銘記於心,北京也並不會想讓武警從跨海大橋上開進去。

北京也不會派武警秘密參與到香港警隊中進行實地執法,因為這除了無濟於事,更可能造成警隊的反水。且在泄密幾乎是必然的情況下,結果會極其難看。

除非示威者調整戰術,否則北京不會再做出任何讓步。

示威群體對其訴求毫不妥協,並將五大訴求擴充到六大訴求。相比以往的五大訴求,增加多一項「解散警隊」。

但群眾對訴求的不妥協,讓本來就已經極其薄弱的重疊領域更加薄弱。示威者提出的反共、反習、國殤的定義,都已經摧毀所有談判的可能性,給北京渲染港獨提供更多的武器。更何況,港府決定撤銷送中條例後,無論時間點是不是太遲,示威者對北京的反對並沒有絲毫改變。

對於北京來說,執政者已經不敢接受任何訴求,因為擔心任何的妥協,都會成為示威者運動升級新的籌碼。我們應該看到,香港運動的零和博弈已經開始,除非示威者的戰術發生調整,否則北京和港府應該不會再對任何訴求進行回應和妥協。

在現階段,北京不會罷免林鄭月娥,不會接受普選,不會進行獨立調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已經沒有退路。北京不會允許這個時候的退出,尤其是在其暫時沒有更好人選的情況下。

普選在今天的中港關係下,已經不存在一個探討的可能性。而被認為最容易接受的獨立調查也已經進入一個死局。

對北京來說,這是一個提出更多問題而沒有解決方法的操作。誰擔任調查委員會成員?誰受到藍黃雙方的承認?哪裏是調查對象?什麼樣的結果能讓雙方滿意?在沒有一個答案前,北京不會同意。

總而言之,對北京來說,群眾的運動要靠群眾,也就是多方式的聯合行動來解決。否則唯一能解決群眾運動的辦法就是使用暴力,而這個對於經歷過八九年的北京來說,應該是最不會選用的下策。

(王林,時評人)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5-opinion-beijing-hk-what-to-do/

Tuesday, October 22, 2019

[端新聞], 觀點, !日報 Daily News, 「審判」與「被審判」的一周

「政治犯」、警察暴力和對政府的失望……讓本對獨立運動並不同情的普通人,也加入了遊行隊列。

編按:2019年10月14日,西班牙高等法院發出了一份判決,兩年前領導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的9位政治領袖被判了9至13年的刑期。這引起了加泰隆尼亞社會的強烈不滿,並引發了持續的街頭示威。端傳媒特約加泰隆尼亞記者 Queralt Castillo Cerezuela,記錄下她在過去的一週所目睹的的加泰隆尼亞抗議現場。

週一:法庭判決、佔領機場
10月14日,週一,早上9點半,我正在採訪中,卻不停地被同事和朋友的電話打斷:西班牙高等法院剛剛發布了一項判決,上萬人群隨即佔據了加泰隆尼亞的首府巴塞隆拿街頭。

自十月開始,整個加泰隆尼亞都關注著這個將會是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判決:加泰隆尼亞獨立派政治領袖以及社運領袖將因他們在2017年10月1日單方面發起的獨立公投中的角色接受高院的審判。

兩年前的這天,超過兩百萬人(佔加泰隆尼亞選民 43%)參與了公投,當中有超過9成人支持獨立。但西班牙政府很快便作出聲明,不承認公投。也是在2017年10月1日,警方用武力攻擊大批市民的片段傳至世界各個角落。西班牙政府否認了警方的暴力行為。但同時,不同國際機構也譴責了政府在加泰隆尼亞的濫暴行為。

兩年後的2019年10月14日,經過四個月的聽證及422名目擊者的口供,西班牙最高法院頒布了判決——宣布煽動叛亂、濫用公共資金及拒不服從等罪名成立。

被判刑的12人中,有的將面臨9至13年的刑期。其中,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前副主席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因煽動叛亂和濫用公款被判13年監禁;加泰隆尼亞前勞工部長巴薩(Dolors Bassa)、前外交部長羅梅瓦(Raül Romeva)等人也因煽動叛亂罪被判刑。

同時,法院向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再次發出國際逮捕令。普吉德蒙以及8位加泰政府官員正在比利時、瑞士及蘇格蘭等地流亡。西班牙最高法院曾嘗試將普吉德蒙一眾人引渡回國受審,但並未成功。

「加泰隆尼亞國民會議」(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以下簡稱ANC)是一個成立自2013年、組織了約8萬名來自加泰隆尼亞各地人民的組織,他們表示:「這一場審判由一開首便是一場鬧劇。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許多國際觀察者都認同:他們看到了許多就法院嘻皮笑臉態度的投訴,同時目擊了西班牙政府如何利用譭謗的策略去呈現他們所編寫的故事,從而為加泰獨立運動扣上罪名。」

對於這一結果,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說,政府尊重最高法院的決定,並稱該決定符合正當程序、透明度和權力分立的所有要求。但是,絕大多數加泰人依然相信這些定罪是源於不公平、不公義及有偏頗的審判,縱使沒有一人被控叛亂(被視為其中一個有機會被指控的最嚴重的控罪,可面臨最高 25 年監禁)。

判決發布之後,在巴塞隆拿,示威者開始聚集於廣場及街道,譬如有大量政府建築物的聖若梅廣場(Plaça Sant Jaume)。我到的時候,一些不清楚事態發展、一臉震驚的遊客,一邊紀錄下四周情況,一邊詢問:「發生了什麼?」。

接近午時,「Tsunami Democràtic」(以下意譯為「民主海嘯」),一個自2019年9月開始運作的動員平台,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大眾聚集於巴塞隆拿的中心:加泰隆尼亞廣場。

廣場上的人群中就有23歲的 Mateu Ferran。他是一名老師,任教的高中恰好有一日假期,便來參加示威。他說:「判決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再忍受。被判13年?9年?他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這名年輕人認同和平、持續的動員行動:「只有一至兩日的示威是不會帶來任何改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方式去動員大眾,直至我們為加泰人民取得公義。」

數米之外是現年 74 歲的 Montserrat Ros,脖子上繫著加泰隆尼亞的旗幟。「我止不住地哭。這個判決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我不知道我們能否通過遊行取得任何改變。」縱使如此,她仍為有很多青年人加入遊行而感到高興。「我預期有一個大型的罷工、罷市行動,雖然我知道很困難。」Montserrat 希望所有政治囚犯可以得到特赦:「他們都是無辜的一群人」。

一旁69歲的 Toni 正坐在長凳上稍作休息:「我沒有對判決感到震驚,所有在加泰隆尼亞的人都知道判決在審判前已經寫好。」

他堅持保持冷靜及非暴力的重要性。「西班牙政府想說服歐洲我們是恐懼分子,但我們不是。我們也不會容許這件事情發生,縱使他們嘗試去將我們視為非法……加泰隆尼亞已經持續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抗爭,因為我們面對着一個威權政府,和過去的法西斯政府一樣,他們希望我們屈服。」

Toni 不相信官方的回應,他只信加泰人民:「我的信仰在街頭。」

幾分鐘後, 聖若梅廣場開始清場。「民主海嘯」轉而呼籲:「所有人到機場去」。香港的影像開始在我腦海中重疊,我有種感覺,人們正在借鏡於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人們堵塞了一些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嘗試通過封鎖交通而令巴塞隆拿變得難以接近。

一個小時後,警方已封鎖了通往機場的入口。我在 Telegram 收到「民主海嘯」的信息:「你可以下戴一張登機證(這樣就可以進入機場)」。

同一時間,普伊格蒙特在媒體上表示:「星期一的判決是一種群體指控而非個人控罪,是對超過二百萬令公投成為事實的人民的指控。這個決定是要囚禁跟隨人民意願、帶領加泰隆尼亞走向獨立的政治領袖,這終將會為西班牙帶來反效果。現在加泰隆尼亞只有一條路可行。如果加泰隆尼亞要生存、要保存它的制度和文化,它一定要走向共和體制的獨立。我們永不後退。」

在距離巴塞隆拿一百公里外,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爆發區之一赫羅納(Girona),上千名示威者已經於清晨時分在政府總部的前方遊行。靠近中午的時候,有部分示威者已經佔據了高速列車的軌道,列車被迫停運。連接城市的主要道路也宣布關閉。

生活在赫羅納的 Dilcia Patricia Ramírez 對我說:「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為什麼還會有政治囚犯?沒想到,判決會如此重。」

「我們應該癱瘓一切。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失去的?」另一邊,36歲的 Ángel Herrera 支持街頭的力量,「我們現在有勞工福利也是因為有前人幫我們爭取。」

Ángel 和 Dilcia 都覺得,西班牙其他地區的人們對加泰隆尼亞沒有足夠的同理心。其實,他們此前也沒有太多同情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直到兩年前獨立公投中的暴力事件。

自清晨起,Ruth、Nuri和Lluís就留守在了街頭。他們十分憤概,他們已經在赫羅納遊行了一整日,但仍然充滿力量。他們很悲傷,但已經決定了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並計劃加入ANC籌備的遊行:遊行由加泰隆尼亞不同地方開始出發,最終在星期五,大罷市當日聚集到巴塞隆拿。這個主意是要封鎖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及高速公路。示威者計劃在3日內行走共100公里。

另一邊廂,在巴塞隆拿的埃爾普拉特(El Prat)機場,西班牙最重要的機場,示威者佔據了主要客運大樓及鄰近道路,120多趟航機被取消。包括加泰隆尼亞的「Mossos d'Esquadra」(意為「巡邏小隊」,也即加泰隆尼亞自治警力)及西班牙國防警察在內的警方,已經開始壓制示威者。

場面和在香港發生的事依然十分相似:數以千計的示威者關閉了國際機場。警察毆打並用催淚彈驅趕人群。星期一,由警方發動的攻擊令超過130人受傷。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向巴塞隆拿進發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的第一天。早上5時45分,巴塞隆拿聖徒車站,一對年紀老邁的夫妻正在嘗試購買前往塔拉戈納(Tarragona,距巴塞隆拿約100公里)的車票。在售票機前,年邁的夫妻二人找我幫助。我一邊指道,夫妻二人一邊問我:「你是否要去參加「為自由而遊行」?」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誰會參加遊行 ,他們都會帶著裝備:背包、睡袋、褥墊及步行鞋。

Concepció Capdevila 今年72歲,是一名退休人士。她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她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去步行 100 公里,「我已經太老了」。她把車子停泊在火車站,準備步行 20 公里。「星期一我們去了機場,昨天我們決定休息一下,今日我們會行走 20 公里。」在第三日,即星期五,他們會返回巴塞隆拿。

列車到達達塔拉戈納時,天色已經昏暗。這對老夫妻走進路過的第一間酒吧,他們需要一杯咖啡,以維繫精力。

在塔拉戈納,ANC分支開始發出指令:「如果你想放下背包,可以將它留在巴士上。我們會留在巴士及援助服務,以防有人掉隊。假若你感到不適或疲倦或不能再繼續,請隨時告訴我們。」

一位 ANC 秘書 Carles Gómez 在現場說:「緊記,穿着綠色背心的是我們的義工。第一站:託雷登巴拉(Torredembarra),第二站: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第三站:比拉夫蘭卡德爾(Vilafranca),第四站: …… 獨立!」

人群鼓掌。紅色的天空迎接着遊行日的開始,地中海從海平線方向注視着他們。
Martí Sabaté 今年16歲。他和他媽媽以及一群朋友一同來參與遊行。他是一位很有決心的年輕男生:「年輕人需要走到抗爭的前線。」但前一晚,警方與示威者的對質讓他感到害怕。「警察理應保護我們,但他們卻是在製造不安全及散發恐懼。」

遊行的第一個休息站是加油中心,示威者可以在這裏買杯咖啡或小食。有些人帶了零食,有些沒有時間準備,就在酒吧買了牛角酥。點三文治是比較危險的,若你因此掉了隊該怎樣辦?「快一點,我們要出發了。」一位女士對她的先生說道,她有點擔心會掉隊。

這支遊行隊伍的平靜、愉悅,與前一晚在巴塞隆拿的暴力新聞圖片有很大的分別。人們唱歌,認識新朋友,互相分享零食。沒有警察,沒有路障,沒有着火的車輛。甚至連「巡邏小隊」的警力都是盟友,他們會幫忙停下交通,讓示威者通過。

在阿爾塔富利亞(Altafulla),還有人們在等待遊行隊伍。當示威者經過時,會有掌聲及歡呼聲迎接他們。更多的人加入隊伍。Amelia 和 Maria 推着一架嬰兒車,還是嬰兒的兒子正在裡面睡覺。Maria 還在放產假,Amelia 則是在罷工中:他是塔拉戈納地區的一名大學教授。他們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孩子還太小。

Amelia 說:「我們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示威直至有人作出行動或回應,或負起責任。與西班牙進行對話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事態提升至國際層面從而向西班牙政府施壓。我們知道沒有人支持我們,但若我們使整個國家癱瘓,歐洲會聆聽我們的。」Maria 也認同要堅持:「加泰政府一定要在與歐洲領袖對話一事上堅持、抵抗。」

此時,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重新定性國際上於加泰抗爭的形象。缺乏政府的回應和對警方暴力的批評,促使人們將視線轉向歐盟。在過去的數月內,ANC的海外陣線在全球動員了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據ANC,示威者已經在全球超過40個國家、19個城市發起示威活動。

第二站是託雷登瓦拉(Torredembarra,距離塔拉戈納約二十公里),有人開始展露疲態。他們需要再走多 20 公里才會到達今晚留宿的地方: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遊行再次起行,我要乘搭火車回家了。在巴塞隆拿,有另一個遊行正在進行。

週四:示威升級,遊行繼續
示威的第三個晚上,示威者帶上了廁紙,並把它們拋到空氣中。口號非常簡單:「我們有很多屎需要清理(There is a lot of shit to clear up)」。

與此同時,街頭的暴力行為開始在市中心升級,不單在巴塞隆拿,還有在赫羅納、萊裏達及塔拉戈納。示威人群開始在路障上放火,警察也開始發射催淚彈以及追捕示威者。硫酸、石頭、瓶裝汽油彈隨處可見。很多人士受傷或被捕,車輛也有着火。

接近午夜零時的時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托拉(Quim Torra)通過電視講話,譴責暴力行為並且要求進行一個和平的示威。早前,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也要求托拉去譴責在加泰隆尼亞不同城市街頭發生的暴力行為。

托拉的訊息很清楚:暴力行為已經滲透入示威活動,並且損害了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形象以及名聲。但對於示威者而言,這些說法一如以往、沒有新意。

星期四清晨,巴塞隆拿的市面一片狼藉。在另一些加泰重要的城市,如赫羅納或塔拉戈納,暴力也佔據了街頭。不過,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並沒有就此放棄動員,它希望展示給世界及西班牙其他地區,這是一場和平的運動。週四上午7時,人們開始集中於巴塞隆拿的中心。

「昨日的暴動不代表我們,昨日越線了。在警察手中保護自己是一件事,焚燒車輛又是另一件事。焚燒車輛並不能接受。」Ariadna Carulla,一名23歲地球科學的碩士生說。「我覺得加泰的人民很生氣,也許有其他人士滲入了示威,但我覺得人們已經受夠了。我們對西班牙政府感到生氣,同時也對加泰隆尼亞政府感到生氣。他們對警方的暴力行為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沒有為獨立作出任何頁獻。」

Clara Marfull也是地球科學的學生,今年22歲。她認為加泰人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恐懼。「如果你攻擊並引起大眾的負面情緒,人民不會再害怕。」他們都認為獨立不單單是一種立場或取態。他們完全信任「民主海嘯」以及他們計劃的行動,但他們對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之間的對話沒有太大信心。「西班牙並不希望發生對話。除了鎮壓,沒什麼其他的可能。」

幾公里之外,來自赫羅納的 18 歲學生Genís Manzanares正嘗試去了解這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過去 7 年中我們透過和平示威得到了什麼?什麼都沒有。我們沒有看見西班牙政府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我不認同使用暴力,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主動。我們需要以不服從去達到我們所想要的成果……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國家,這也許是為何過去幾個星期、幾個月我們動員了這麼多人。」

不過,Genís並不是因為他對加泰有歸屬感而希望獨立,卻是因為「西班牙民主是一個笑話,西班牙政府的無能令我只好成為獨立主義者。」

Alba Huertas和Gerard Oto今年17歲,他們也自週三起開始參與罷市運動。他們不認同使用暴力,並對此感到遺憾。「我們明白人們已經很疲倦,沒有人聆聽他們;但焚燒車輛或器皿仍然是不對的。」

Gerard 對「巡邏小隊」及國家警察感到生氣:「如果他們沒有留下而是離開,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雖然他們只有 17 歲,他們對政治有着強烈的興趣。我很容易聽出來,他們在過去一個月都緊跟時事。「桑傑士是想和我們有對話的。但對話是指當你和其他政黨溝解,而非自己和自己說話或與同一理念的政黨對話。我們現在只可以祈求歐洲會聆聽我們的聲音。」Gerard說。

20歲的 Joan Molins 與 Xivaier Bigatà 是第一天參加遊行。Joan說:「媒體所顯示的暴力,將7年來和平示威的努力都抹殺掉了。現在,西班牙政府會用不和平的示威作藉口,去落實國家安全法或第155條。」

加泰隆尼亞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重新恢復的憲法第155條,該條款是在2017年10月公投後實施的。第155條允許西班牙政府暫停加泰隆尼亞的政治自治。這項措施以前從未使用過,在加泰隆尼亞人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隨着社會黨(PSOE)重新掌權,馬德里解除了對加泰隆尼亞財政的監管,旨在與加泰隆尼亞當局實現關係正常化。現在,隨着暴力的爆發,加泰隆尼亞的每個人都害怕這一條款會被實施。

入夜了,「巡邏小隊」的直升機從頭頂經過,顯眼的直升機黑色的機腹寫着「警察」二字。人們對著直升機吹口哨、叫嚷。當中有人作出辱罵,但沒有人真的希望暴力行為再次發生。 9時後,遊行結束,人們開始歸家。

週五:罷工日,不為獨立,為自由和公義
清晨時分,一切尚且平靜。今日是遊行隊伍抵達巴塞隆拿的日子,一場大型的示威將會發生。大約9時至10時,人們開始聚集於廣場。約12時,第一支來自加泰不同地區的隊伍,開始抵達。大批的人們開始高歌及大叫,成為巴塞隆拿的焦點。無人機所拍攝到的照片令人驚歎。在街道上,信息依舊:「街頭是屬於我們的」和「壓迫者滾出去」。

年輕和年老的人、一家大小的家庭、外國人及加泰人民,所有人都走到巴塞隆拿的中心。這一天,有音樂、有食物、有笑容。在早些日子做出暴力行為的群組都消失不見了。到處都是加泰隆尼亞的旗幟。

當中有些人並不是為加泰獨立而出來遊行,例如Alba Subirada,一位 35 歲的建築師。她不是獨立主義者,但她過去一個星期都有在遊行。「我沒有參與獨立運動,我今天出來罷市也不是因為獨立,而是為自由及公義。我十分關注最高法院的判決,它開啟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我認為我們這些日子一定要為了公義而上街。我反對判決,我也不喜歡西班牙政府處理危機的手法。」

五十萬人在巴塞隆拿遊行的景象,令人驚歎。很多人已經十分疲倦(過去三天,他們已經走了100公里),但他們仍然十分開心。這一天,五成的加泰人都沒有上班,一些商店和酒吧繼續營業。報導示威的記者們都也已經十分疲憊,只希望今天別再發生暴力事件。

但很遺憾,在中午時分,暴力便發生了。一些無辜的人和記者遭到警察毆打和逮捕。天色變暗後,情況變得更糟。國家警察發射了泡沫球,「巡邏小隊」也開始毆打街上的人們。我的手機收到一張很暴力的照片:《El País》一位有名的攝影記者Albert García被逮捕了。他的同事懇求國家警察:他只是一名攝影記者!但沒有人聆聽。

從週一開始,來自各種媒體的記者也成了關注的焦點。據加泰隆尼亞關鍵媒體觀察組織(Critical Media Observatory),自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至少有31名媒體報導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被警方襲擊。據該觀察組織,這些數字以前從未見過。該組織根據記者工會編寫的一份報告提出了申訴。歐洲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和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已將其提交給歐洲理事會。

下星期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民主海嘯」的網站被關閉了,高等法院在調查運營這一網站的負責人到底是誰。法庭表示「民主海嘯」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平台。但實事求是地說,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在他們 Telegram 所收到的信息一直都是希望大家進行一個非暴力、和平的示威。

這次的加泰隆尼亞危機在2019年11月10日大選前爆發——這已經西班牙是四年內的第四次大選了。在2019年4月份的選舉中,社會黨的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贏得了選舉,但卻無法組建政府。

加泰隆尼亞重新回到了政治議程的首位,桑切斯的對手和右翼政黨指責他在加泰隆尼亞危機中過於軟弱。桑切斯則一再表示,他不會允許再次舉行公投,1978年制定的西班牙憲法必須得到尊重,但他的右翼對手呼籲政府採取強硬路線,解決他們所謂的「地區危機」。

我相信,在加泰隆尼亞漫長的自治和多年的獨立運動中,過去的這一週,會被牢牢記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2-international-catalonia-protest/

Friday, October 18, 2019

[Financial Times],Inside 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How a youth-led movement took o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uthoritarian state

When the United Kingdom handed over Hong Kong to China in 1997, Nick Wu was barely five years old. He grew up in a conservativ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the territory and, on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found a job in marketing. This summer, when pro-democracy demonstrations erupted, he became a front-line protester.

For more than four months, Wu, a mild-mannered, bespectacled 28-year-old, has spent his weekends in a gas mask and helmet, fending off tear gas, pepper spray and prying police cameras, as he dodges rubber bullets, bean-bag rounds and beatings.

It wasn’t always like this. In 2014, while at university, he participated in 79 days of mostly peaceful protests when pro-democracy activists occupied parts of central Hong Kong in what became known as the Umbrella Movement.

“During Umbrella, we didn’t escalate our protests so we failed. It was stupid — we sat, holding hands, waiting for the police to take us away one by one. It’s kind of funny to look back on it now,” he says. “We believed in the system then, we thought our votes could make a difference. But now we’ve learnt the system is stacked against us so we’ve become less peaceful. We’ve lost patience.”

Wu is one of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caught up in this moment of global significance. His ostensible adversaries are Hong Kong’s police and government. But everyone knows that in reality, the protesters’ actual foe is China, a bristling superpower with the world’s largest army and a furious leadership that has likened the demonstrations to terrorism.

The protests, which began in June and have plunged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into its worst political crisis in decades, represent the biggest insurrection on Chinese soil since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rdered its troops to kill hundreds — perhaps thousands — of people in Beijing. 

The stakes for China’s future —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world interacts with the superpower — could hardly be greater. If Wu and his fellow protesters prevail in wresting concessions for a more democratic future for Hong Kong, it would indicate that Beijing is ready to tolerate diversity. If it cracks down again, as it did in 1989, it will not only jeopardise the viability of Asia’s financial hub but also create a new crisis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ne thing is certain: this youth-led movement of people fighting on the streets for democracy against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uthoritarian state has changed Hong Kong for ever. To many, the protesters’ position appears hopeless, as demonstrators, some not yet teenagers, battle tear gas and even gunfire, often with just umbrellas and hard hats.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has been one of their rallying cries — an ominous quote from the dystopian teenage fiction series The Hunger Games, in which young people launch sometimes suicidal missions against an all-controlling government. 

This is a movement that erupted from a place of frustration and anger, rather than because protesters believed they could win a fight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 don’t think the Hong Kong people stand a chance of winning against the government — they’re experts, they have the resources, it’s not a fair fight,” says Wu, the first time I meet him in August. He allowed the FT to spend eight weeks following him,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because he fears arrest. 

As the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evolves from street protests into a movement, it is shaping a distinct Hong Kong identity among its followers, who increasingly see themselves as separate from mainland China. Beijing risks losing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several generations — not just the young — and faces growing, if nascent, calls for Hong Kong independence, despite China’s vehement opposition to any separatist movements on its soil.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ng Kong’s value lies in it being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a gateway connecting China and the world. But the recent protests have hurt this reputation, with the economy facing its first recession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s business confidence, tourist numbers and retail sales plummet. 

To date, more than 2,500 people have been arrested, the youngest only 12 years old, while a 14-year-old and an 18-year-old have both been sho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no confirmed deaths, violent clashes between police and protesters have escalated recently. Last weekend, the first home-made bomb was allegedly detonated and a police officer was slashed in the neck. 

Over recent months, the FT spoke to pro-democracy advocates ranging from front-line radicals to moderate professionals and high-school students about this turning point in the territory’s history. What began as protests in June against a controversial bill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criminal suspects in Hong Kong to be extradited to mainland China has now become a fight for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and a battle over the future of the territory.

Under a framework known a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designed to allay fears that Hong Kong would be completely subsumed by China when it was handed over in 1997 — Beijing granted the city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or 50 years. This included freedom of speech, assembly and protest. 

But as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trengthened political control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in Hong Kong have lost belief in the system. Since the Umbrella Movement ended, its leaders have been jailed, pro-democracy lawmakers have been disqualified from the legislature and businessmen abduc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e grew up influenced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which promotes freedom and fairness, social justice and the rule of law,” says Wu. “But in Chi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romotes slogans like ‘Without the Communist party, there would be no New China’, ideas which are very difficult for us to get behind. It’s very reasonable they can’t understand us and what we’re fighting for. We have different conceptions of freedom, fairness, justice and how a government gains legitimacy.” 

He is dressed completely in black, the uniform of the protesters, as we sit in a Japanese bakery before demonstrations start. By 3pm that day, most of the nearby shops are already shuttered. 

On the first day that police used tear gas this summer, Wu and his friend were standing on one of the main arteries outside Hong Kong’s Legislative Council. “We were just being peaceful protesters when, suddenly, we saw a guy carrying two boxes of helmets. We each took a helmet and followed him to the front line. I look back and realise — oh, how far I’ve already come,” he says. 

His phone buzzes. He glances down, hesitates, then answers. It’s his mum, asking where he is. The conversation is brief. “Every time my mum calls, my immediate reaction is I feel annoyed. When I don’t answer her calls, she bugs my dad to call me. And when I don’t answer his calls, he tells my sisters to call.”

The protests have created rifts between families; an older generation, who often fled poverty and upheaval in mainland China, found stability and freedom in Hong Kong but a younger generation sees these very freedoms being eroded as social inequality grows. 

Wu’s parents and older siblings came of age during the boom years. “My father is extremely pro-government, he doesn’t think the police are being brutal enough. He thinks we protesters are trying to destroy Hong Kong. My mother just wants me to stay safe and my older siblings are focused on making money. I’ve tried to explain to my parents, to the older generation, why we’re so angry, why our fight for freedom is so important, but you only get one life and they can’t experience ours,” he says. 

Vickie Lui, 39, the spokeswoman for the Progressive Lawyers Group, a group of lawyers committed to uphold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attended an elite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grew up in a family that staunchly supports the pro-Beijing establishment. Her parents were furious when they saw a YouTube clip of her energetically explaining the leg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extradition bill. They worry about her safety and career prospects. As a barrister, she is careful not to attend illegal protests, which would violate her professional ethics code, although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several approved rallies.

Lui experienced her political awakening dur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 catalysed by a decade-long struggle with a brain tumour that almost cost her life. “There are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just living your life, going to work, going home, receiving a salary, going on trips,” she says. “That really was my epiphany, that was my turning point in life.

“For people who are moderate like me, we still believe i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she adds. “Bu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to do something to show that our trust is worthwhile and that what we believe in — sticking up fo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is meaningful . . . If they continue to escalate the situation, it’s going to drive more and more moderate people towards the radical bunch.”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remains one of the key demands of the protesters and its gloomy prospects are fuelling an embryonic independence movement, particularly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government isn’t elected by the people. They are only responsive to rich people, large companies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ey aren’t responsive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ays Wu, who, like many protesters, argues universal suffrage is guaranteed under the Basic Law, the territory’s mini constitution. 

In 2014, Beijing rejected calls for fully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Hong Kong, instead proposing voting reforms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people to elect a chief executive from three candidates effectively vet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roposal, which sparked the Umbrella Movement, was defeated in Hong Kong’s legislature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continues to be elected by a 1,200-strong committee stacked with Beijing loyalists. 

“Thank goodness we didn’t give them democracy in 2014, it would be so much harder for us to get out of this mess now if we had,” a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tells me over the summer, speaking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for fear of losing his job. “Universal suffrage isn’t going to happen for a very long time, if ever at all,” he adds. 

The face of Hong Kong’s independence movement is Edward Leung, 28, an activist currently serving a six-year sentence for his involvement in clashes between police and protesters in 2016. This confrontation is now viewed by many as the start of the localism movement, which advocates for greater autonomy or even independence and captured about 20 per cent of votes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lections in 2016. 

For many front-line protesters today, Leung is the closest thing to a spiritual guide. He coined the slogan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which now rings out at all hours across the city. “Edward planted the seed that protests can be violent and we Hong Kong people have the ability and the duty to fight for our own city, to fight against China’s influence,” said Nora Lam, 24, director of Lost in the Fumes, an award-winning documentary about Leung that has been hugely influential among protesters. “A lot of the actions of the protesters now are quite similar to what Edward and his followers did in 2016.” 

Voices suggesting restraint were mostly silent this year after hundreds of protesters stormed Hong Kong’s legislature on July 1, destroying symbols of China’s central government and briefly occupying the chamber. (The demonstrators also put up signs cautioning against shattering treasured artefacts and paid for drinks they took from a canteen fridge.) 

“It was you who taught us that peaceful protests don’t work,” read one piece of graffiti, a reference to a comment made by Hong Kong’s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when she admitted she was suspending the extradition bill not because of the biggest peaceful protest in the city in three decades but because of the violent protests that followed. As the movement continues, increasingly violent actions have grown more acceptable to a broader cross section of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pinion polls also show the number of people identifying as Hong Kongers rather than Chinese has hit record highs. “This movement is about being faceless, about being anonymous, about not taking credit for what you have done — it’s about being a part of a bigger community,” Brian Leung, 25, told the FT. 

The only protester who took off his mask inside the legislature on July 1, he has since returned to studying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US and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seek political asylum overseas or return to face imprisonment. “The people around you at a protest are strangers but you trust them so much you will risk your life for them. Given this experience is repeated again and again . . . it is natural our [Hong Kong] identities are becoming stronger than before.” 

Summer has turned into autumn the next time I meet Wu. “We have a new anthem,” he says. “Have you heard it?” How could I not have? Since the start of September, “Glory to Hong Kong” has rung out across the city, at football matches and in shopping malls. An orchestral rendition with musicians clad in gas masks and yellow hard hats has been viewed more than two million times on YouTube. “I never used to understand why people could get so emotional singing their national anthem,” Wu says, as the rain hammers down. “Now, for the first time, I get it.” 

Allusions to a budding independence movement are now pervasive — in slogans chanted, songs sung and even the type of demonstrations staged. Nora Lam is stunned at how Lost in the Fumes is resonating with protesters. “What I was trying to portray in the film was [that] Edward was just another young person in Hong Kong who has the same problems as us growing up — chasing your dreams and having them crushed, not knowing what to do after graduation, suffering from depression,” she explains. 

Despite playing to packed houses in arts centres, museums and schools, no commercial cinema was willing to screen the documentary when it was released in late 2017. “Executives don’t want to get into trouble. Maybe they aren’t against you or the whole movement in general but they are too scared to do what should be allowed in a normal society,” she says. “I think I’d be less upset if the film had been banned outright by the government. Fear among ourselves plays a far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actual control from the regime.” 

A poster for the film hangs on the door of the student union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longside A4 printouts calling for independence. For Keith Fong, the union’s president, Leung embodies traditional Chinese virtues such as sacrificing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 sense I get is most people our age support independence but people in their thirties and forties don’t. There are two overwhelming emotions among our generation — helplessness and this sense of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Fong tells me. 

In 2017, just over 10 per cent of Hong Kongers supported independence, according to a survey conduct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ademics estimate this number would be higher if another poll were conducted now. 

At high school, Fong’s history teachers told him about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as troops massed on the mainland border of Hong Kong this summer, it was impossible not to draw parallels between then and now. “All the virtue and history embodie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as been destroy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e says with a shrug. He has been arrested twice, including for possession of offensive weapons in August after he purchased 10 laser pens, popular among protesters who use them to disorient police and deter passers-by from taking photographs that might identify protesters. 

On October 1, as Beijing staged its grandest ever military parade to mark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Communist China, Wu and his newly formed team of 20 front-liners battled police in central Hong Kong. A helicopter circled overhead. Tear gas filled the air. Having lost his teammates in the chaos, Wu hid behind a concrete block by a construction site. Suddenly, an officer raced towards him, smashing a baton on to the left side of his frame. “At that moment, I thought to myself ‘this is it, this is the day I am arrested’,” he recounts, a few days later. 

Instead, he managed to hoist himself out of danger, rolling four times before dragging his aching body away. The protester behind him was arrested. A few blocks further on, Wu huddled inside a church, a space off limits to police without warrants. Other protesters, dashing through a middle-class neighbourhood, were amazed when residents opened their grilled gates, ushering them inside. After they changed out of their black outfits, middle-aged locals offered to stash their gear and venture out first to make sure the coast was clear. 

Such shows of solidarity have recurred throughout the movement. Impromptu crowdfunding campaigns have sprung up whenever activists see a need with about $15m worth of donations raised so far. After one weekend of violence in August, people donated $1m in an hour to take out advertisements promoting the protesters’ cause in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 A separate fund helps with legal fees and medical bills. 

Never in Hong Kong’s history has a protest movement enjoyed such widespread support from different social identities and professional groups. Popular mottos include “Don’t distance yourself, don’t snitch” and “Together we climb the mountain, each in our own way,” conveying solidarity between radical front-line protesters and moderate, peaceful ones. 

The movement is largely leaderless by design, after several Umbrella leaders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Fearful of China’s rapidly expanding surveillance state, demonstrators mostly mobilise anonymously online. Doctors, nurses, accountants, lawyers, family members of police, teachers and civil servants have all protested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ousands of high-schoolers have also organised since school resumed in September, belting out “Glory to Hong Kong” over the national anthem during school assemblies, boycotting class and organising human chains. At a Saturday rally arranged by and for high-school students, protest songs ripple through the humidity as students wheel out Lady Liberty, a hulking statue with a school backpack waving a flag which reads “Liberate Hong Kong! Revolution of Our Times!” 

For Moke Cheung, 15, it has been a busy few months. Not only did he help organise the rally but he has also helped craft the election strategies of pro-democracy candidates in upcoming district elections. “I’m not really psychologically tired but I am physically tired because I’m not getting enough sleep,” he says. His gruelling schedule starts with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at 6am and ends at 2am, after he watches live feeds of the nightly protests and holds meetings on Telegram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ones.

He was one of 120 students at his school who participated in a class boycott until his teacher called his father who, vehemently opposed to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forced him to return to class. “I generally try to stay at school until 6pm or hide in my bedroom to study, play computer games or sleep just so I don’t have to talk to my dad,” he explains.

As the movement evolves, so too has Cheung’s attitude towards Edward Leung, the imprisoned independence advocate, whose violent actions he didn’t initially agree with or understand. “The first step on the path towards Hong Kong independence is having more localist lawmakers,” he says, arguing that the disqualification of elected lawmakers with localist views was one of the crucial catalysts for the unrest. “It feels like no one can truly represent young people’s views now. 

“When the time is right to fight for independence, we should go for it, but no one has persuaded me that independence is practical or workable right now,” he says. “It is much more important Hong Kong becomes a democracy than China becomes a democracy.” 

This attitude, common among many young people in the territory, worries Pun Ngai, 49, 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ree decades ago she was one of about 30 students from Hong Kong who travelled to Beijing in solidarity with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and was at Tiananmen Square during the crackdown. Whe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sent a plane to take all its students home, she refused to board. Instead, she and some friends spent months travelling back home overland, hosted by sympathetic Chinese. 

“How can you change Hong Kong without changing China? In terms of the economy, political influence, everything is interconnected,” she says. At her request, her students have taken her to the front-line protests. “Back in my day when we were students, our slogan was ‘rooted in the community, facing China, opening ourselves to the whole world’,” she explains, in an office filled with books on labour movements in China and elsewhere. “But now, my students tell me, ‘You’re out of date Professor Pun, go home, it’s not safe for you to come out with us, you run too slowly,” she chuckles. 

The protests haven’t just divided different generations of activists. As I reported this story, I grew increasingly conversant in the strategies young people across Hong Kong have deployed to tackle conflicts with their parents about the protests in a society where it isn’t uncommon to live at home until marriage. Screaming. Silence. Sharing heart-warming animal stickers in WhatsApp family chat groups in response to relatives calling protesters “cockroaches” and other names. Fighting “bullshit with bullshit” when logic doesn’t work. Moving out. 

Looming over the current unrest is the question: what happens next? China promised Hong Ko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until 2047 but fears are growing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will soon become “one country, one system”. “2047 is a metaphor. 2047 may well happen in 2025 or 2030, it could happen this year if the [Chinese military] marched over the border,” says Samson Yuen,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Lingnan University. As Chinese troops mass on the border, it is possible that Beijing will deploy its army on the streets of Hong Kong. 

More likely, the protests will eventually simmer down but the underlying discontent will continue to pile up, waiting for another opportunity to explode, Yuen argues. “Hong Kong has a long history of protests, with each bigg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Protests won’t die down in Hong Kong and you now see a whole generation of high-school students mobilising, they are now the people with the momentum to carry on the movement.” 

With the prospect of democracy unlikely, the best-case scenario for many is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framework continues beyond 2047. Protesters fear a worst-case scenario, in which Hong Kong becomes a new Xinjiang, a high-tech surveillance state where at least one million mostly Muslim minorities are held in internment camps.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in the future, Hong Kongers will be so thoroughly indoctrinated by patriotic education that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will eventually fizzle out. 

“For the past 22 years, we didn’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underlying sentiments in Hong Kong society but [over this summer] we’ve learnt our lesson, we’re now watching and studying very, very close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 who spoke to me on condition of anonymity said. 

Beijing has clamped down on companies and organisations it accuses of showing sympathy to the protest movement, including Cathay Pacific and America’s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It is hard to envisage this trajectory reversing in the near future. Pro-democracy advocates also fear Beijing’s insidious intrusion into the institutions — the civil service, academia, the media — that distinguish Hong Kong. 

“If China moves towards a greater degree of democratisation — which is quite unimaginable at this point in time — then Hong Kong’s autonomy may be more sustainable in the future,” said Brian Fong, a professor at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ut we can’t even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next week, how can we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in 2047?” 

In Hong Kong, anxieties are also growing about the influx of mainland Chinese sweeping through the city. One hundred and fifty are granted residency every day. “The conflicts between mainland Chinese and Hong Kongers are becoming more widespread . . . the worst thing is we don’t have a population policy, we can’t control how many people come from China,” argues Au Nok-Hin, a pro-democracy lawmaker who was recently charged with assaulting police officers’ ears because he talked too loudly into a loudspeaker. 

Samantha Zhang, 25, is one of those granted residency. She moved across the border when she was 20 and now sells insurance. “To be honest, I really understand the protesters. If I had been born and raised here, I’d also be on the streets,” she tells me over curry in an upmarket shopping district popular among Chinese tourists. “A lot of us came to Hong Kong from the mainland because we wanted freedom, I don’t want Hong Ko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like the mainland, I really like my life here.” 

But she believes the protesters’ turn to violence — smashing the subway system and attacking businesses that have ties to the mainland — has gone too far. She also admits she’s confused about what to believe. Beijing has embarked on an aggressive, multipronged campaign to portray Hong Kong’s protesters as thugs sponsored by foreign actors, which is sowing doubt in the minds of many mainland Chinese. “My mother is always warning me to make sure I don’t hang out with any pro-independence supporters,” she says, dropping her voice to a whisper in the rowdy restaurant when she utters the word “pro-independence”.

In early October, Wu and I meet by the harbour, a day after Hong Kong’s government invokes colonial-era emergency laws to ban protesters from wearing face masks — the first time the rules have been used i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I’ve never heard Wu so furious, as he rages about the first protester shot by police four days earlier. “The extradition bill, the emergency law both threaten our freedoms in Hong Kong so much,” he says, from behind a dental mask that he has donned as an act of protest.

Wu has a supportive boss who, after seeing him hobbling at work after his police beating, suggested he take a couple of days off by pretending to be out at client meetings. Still, he wants to go back to university to study to become a social worker. “But I hate loud, arrogant people so maybe I won’t be very good at dealing with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people you come across in that job,” he says. “I w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smile and stay silent.”

He has no plans to give up fighting for the revolution of his time. “If this time we fail, before 2047 we must have another fight, a real fight. But it’s a good sign that this time more people are willing to stand up. The seed has been planted.” He looks around to make sure no one else is listening: “We’re heading towards civil war.” 

Sue-Lin Wong is the FT’s South China correspondent. Additional reporting by Nicolle Liu and Qianer Liu. Some names have been changed to protect ident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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