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10. 28 美國／敘利亞／伊拉克】
行動代號凱拉穆勒：獵殺IS首腦，美軍如何殺死了巴格達迪？
「這是報應，這是復仇。」2019年10月26日美軍特種部隊成功突襲了敘利亞西北部的ISIS秘密藏身點，迫使世界頭號恐怖份子——阿布－巴克．巴格達迪（Abu-Bakr al-Baghdadi）——自爆死亡。為此洋洋得意的川普政府，不僅宣稱這是「超越獵殺賓拉登的正義戰果」；更公開本次任務代號為「凱拉穆勒行動」（Kayla Mueller），就是為了替2013年被ISIS綁架、性侵凌辱致死的的美國人道工作者凱拉．穆勒「復仇」——然而ISIS的首腦為何會出現在土耳其邊境？尋找了5年的中情局與美軍，究竟又如何找到了巴格達迪？
「我們終於伸張了正義，向那個斬首三名美國人——兩名記者與一名人道工作者——的恐怖分子復了仇。」27日上午，在川普總統於白宮召開記者會、證實美軍特種部隊已成功獵殺了巴格達迪後，10月才剛剛就任、卻參與了整起行動規劃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也向《NBC》的新聞專訪表示：
「透過這個機會，有件事我也想讓世人知道：在行動規劃的過程中，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上將（Mark Milley）提出了一個想法，他將這個獵殺巴格達迪的復仇任務，以『凱拉．穆勒』的名字為代號命名。」奧布萊恩說，「我只想告訴大家：美國沒有忘記。」
凱拉．穆勒，1988年出生，是來自於美國亞利桑納州的人道援助工作者，也是ISIS崛起過程中，從敘利亞綁架的美國女性之一。她由於信仰與工作之故，自2012年底開始於土耳其南部參與人道工作，負責協助並支援跨越邊境的敘利亞內戰難民。但在一次私人拜會行程中，凱拉卻於2013年8月深入了敘利亞的內戰前線、遭遇渴殺圍城的千年古城阿勒頗（Aleppo），不料回程路上卻被「不明武裝」伏擊俘虜，自此人間蒸發、下落不明。
當時抓走凱拉的「不明武裝」，就是正要崛起、即將震撼世界的恐怖組織ISIS。其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擄人勒贖、向歐美勒索百萬美元的高額贖金；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恐怖宣傳」，並以歐美人質為「人肉盾牌」，要脅恫嚇西方世界的軍事介入。
在被拘禁的這段時間，凱拉不斷被恐怖份子轉移位置，並一度被送往ISIS在敘利亞攻下的「國都」拉卡（Raqqa），除了長期遭遇精神與生理酷刑，凱拉更被巴格達迪本人與其部下屢屢凌辱。直到2014年年中，ISIS才透過獲釋人質帶話給凱拉的美國家人，要求美方「準備好贖金來換回你們的女兒」。
然而由於美國的反恐法規與國安政策「禁止與恐怖份子交換條件」，因為接受條件與支付贖金很可能刺激恐怖組織食髓知味、進而對其他海外公民帶來更大的人身風險。因此就算凱拉的父母積極奔走、想透過管道救回女兒，當時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與聯邦調查局，卻也愛莫能助、甚至阻止穆勒一家透過第三方的贖金支付。
在談判無果的孤立狀態下，長期遭到凌虐的凱拉最終在2015年前後不幸身亡——ISIS的說法，是美軍對拉卡的空襲炸死了凱拉；前線消息則認為，凱拉更可能是死於身心失調、甚至是酷刑處決——但直到今天，凱拉的遺骨究竟流落何方？也仍是遺族家屬心中一直放不下的問號與傷瘡。
「巴格達迪這個邪惡的男人，他是如何對待凱拉的——他先綁架了她。凱拉被關在不同的監獄裡，有時被囚禁在禁閉室，有時被刑求虐待，有時被精神凌遲，然後最終還被巴格達迪本人給強暴侮辱。」在聽聞巴格達迪自爆身死後，凱拉的爸爸卡爾．穆勒（Carl Mueller），也向亞利桑那的當地媒體發出投書：
「巴格達迪若不是親手殺死了我的女兒，就是參與了她的謀殺。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狀況，你要做為父母的我們該怎麼想？我希望讀到這篇文章的大家能好好感受。」
美國媒體圈認為，白宮方面特別強調「行動代號凱拉穆勒」，一方面確實是要宣傳「復仇式正義」；但另一方面則是刻意要羞辱前總統歐巴馬，因為在這幾年的糾纏過程中，穆勒一族一直非常不滿歐巴馬的「消極救人」，像是凱拉的媽媽瑪莎（Marsha）在接到白宮通報、得知巴格達迪已死後，就再次暗示「我女兒是被歐巴馬害死的」：
「我們都非常感謝川普總統...但要是當年的歐巴馬，能和川普總統一樣果斷有魄力，我敢說凱拉就不用枉死了！」
另一方面，在巴格達迪死後，美國情報圈也陸續放出了風聲，說明自美軍是「怎樣找到巴格達迪的」。根據《路透社》與《華盛頓郵報》的個別消息，CIA方面大概是在10月初才確認巴格達迪的所在區域，但用於定位的兩大線索關鍵，則分別來自土耳其與伊拉克。
報導表示，在最近的一次情報中，各國情報單位都以為巴格達迪人在伊拉克西部的沙漠藏匿；但伊拉克情報單位卻在幾次搜捕中，意外從幾名人蛇販子口中得知「巴格達迪正在安排家人偷渡至敘利亞西北」，之後伊拉克官方又透過敘利亞方面的情報源，發現了巴格達迪親信愛將伊薩維（Ismael al-Ethawi）的行蹤。
《路透社》表示，同樣出身伊拉克的伊薩維，是巴格達迪麾下最親信的「五大老」之一，主責宗教事務的他，負責扭曲宗教意義為ISIS的統治規劃酷刑法度，並篩選任命各路指揮官的職等與忠誠度。但在今年春天，ISIS的最後根據地巴古斯（Baghus）被聯軍攻陷後，伊薩維就一直跟著巴格達迪西向逃亡。
伊拉克當局表示，巴格達迪生性多疑猜忌，在統治晚期又屢屢遭遇外籍聖戰士的挑戰與叛變，因此他只讓「伊拉克籍的老鄉親信跟在身邊」，但這些伊拉克口音的「奇怪外國人」，在敘利亞境內卻是特別顯眼，因此伊拉克的情報單位這才有機會跨國鎖定，將情資通報給土耳其政府，一舉抓住了埃薩維。
除了埃薩維之外，在同一期間，占領易德利卜省的敘利亞反抗軍主力——曾是巴格達迪部下，但卻因不認同血腥路線而與ISIS反臉成仇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兵團「大敘利亞解放組織」（Hayat Tahrir al-Sham），也聽聞了巴格達迪出現的風聲。
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方面表示，雖然在易德利卜省的部隊大多仇視ISIS，但透過金錢與政治的結盟利誘，巴格達迪仍成功化敵為友、獲得幾個小型激進組織的庇護。然而其他派系卻擔心巴格達迪的出現，會讓易德利卜省的反抗行動更受孤立，因此大敘利亞解放組織才會發出「格殺令」，在易省各區發動大規模搜捕。
在這段「狩獵」的過程中，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也抓到了多名ISIS大老，並將之「轉贈」給幕後盟友土耳其。而美方又在通過土耳其統整了伊拉克與敘利亞反抗軍的情資，這才順利地於敘利亞–土耳其邊境鎖定了巴格達迪的行蹤。
然而土耳其的「鼎力相助」，雖是美軍之所以能成功擊殺巴格達迪的重要關鍵；但巴格達迪的藏身位置，卻也讓土耳其政府陷入了另一種說不得的尷尬。
相關觀察發現，巴格達迪最後藏身的巴里沙鎮（Barisha），離土耳其邊境只有6公里、附近還有一處土耳其軍事基地——換言之，過去幾個月來，世界頭號通緝犯都是在土耳其軍隊的眼皮底下活動。
除此之外，在巴里沙庇護巴格達迪的敘利亞聖戰領袖哈比比（Abu Mohammed al-Halabi，在行動中被擊斃），過往也與土耳其軍方有所聯繫；而本回協助獵捕的巴格達迪的大敘利亞解放組織，一直以來更與蓋達組織糾纏不清，雖然其戰力堅強有紀律，但是否也是「恐怖份子」，卻也令收受情報的美國政府頗為尷尬。
「但無論如何，魔王已死。」一名匿名美方官員表示：「任務成功結束，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4129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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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October 28, 2019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阿根廷總統大選：庇隆主義的回歸意味着什麼？
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讓當時的總統捲土重來。阿根廷還要「哭」多久？
美國哈佛大學每年都有眾多國家領袖到訪，但要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肯定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12年的某個下午，緬甸的昂山素姬來了甘迺尼（甘迺迪）政府學院演講。她才剛離開，學院晚上又迎來了費南德茲。我在排隊進場時，有很多人給我派傳單，希望我幫忙提問上面的問題。那時我才知道，費南德茲在阿根廷國內幾乎從不接受傳媒訪問。有機會在哈佛見到總統，阿根廷學生當然不會放過向她提問尖銳問題的機會。而且，學院的甘迺迪論壇 （John F. Kennedy Forum, 簡稱為“The Forum“）是無數國家領袖演講的場地，但按傳統，踏上論壇的人都要接受不經篩選的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還特意感謝費南德茲給予這個「尊貴的」發問機會。
費南德茲似乎沒有預料到這些尖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她的財富在擔任總統期間暴漲近十倍、為什麼要實行外匯管制等。費南德茲開始時還不慍不火地回答，但後來終於按捺不住，向學生發炮回擊：「我以為來到哈佛，學生會問關於阿根廷文學的問題。」「你們都有那麼多美金來哈佛讀書，證明兌換美金不是問題。」跟學生辯論得興起的費南德茲，不讓院長按時結束答問環節，反叫學生盡情發問。費南德茲最後勃然大怒地離開，連學院為她準備的酒會也沒有參加。我身旁的阿根廷同學說，她和很多阿根廷人都只是一介窮書生，要靠獎學金才能來到哈佛，總統的回答傷透她的心了。
這個充滿爭議的女政治家，並沒有隨著她於2015年完成兩屆總統任期而淡出政壇。相反，費南德茲的競選組合在週日（27日）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得票47.88%，壓倒性擊敗尋求連任、但只有40.6%得票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根據阿根廷法律，只要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獲得45%選票、或獲得40%以上選票且比得票第二高的候選人多出十個百分點，就將直接勝出選舉，無須進入第二輪投票。雖然在選舉組合中，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費南德茲只任副總統，而名氣較低的艾柏托（Alberto Fernandez）則任總統（兩人同姓，但彼此沒有關係），但阿根廷人普遍認為費南德茲將會掌握實權，而艾柏托則可能淪為「虛位元首」。
十二年的費南德茲夫婦時代
哈佛和阿根廷算是有一段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問題阿根廷高達3,000%的惡性通脹問題，哈佛出身的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在1991年推出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把阿根廷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定為一比一。此舉迫使阿根廷中央銀行不能濫發貨幣，亦降低國民和投資者的通脹預期。阿根廷的通脹翌年就降至不到20%，再之後的幾年更降至接近零。但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放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調節更加痛苦。2001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和銀行擠提，再次被邀請回政府擔任經濟部長的卡法友被迫限制市民每天的提款上限，但此舉進一步使得民眾的信心進一步崩潰。到了12月底，數以十萬計的憤怒民眾上街示威，在短短十天內推翻了兩個總統。新總統宣佈廢除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披索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迅速貶值約75%。
雖然阿根廷的經濟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後接近崩潰，而且須要對國際債務違約，但她的民主制度還是倖存下來。可幸的是，往後十年國際商品價格高企，使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大轉變，經濟增長在2003-08年每年達8%。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後，對債權人採取強硬的態度，逼使他們對債務進行重組，並利用新債換取舊債，削減了阿根廷超過一半的債務。此舉使阿根廷被完全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但因為那時候商品價格高漲，阿根廷根本不需要向外舉債，甚至到2005年已經完全還清了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債務。
基什內爾上台時，阿根廷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要比鄰近的巴西和智利高很多。但亦因如此，基什內爾上任時的反對派十分虛弱，讓他得以組織一個強勢政府。他也作出幾項舉動，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例如，他任命了一些有威望的最高法院法官，檢控右翼軍政府在70年代末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骯髒戰爭」（Dirty War）的罪犯。基什內爾也是阿根廷近20年來第一個提高工人工資的人。他的高支持度幫助他的妻子費南德茲贏得2007年的總統大選，並在2011年再次成功連任。
與丈夫基什內爾一樣，費南德茲是庇隆主義者（Peronist），經濟政策稍為向左傾，加上她在首個總統任期時正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使得政府有能力進行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行全民社會保障，例如在2008年將退休制度重新國有化，確保包括灰色經濟（informal sector）領域在內的全部退休工人都能享有退休福利。在費南德茲任內，阿根廷的貧窮比率減少了一半、失業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工資有所提高、貧富懸殊的程度亦有所回落。
庇隆主義的褪色
2015年，費南德茲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不能再次連任，阿根廷宛如正式告別一個時代。中間偏右的反對派候選人馬克里贏得總統大選，結束了庇隆主義（Peronism）70年的執政。馬克里是阿根廷鉅富法蘭高·馬克里（Franco Macri）的兒子，與商界十分親近，右翼形象深入民心。他接手時阿根廷經濟是一個爛攤子：低經濟增長、高通脹、低儲備、及巨額財政赤字。馬克里上任時承諾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提高透明度和開放國際市場，並指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國際社會對馬克里的經濟政策抱有很大期望，阿根廷股市指數 MERVAL 在馬克里當選當天猛漲了25%。馬克里聲稱要進行「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gradualismo），在上任一星期內取消了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並與債權人就2001年阿根廷債券違約問題達成原則性和解，使阿根廷能夠重返國際市場進行融資。馬克里同時採取緊縮財政政策，以改善政府財政，又取消了多種農產品的出口税，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國際投資者的樂觀情緒，甚至讓阿根廷發行的100年期「百年債券」獲得超額認購。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並不持久，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外部事件破壞了馬克里的經濟模式。阿根廷2018年遇上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影響大豆的收成，令政府無法從農產品出口中賺取所急需的美元收入。加上美國加息，增加了阿根廷的借貸成本，也使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仿佛突然間記起阿根廷的一些「老問題」：過去曾經八次債務違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歷了超過14次經濟衰退，等等。阿根廷一時間不再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資金流向迅速逆轉。
隨著阿根廷比索匯率在2018年急跌一半，阿根廷再度陷進經濟陰霾，阿根廷不得再次不向IMF求助。這已經是阿根廷自1958年來第22次向IMF求助，而IMF亦決定提供史上最大的560億美元援助計劃。接腫而來的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公共補貼，導致物價飆升並加劇了通貨膨脹。至此，馬克里的 gradualismo 已經名存實亡。削減補貼使不少低下階層生活困難，加上2017年的養老金改革引發暴力抗議，大大削弱了馬克里的聲望。
今年8月初總統初選，艾柏托和費南德茲得票49.5%，比角逐連任的馬克里多出16.5個百分點。這在拉丁美洲並不常見——根據一個研究，1953至2012年間拉美舉行的137次總統選舉中，有83%的總統都能夠連任。市場擔心庇隆主義可能重新掌權，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一度下跌約30%至60披索兌1美元水平，MERVAL指數亦單日下跌近37%。阿根廷央行的標準利率已升至接近75%的高位，但也阻止不了資金流走。馬克里政府後來更宣佈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以免外滙儲備繼續流失。
庇隆主義的回歸
那為何國際投資者不信任庇隆主義，但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大有市場？事實上，在馬克里任內，庇隆主義者（Peronist）仍控制工會及國會，所以庇隆主義其實從來末有消失。在這次總統選舉，艾柏托與費南德茲固然是庇隆派代表，但馬克里亦找來一名庇隆主義者做副手，可見庇隆主義對阿根廷的深遠影響。
雖然庇隆時代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但要了解阿根廷，就要了解庇隆主義。庇隆（Juan Perón）這個名字可能陌生，但庇隆夫人的名字卻隨著電影《庇隆夫人》（Evita）家喻戶曉。簡單而言，庇隆當年成功動員阿根廷的工人階級，給予他們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成功推動一個民粹運動，打敗整個阿根廷政治建制。
和大部份的民粹主義一樣，阿根廷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支持和反對庇隆主義。直至今日，阿根廷的草根階層仍然普遍是庇隆主義者，但中上階層則相反。過去幾十年，庇隆主義導致阿根廷的極端政治不穩定；阿根廷軍方曾經認為庇隆主義造成一個沒法運作的政權，而結果是在1954-1976年發生的四次軍事政變。
脆弱制度的惡果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阿根廷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阿根廷過去百年經歷慢性衰落，主因是制度的脆弱（institutional weakness）。在過去20-30年，阿根廷的鄰國如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在制度建設方面，都緩慢的取得成果，但阿根廷卻反而在開倒車。例如，阿根廷的國會基本上無力制衡政府；敏能（Carlos Menem）在90年代和基什內爾在2000年代擔任總統時基本上都控制國會，而在費南德茲回歸執政後也定必如此。拉美發展銀行發表的「國會能力指數」（congressional capability index），評核各拉美國家的國會在各個方面，例如技術知識、立法委員會的能力、議員的平均年資等。四個國家（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獲評為「高」。幾個國家獲評為「中」，包括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薩爾瓦多。阿根廷的評分卻只有「低」，如同更落後的秘魯、洪都拉斯及危地馬拉。
阿根廷的司法獨立性，在調查中亦處於拉美的下游位置，比巴拉圭、厄瓜多爾及危地馬拉還要低。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是司法人員工作的穩定性，如法官不應該懼怕因政治原因而被撤職。但從歷史上來說，除了在1999-2001年擔任總統的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之外，從40-50年代庇隆時代起的每一屆阿根廷政府，都曾經干預最高法院。從1960至200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任職達13年；智利的更長達16年；巴西的也有10年。然而，阿根廷的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的任期都不到4年，比一屆總統任期還要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根廷中央銀行。智利、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過去30年都建立了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敏能曾經在90年代建立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但自此以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被侵犯及破壞。儘管阿根廷總統在憲制上沒有解僱央行行長的權力，但包括馬克里來內的多任總統，都曾經迫使央行行長辭職。去年，在IMF的壓力下，阿根廷政府向國會提出草案，旨在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加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但在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該立法工作仍然面臨挑戰。
在普遍脆弱的制度下，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可以隨時被操縱或改變，去迎合當權者的短期需要。由於脆弱的制度不能有效的制衡政府，防止政府過度集中及濫用權力，當沒有遊戲規則時，政治就只剩下「叢林法則」。沒有人知道對方會否按規矩辦事，所以每一個人在當權時，都會「有風駛盡𢃇」。這使阿根廷政治變得非常不穩定，各派勢力也不存在任何信任和合作，使得政府施政缺乏前瞻性。脆弱的制度終究會帶來政治災難及經濟危機，這大概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百年，阿根廷在民主發展和經濟表現都落後其他拉美國家的主因。
左傾經濟政策回歸
如今，阿根廷已經開始重組1,010億美元的債務，以遏制一場已顛覆該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阿根廷國債評級，阿根廷國債價格已經跌至歷史低點，市場估計未來五年阿根廷違約的機率高達90%。IMF預期2019年阿根廷經濟收縮3.1%，通脹則高達57.3%，2020年阿根廷GDP仍可能萎縮1.3%，通脹則為39.2%。而阿根廷政府過去曾被IMF點名批評篡改官方數字，所以實際經濟情況可能還要更糟。
與智利不同，阿根廷政府從來都沒有成立一個「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作未雨綢繆。基什內爾和費南德茲過去基本上把商品價格高企的那些年賺回來的錢全部花光，仿佛商品價格會永遠持續高企。雖然這改善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阿根廷政府沒有準備好面對商品價格的急速回落。過去，阿根廷因為債務違約，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債，使得中國資金成為重要來源，用以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自2007到2018年，中國已向阿根廷作出169億美元貸款，成為阿根廷主要的債權人之一；中國亦已經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艾柏托最近曾指責馬克里，說他當選時聲稱會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就沒有珍惜中國這個可靠的投資者。隨著親華的費南德茲回歸執政，阿根廷勢必再向中國靠攏。不少阿根廷人仍然認為IMF是阿根廷在2001年違約的罪魁禍首，反而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經濟救星。過去幾年爭議不斷的阿圖查核電站三號機組（Atucha III）興建計劃，亦可能正式動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馬克里對這個項目反覆阻撓。而這個核電站項目的成本，絕大部份由中國貸款支付，被視為中國對外出口核反應堆的代表作。
費南德茲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使她捲土重來。但在今天的阿根廷經濟亂局下，費南德茲是否還會有昔日的政治光環？雖然她將再次領導阿根廷，答案似乎卻是不言而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argentina/
美國哈佛大學每年都有眾多國家領袖到訪，但要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則肯定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選女總統費南德茲（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2012年的某個下午，緬甸的昂山素姬來了甘迺尼（甘迺迪）政府學院演講。她才剛離開，學院晚上又迎來了費南德茲。我在排隊進場時，有很多人給我派傳單，希望我幫忙提問上面的問題。那時我才知道，費南德茲在阿根廷國內幾乎從不接受傳媒訪問。有機會在哈佛見到總統，阿根廷學生當然不會放過向她提問尖銳問題的機會。而且，學院的甘迺迪論壇 （John F. Kennedy Forum, 簡稱為“The Forum“）是無數國家領袖演講的場地，但按傳統，踏上論壇的人都要接受不經篩選的學生提問。有一個學生還特意感謝費南德茲給予這個「尊貴的」發問機會。
費南德茲似乎沒有預料到這些尖銳的問題，例如，為什麼她的財富在擔任總統期間暴漲近十倍、為什麼要實行外匯管制等。費南德茲開始時還不慍不火地回答，但後來終於按捺不住，向學生發炮回擊：「我以為來到哈佛，學生會問關於阿根廷文學的問題。」「你們都有那麼多美金來哈佛讀書，證明兌換美金不是問題。」跟學生辯論得興起的費南德茲，不讓院長按時結束答問環節，反叫學生盡情發問。費南德茲最後勃然大怒地離開，連學院為她準備的酒會也沒有參加。我身旁的阿根廷同學說，她和很多阿根廷人都只是一介窮書生，要靠獎學金才能來到哈佛，總統的回答傷透她的心了。
這個充滿爭議的女政治家，並沒有隨著她於2015年完成兩屆總統任期而淡出政壇。相反，費南德茲的競選組合在週日（27日）的第一輪總統選舉中得票47.88%，壓倒性擊敗尋求連任、但只有40.6%得票的馬克里（Mauricio Macri）。根據阿根廷法律，只要候選人在第一輪投票獲得45%選票、或獲得40%以上選票且比得票第二高的候選人多出十個百分點，就將直接勝出選舉，無須進入第二輪投票。雖然在選舉組合中，為了爭取溫和派的支持，費南德茲只任副總統，而名氣較低的艾柏托（Alberto Fernandez）則任總統（兩人同姓，但彼此沒有關係），但阿根廷人普遍認為費南德茲將會掌握實權，而艾柏托則可能淪為「虛位元首」。
十二年的費南德茲夫婦時代
哈佛和阿根廷算是有一段淵源。上世紀80年代末，為了解決問題阿根廷高達3,000%的惡性通脹問題，哈佛出身的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法友（Domingo Cavallo），在1991年推出貨幣局制度（currency board system），把阿根廷披索兌美元的匯率定為一比一。此舉迫使阿根廷中央銀行不能濫發貨幣，亦降低國民和投資者的通脹預期。阿根廷的通脹翌年就降至不到20%，再之後的幾年更降至接近零。但世界沒有免費午餐，放棄貨幣政策會使經濟調節更加痛苦。2001年阿根廷發生金融危機和銀行擠提，再次被邀請回政府擔任經濟部長的卡法友被迫限制市民每天的提款上限，但此舉進一步使得民眾的信心進一步崩潰。到了12月底，數以十萬計的憤怒民眾上街示威，在短短十天內推翻了兩個總統。新總統宣佈廢除貨幣局制度，阿根廷披索在接下來的數個月迅速貶值約75%。
雖然阿根廷的經濟在2001年的金融危機後接近崩潰，而且須要對國際債務違約，但她的民主制度還是倖存下來。可幸的是，往後十年國際商品價格高企，使阿根廷經歷了一個大轉變，經濟增長在2003-08年每年達8%。基什內爾（Néstor Kirchner）在2003年上台後，對債權人採取強硬的態度，逼使他們對債務進行重組，並利用新債換取舊債，削減了阿根廷超過一半的債務。此舉使阿根廷被完全踢出國際金融體系，但因為那時候商品價格高漲，阿根廷根本不需要向外舉債，甚至到2005年已經完全還清了她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債務。
基什內爾上台時，阿根廷可以說是一片混亂，而民眾對政府的不滿情緒，要比鄰近的巴西和智利高很多。但亦因如此，基什內爾上任時的反對派十分虛弱，讓他得以組織一個強勢政府。他也作出幾項舉動，恢復公眾對政府的信心。例如，他任命了一些有威望的最高法院法官，檢控右翼軍政府在70年代末針對異見人士發動的「骯髒戰爭」（Dirty War）的罪犯。基什內爾也是阿根廷近20年來第一個提高工人工資的人。他的高支持度幫助他的妻子費南德茲贏得2007年的總統大選，並在2011年再次成功連任。
與丈夫基什內爾一樣，費南德茲是庇隆主義者（Peronist），經濟政策稍為向左傾，加上她在首個總統任期時正值大宗商品價格高企，使得政府有能力進行許多社會福利政策，實行全民社會保障，例如在2008年將退休制度重新國有化，確保包括灰色經濟（informal sector）領域在內的全部退休工人都能享有退休福利。在費南德茲任內，阿根廷的貧窮比率減少了一半、失業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二、工資有所提高、貧富懸殊的程度亦有所回落。
庇隆主義的褪色
2015年，費南德茲完成兩屆總統任期，按憲法規定不能再次連任，阿根廷宛如正式告別一個時代。中間偏右的反對派候選人馬克里贏得總統大選，結束了庇隆主義（Peronism）70年的執政。馬克里是阿根廷鉅富法蘭高·馬克里（Franco Macri）的兒子，與商界十分親近，右翼形象深入民心。他接手時阿根廷經濟是一個爛攤子：低經濟增長、高通脹、低儲備、及巨額財政赤字。馬克里上任時承諾以自由市場政策復興經濟，提高透明度和開放國際市場，並指會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國際社會對馬克里的經濟政策抱有很大期望，阿根廷股市指數 MERVAL 在馬克里當選當天猛漲了25%。馬克里聲稱要進行「漸進主義」式的經濟改革（gradualismo），在上任一星期內取消了外匯管制（cepo cambiario），並與債權人就2001年阿根廷債券違約問題達成原則性和解，使阿根廷能夠重返國際市場進行融資。馬克里同時採取緊縮財政政策，以改善政府財政，又取消了多種農產品的出口税，以增強出口競爭力。國際投資者的樂觀情緒，甚至讓阿根廷發行的100年期「百年債券」獲得超額認購。
但是，這種樂觀情緒並不持久，一系列的政策失誤和外部事件破壞了馬克里的經濟模式。阿根廷2018年遇上數十年來最嚴重的干旱，影響大豆的收成，令政府無法從農產品出口中賺取所急需的美元收入。加上美國加息，增加了阿根廷的借貸成本，也使新興市場的貨幣大幅貶值。國際投資者仿佛突然間記起阿根廷的一些「老問題」：過去曾經八次債務違約，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經歷了超過14次經濟衰退，等等。阿根廷一時間不再是國際投資者的寵兒，資金流向迅速逆轉。
隨著阿根廷比索匯率在2018年急跌一半，阿根廷再度陷進經濟陰霾，阿根廷不得再次不向IMF求助。這已經是阿根廷自1958年來第22次向IMF求助，而IMF亦決定提供史上最大的560億美元援助計劃。接腫而來的大幅削減政府財政開支和公共補貼，導致物價飆升並加劇了通貨膨脹。至此，馬克里的 gradualismo 已經名存實亡。削減補貼使不少低下階層生活困難，加上2017年的養老金改革引發暴力抗議，大大削弱了馬克里的聲望。
今年8月初總統初選，艾柏托和費南德茲得票49.5%，比角逐連任的馬克里多出16.5個百分點。這在拉丁美洲並不常見——根據一個研究，1953至2012年間拉美舉行的137次總統選舉中，有83%的總統都能夠連任。市場擔心庇隆主義可能重新掌權，阿根廷比索對美元一度下跌約30%至60披索兌1美元水平，MERVAL指數亦單日下跌近37%。阿根廷央行的標準利率已升至接近75%的高位，但也阻止不了資金流走。馬克里政府後來更宣佈重新實施外匯管制，以免外滙儲備繼續流失。
庇隆主義的回歸
那為何國際投資者不信任庇隆主義，但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大有市場？事實上，在馬克里任內，庇隆主義者（Peronist）仍控制工會及國會，所以庇隆主義其實從來末有消失。在這次總統選舉，艾柏托與費南德茲固然是庇隆派代表，但馬克里亦找來一名庇隆主義者做副手，可見庇隆主義對阿根廷的深遠影響。
雖然庇隆時代已經是50多年前的事，但要了解阿根廷，就要了解庇隆主義。庇隆（Juan Perón）這個名字可能陌生，但庇隆夫人的名字卻隨著電影《庇隆夫人》（Evita）家喻戶曉。簡單而言，庇隆當年成功動員阿根廷的工人階級，給予他們一系列的社會和經濟利益，以換取他們政治上的支持，結果成功推動一個民粹運動，打敗整個阿根廷政治建制。
和大部份的民粹主義一樣，阿根廷社會分裂成兩個陣營：支持和反對庇隆主義。直至今日，阿根廷的草根階層仍然普遍是庇隆主義者，但中上階層則相反。過去幾十年，庇隆主義導致阿根廷的極端政治不穩定；阿根廷軍方曾經認為庇隆主義造成一個沒法運作的政權，而結果是在1954-1976年發生的四次軍事政變。
脆弱制度的惡果
其實，在上世紀30年代，阿根廷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譽為「南美的巴黎」。阿根廷過去百年經歷慢性衰落，主因是制度的脆弱（institutional weakness）。在過去20-30年，阿根廷的鄰國如墨西哥、巴西和智利在制度建設方面，都緩慢的取得成果，但阿根廷卻反而在開倒車。例如，阿根廷的國會基本上無力制衡政府；敏能（Carlos Menem）在90年代和基什內爾在2000年代擔任總統時基本上都控制國會，而在費南德茲回歸執政後也定必如此。拉美發展銀行發表的「國會能力指數」（congressional capability index），評核各拉美國家的國會在各個方面，例如技術知識、立法委員會的能力、議員的平均年資等。四個國家（智利、烏拉圭、哥倫比亞和巴西）獲評為「高」。幾個國家獲評為「中」，包括墨西哥、哥斯達黎加、巴拿馬及薩爾瓦多。阿根廷的評分卻只有「低」，如同更落後的秘魯、洪都拉斯及危地馬拉。
阿根廷的司法獨立性，在調查中亦處於拉美的下游位置，比巴拉圭、厄瓜多爾及危地馬拉還要低。司法獨立的其中一個重要基石，是司法人員工作的穩定性，如法官不應該懼怕因政治原因而被撤職。但從歷史上來說，除了在1999-2001年擔任總統的魯亞（Fernando de la Rúa）之外，從40-50年代庇隆時代起的每一屆阿根廷政府，都曾經干預最高法院。從1960至2000年，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平均任職達13年；智利的更長達16年；巴西的也有10年。然而，阿根廷的最高法院法官一般的任期都不到4年，比一屆總統任期還要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阿根廷中央銀行。智利、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在過去30年都建立了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敏能曾經在90年代建立過一個相對獨立的中央銀行，但自此以後，中央銀行的獨立性不斷被侵犯及破壞。儘管阿根廷總統在憲制上沒有解僱央行行長的權力，但包括馬克里來內的多任總統，都曾經迫使央行行長辭職。去年，在IMF的壓力下，阿根廷政府向國會提出草案，旨在增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加強貨幣政策的公信力。但在國會的強烈反對下，該立法工作仍然面臨挑戰。
在普遍脆弱的制度下，政治和經濟的遊戲規則可以隨時被操縱或改變，去迎合當權者的短期需要。由於脆弱的制度不能有效的制衡政府，防止政府過度集中及濫用權力，當沒有遊戲規則時，政治就只剩下「叢林法則」。沒有人知道對方會否按規矩辦事，所以每一個人在當權時，都會「有風駛盡𢃇」。這使阿根廷政治變得非常不穩定，各派勢力也不存在任何信任和合作，使得政府施政缺乏前瞻性。脆弱的制度終究會帶來政治災難及經濟危機，這大概也是為甚麼在過去百年，阿根廷在民主發展和經濟表現都落後其他拉美國家的主因。
左傾經濟政策回歸
如今，阿根廷已經開始重組1,010億美元的債務，以遏制一場已顛覆該國金融市場的信心危機。國際評級機構紛紛下調阿根廷國債評級，阿根廷國債價格已經跌至歷史低點，市場估計未來五年阿根廷違約的機率高達90%。IMF預期2019年阿根廷經濟收縮3.1%，通脹則高達57.3%，2020年阿根廷GDP仍可能萎縮1.3%，通脹則為39.2%。而阿根廷政府過去曾被IMF點名批評篡改官方數字，所以實際經濟情況可能還要更糟。
與智利不同，阿根廷政府從來都沒有成立一個「雨天基金」（rainy day fund）作未雨綢繆。基什內爾和費南德茲過去基本上把商品價格高企的那些年賺回來的錢全部花光，仿佛商品價格會永遠持續高企。雖然這改善了很多社會問題，但阿根廷政府沒有準備好面對商品價格的急速回落。過去，阿根廷因為債務違約，不能在國際金融市場發債，使得中國資金成為重要來源，用以投資基礎設施、能源和交通運輸等。自2007到2018年，中國已向阿根廷作出169億美元貸款，成為阿根廷主要的債權人之一；中國亦已經成為阿根廷的第二大貿易伙伴。
艾柏托最近曾指責馬克里，說他當選時聲稱會吸引外國投資者，但就沒有珍惜中國這個可靠的投資者。隨著親華的費南德茲回歸執政，阿根廷勢必再向中國靠攏。不少阿根廷人仍然認為IMF是阿根廷在2001年違約的罪魁禍首，反而有不少人將中國視為經濟救星。過去幾年爭議不斷的阿圖查核電站三號機組（Atucha III）興建計劃，亦可能正式動工。在美國政府的壓力下，馬克里對這個項目反覆阻撓。而這個核電站項目的成本，絕大部份由中國貸款支付，被視為中國對外出口核反應堆的代表作。
費南德茲四年前留下的經濟爛攤子，正好滋生土壤使她捲土重來。但在今天的阿根廷經濟亂局下，費南德茲是否還會有昔日的政治光環？雖然她將再次領導阿根廷，答案似乎卻是不言而諭。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argentina/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編按】：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教育」常常成為港府及中央的批評對象，大中小學生關注甚至參與社會運動，也成為一些家長擔心的「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段崇智與學生的幾次對話及其後發表的校長信，在本港固然受到歡迎，但也引來了內地官媒《人民日報》的抨擊，校園、校長、學生——為人師表者及學習者，總是要經受關於「政治化」的質問和考驗。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原文：《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
「政治」的本質、「教育」的本質究竟為何——這些問題或許要多回到幾本書中去找尋答案，但是當我們把目光從理念轉回到實際的教育過程、校園生活中時，則能更細緻地發現其中的張力。學校真的沒有做夠嗎？學生沒有顧及學校嗎？學生沒有自己的思考嗎？老師及校長沒有秉持中立嗎？如此多的疑問，被淹沒在一句「教育有問題」的籠統指責下，實在可惜。本文是香港傳播學者朱順慈基於雨傘運動之後做的研究改寫而成，回應今日，仍有餘音。
九月開學以來，參與反修例運動的學生有增無減。截至10月8日，香港警方累計拘捕2300多人，其中750人未滿18歲。禁蒙面法實施後首個周末，被捕百餘人，六成在學。如何理解現況？不少人以一句「教育出了問題」解說，至於具體哪裡出問題，就各有各的說法。首任特首董建華當年力推教改，二十年後直認通識教育失敗；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羅范椒芬認為錯不在通識，反而社交媒體影響更大；現任教育局長楊潤雄說，家長和社會的角色同樣重要，未來會加強家長教育云云。
「教育」很玄妙。舉凡社會出了什麼問題，總有人提出加強某方面的教育來解決。未婚懷孕個案多了？我們需要與時並進的性教育。青少年道德觀念薄弱？是時候重整德育了。高分低能？年輕人要學習多角度思考，必修通識。語文水平下降？資訊科技追不上？幾乎所有問題都關學校事，都應該開一科，只要加人手、撥資源，問題便迎刃而解。到問題解決不了，怪罪起來，學校又首當其衝。每次聽人批評學校諸多不濟，我都不確定大家責備「學校」時，腦裡想的，到底是有血有肉的校長、老師和學生，還是盤根錯節的架構和層級。如果是前者，即是把所有人都罵了，不但一竹篙打了一船人，亦無視體制內各種利害和張力。如果是後者，那我們是否應更公道些，先別忙追究，而是回到制度本身查找不足？
2014年9月，我在荷蘭學術休假，每天醒著的時間都在網上追新聞。10月，黃之鋒登上《時代周刊》封面，周刊以「一代的聲音」（the voice of a generation）為專題，內文提及「青年震盪」(Youthquake)，這比喻固然生動貼切，我卻隨即想到，佔領現場雖不缺中學生身影，但學校依然是最多年輕人聚集的地方，要說這是一場震盪，在漫長的七十九天，學校裡頭出現過什麼樣的震盪，他們如何面對？當時我一直留意為數不少的中學政改關注組，他們組織各種表達政治訴求的活動，大至罷課，小至派發黃絲帶，抗議行動不時見報，報道重點往往落在校方和學生的「衝突」。我搜集相關報道，整理了一個學校名單，2015年年初，得到其中四間中學同意，讓我分別訪問他們的校長和該校的政改關注組負責學生，嘗試還原「衝突」背後的故事，了解本來的規章制度的作用。研究結果於2018年在期刊Social Media + Society發表。（註1）
五年過去。重讀訪談紀錄，對照當下時局，深深感到學校處境之難，比起雨傘運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某些需要深思的題目，原來歷久常新。
「政治介入校園」
例如，「政治不應介入校園」。
如果可以選擇，我相信絕大多數校長老師都不希望把政治爭議帶進學校。這心態非香港獨有，曾有美國學者訪問任教社會科（Social Studies）的老師，請他們列出「安全」和「禁忌」題目，結果發現，雖然不少教育改革者建議在課堂引入有爭議性的社會議題，身在最前線的老師卻最為避忌，對於那些會牽動強烈情緒的社會事件和涉及學生背景的討論，尤其步步為營。（註2）
官方制訂課程時往往另有考量。以公民教育為例，早在1953年，香港中學已有「公民科」（Civics），不過，正如本地學者莫禮時和陳嘉琪指出（註3），在1945年至1965年間，因為香港學校大多「不提政治」 (apolitical)，公民科內容平鋪直敘。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1985年當局發出「公民教育指引」，1987年新開了「政府與公共事務」（Govern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一科。1996年，回歸前一年，新的「公民教育指引」出爐，明言在政治過渡期，公民應發展新的國民身分，積極參與和貢獻香港。學者阮衛華等就公民教育的興衰寫過不少文章，單單爬梳文獻，也感受到風向不定，從「去政治化」、「政治化」到「再去政治化」，回歸後， 公民教育與德育和國民教育並置，原本定位相當清晰的公民教育如入泥潭。（註4）
教育當局有他們的盤算，但一般人顧名思義，公民教育首重培育良好公民。至於何謂良好公民，不同社會文化或有不同理解，但大致而言，我們會覺得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總好過漠不關心，例如多讀報關心時事，通過不同途徑表達意見，行使公民權利，同時盡己所能貢獻社會等等。1986年，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公益廣告就鼓勵大家關心社會，坐言起行。。但知道是一回事，實行是另一回事，不必說到投身社運，要在學校實踐相關理念亦不容易。研究公民教育的謝均才分析，學校身負監護人之責，加上各種規章和機構文化，學校難免帶有「威權」色彩，要帶頭推行民主教育實屬「不可能的任務」。（註5）
長篇大論講公民教育的前世今生，無非想提醒大家，政治不政治，學校其實很被動。我甚至懷疑，歷史使然，香港大多數學校寧可置身政事之外。當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天下太平時， 即使課程文件訂好目標，每間學校有自己達成的路徑，尚有自主空間，不過當爭議臨門，文件上那些令人嚮往的理念，有學生付諸實行，立刻成了學校要嚴肅回應的教育問題。
原文：《朱順慈：社會抗爭中的校園，有可能「去政治化」嗎？》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utm_medium=copy
© 端傳媒 Initium Media「煽動無知學生」
例如，為了表達政治訴求，有學生發動全校罷課。
2015年1月，雨傘運動剛結束，我訪問了四所中學的政改關注組的主要成員。A和B校的關注組人數較多，但也不超過十人，C和D校的關注組，分別只有兩三人。他們開學後已開始宣傳9月26日由學民思潮發起的中學生罷課，校內反應冷淡。在臉書成立了專頁，讚好的多是畢了業的校友和記者，同校同學很少，亦不會回應帖文。關注組認為這是因為中學生每天上學就會碰面，不需要在社交媒體接收關於校內活動的訊息，於是他們改用其他較「傳統」的方法，印傳單，貼海報，製作貼紙和橫幅，派發黃絲帶。費盡氣力動員同學參加罷課，效果不彰，事後回想仍會為同學的冷漠氣餒。9月28日，警方在金鐘施放87枚催淚彈後，情勢卻忽然逆轉。A 校學生領袖說： 「928後整件事不同了，我不再需要做宣傳，原來要搞到這麼大，大家才會關注。」
這裡並沒有低估社交媒體的動員能力的意思，但太強調社交媒體在年輕人社群的作用，會忽略了不同媒體在特定環境中的功能和限制。在相對封閉的學校，適宜直接溝通，互相說服，C校同學當時讀中三，他發現與其直接跟人辯論有傷和氣，還不如輕輕鬆鬆說個笑話：「想人聽自己的觀點，面對面說，好過在網上自說自話。」同理，校長跟學生商量行動，唯有閉門面談方能坦然說出顧慮，陳述各種利害，爭取學生認同他們心目中更合適的做法。成人認定年輕人都喜歡上網，以為在社交媒體開戶口設專頁可以拉近距離，其實真正有效的對話，不見得必須直播和廣傳天下。
話雖如此，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確實大大衝擊學校教育。B校同學說，他本來不知道佔領運動的背景，直至坊間熱烈討論，他上網搜尋相關新聞後，覺得應該好好讀一讀基本法，結果找來認真看了。對年輕人來說，互聯網是超大型圖書館和記憶倉庫，除非你真的什麼也不感興趣，不然你總找到門路學習，從中建立自己的看法。這些關注組同學在臉書上有很多朋友，當中不乏政治和社運人物，比起其他同學，他們不但有更多接收資訊的渠道，亦會聽到看到不同的意見，陳智達研究反國教運動中學生領袖在社交媒體上的連結模式，社交媒體擴闊年輕人視野，可說是一種另類公民教育。（註6）當眼界開了，想要坐言起行，有些同學選擇從自己的學校開始。
「程序/政治中立/教育專業」
雨傘運動期間，有些行動被「推上報」，焦點有時是「校方打壓」，有時是「校方縱容」，視乎報道的是哪個媒體。單看文字，會以為彼時學校如戰場，雙方對立，關係緊張，訪談後我發現兩方角力是有的，但大多和氣收場。為保密受訪者身份，本文不會交代具體細節，四個個案的共通點是學生發起了抗議行動，校方處理手法引起外間爭論。 我分別訪問校長和相關學生，請他們重述事件經過。兩方面敘述的事實重點相同，過程中的考慮和感受卻有不同演繹。對校長來說，傳媒訪問，可免則免，D校長明言最怕媒體斷章取義。A校長認為「越低調越做到事」，校名一旦出現在大眾媒體和社交媒體，不但不同立場的校友和家長有意見，辦學團體、教育當局、其他團體，以至社區坊眾，都會加倍留意學校的動態。
訪談中，校長們說得最多的就是「程序」、「政治中立」和「教育專業」。除了C校，其他校長一知道學生發起行動，都立即約學生面談。C校關注組只有兩人，發起人電郵校長，查詢罷課會否被罰，校長從來沒有回覆。我問校長為什麼不回應同學，他說關注組的成立不符合學生組織的程序，既然違反民主原則在先，他認為無需理會。
學校本來就有很多「既定程序」，譬如事事要有家長同意，所以學生罷課要呈上家長信。平日使用壁報板都要事先申請，更不用說掛直幡橫額、派發具象徵意義的黃絲帶黑絲帶、印上政治訴求的傳單了。有學生代表說，不是沒有想過不與校方協商，直接行動，但想到校長並非針對對象，一來不想令他們或老師難做，二來也會顧慮行動帶來的後果，最終還是願意先面談商議。
商談中，有校長指出，根據教育規例，學校不得派發含政治訊息的宣傳品，建議同學在校門外派，或者索性不要派，由同學決定是否取閱。校長強調政治中立，主動派發有推動的意味，任人索取就沒有問題。有學生想在校內掛上直幡，上書「我要真普選」，校長認為這是直接的宣示，不中立，最終說服同學改用提問的方式，結果同學寫了一句用問號終結的問句。另一間中學，學生想在班房外貼上爭取普選的標語，校長說，不同班級可能有不同觀點，標語可以貼在室內，卻不能貼在班房門外或走廊上。同理，學校位處社區，要顧及不同政見的人的看法，不宜在外人看到的地方展示任何立場。
校長們小心翼翼，力求在政治風暴中為學校保持中立的形象。有學生形容這是校長的心計，通過程序和討論令他們的行動趨向溫和。從校長的角度，他們在實踐教育專業，秉承教育原則，既要真誠聆聽學生的心聲，亦要把握教與學的機會，在關鍵時刻讓學生學習如何理解正反觀點、表達意見、與人協商。
忽爾五年
五年前，連登還未面世，臉書仍然流行，直播風潮未成，自媒體早已出現，但來到今天，數目更多，影響更廣，與此同時，傳統媒體公信力繼續受挑戰，而網絡流言和假消息不絕。年輕人在接收資訊和連結其他社群的途徑和能力隨之改變，不論是線上線下，關心社會、坐言起行的學生所領受的「公民教育」何止一種？
五年前，87枚催淚彈叫本來反應冷淡的學生參與罷課，如今，催淚彈、橡膠子彈、布袋彈、水砲車變得「平常」，而投訴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的聲音響徹雲霄，凡此種種，對莘莘學子造成怎樣的心理衝擊甚或傷害？
五年前訪問的學生，有人已經大學畢業，校長相信亦屆退休之齡了。現在回想，非常感謝他們在那個仍然不安的時刻跟我細說雨傘期間的掙扎，讓我有機會反思許多關於教育的假設，包括公民教育的理想和現實，社交媒體的威力，代際矛盾和衝突，而直到這一刻，我仍然記得我訪問過的校長和老師，不論個人政見，總顧念學生在大時代的安危，寄望他們在困難的處境下仍會好好學習。
五年前，我以為這是所有關心下一代的人合該有的共同信念。今天，程序和制度崩壞，學校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壓力，要守住教育專業，更需要把問題好好細說，更不能任人借一句「教育出了問題」便搪塞過去。
（朱順慈，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6-opinion-shks-campus-in-social-movement/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英國貨車39屍案，八問歐洲偷渡版圖
2019年10月23日星期三凌晨，在英國埃塞克斯郡的一個集裝箱中發現39屍，其中還有一名未成年人。翌日，英國警方發布聲明稱39名受害者皆為中國公民，而中國駐英大使館則發表聲明稱其國籍尚未被確認。新聞一出，中國和歐洲社交媒體一片譁然。再之後，英國傳媒報導，一個越南家庭懷疑其中一名死者是他們的親人，據稱她在貨櫃內用手機發放臨終信息，稱偷渡英國計劃失敗，因為無法呼吸，將會死去。英國方面目前表示，死者中可能有更多的越南人。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樁慘案無疑令全球震驚。目前案情未有進一步披露，此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澄清一些背景問題，希望這樁慘劇能夠推動我們對移民問題和邊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1、為什麼確認國籍這麼複雜？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
因為很有可能是偷渡。根據歐盟的移民政策，一旦能夠確認偷渡者身份國籍就能順利遣返回原籍國，反之，無法確認原籍國就無法實施遣返。偷渡集團在安排偷渡的時候，通常會把偷渡者的護照收走，以增加在被邊境警察查到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難度。在這次的事件中，大致可以推測受害者身上並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身份的證件，警方需要藉助其他信息如指紋、DNA等來確認受難者身份，而且這同時需要移出國大使館的配合，這也就是為什麼確認國籍的過程複雜且耗時。
2、如何判斷這次是人口販賣還是偷渡？
根據一般經驗，偷渡的可能性比較大。外國媒體一般會將這種人數眾多的集體偷渡行為稱為「people trafficking」，字面意思是人口販賣，但其實該罪名針對的是組織偷渡的犯罪集團，實質上還是偷渡行為。而這種躲在集裝箱中以避開邊境檢查、非法入境的移民行為，其行為主體一般都是有自己的移民意願，而非個體意願任由偷渡集團支配的被動者。為了在沒有合法證件的情況下抵達目的國，他們通常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給蛇頭。因此，花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讓偷渡集團把自己給人口販賣了，似乎邏輯上和理性上都不太可行。
偷渡是無奈之舉。偷渡一般指的是沒有合法的證件（簽證）或者通過偽造證件而非法穿越國境線而入境、繼而非法居留的移民行為。另外一種常見的無證移民的方式則是憑合法證件入境、後逾期滯留的移民行為。這一種方式多為來自非傳統僑鄉地區的潛在移民所使用。
舉例來說，僅就中國而言，浙江温州地區和福建福州地區，作為著名的僑鄉，也就是移民遷出地，已經被頗有移民管理經驗的歐美髮達國家列入「黑名單」，被認為是移民意願非常強烈的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人經常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簽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十多年前，筆者的一門授課老師就分享過作為一名福建籍學者，想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之難，她的美國簽證申請波折不斷。對那些下決心出國的人來說，面前所剩的路寥寥無幾：勞務輸出是一條路，可是條件苛刻，首先需要有僱主願意僱用自己，其次僱主得證明其從事的行業屬於本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匱乏職業；結婚，以配偶的身份過去家庭團聚；還有偷渡。
偷渡費用因是否來自著名僑鄉和要去的國家而異。對去往英國的越南人來說，危險的路徑價格相對便宜，1萬至1萬5美元，而比較安全舒適的路徑即乘坐飛機價格也翻幾番，要3、4萬美元。對目的地為法國的温州人而言，費用在10-18萬人民幣之間。他們經常羨慕北方人，「幾萬塊就能過來」。不過跟想遷去英國的福建人比起來，10多萬隻意味着漫漫偷渡路走了一半。筆者曾經跟幾位滯留在法國的福建移民聊過，他們告訴筆者，去英國至少要準備30萬，到法國只要10多萬。法國對很多福建人而言只是中轉國他們的目的地是拉芒什海峽對面的英國。等待蛇頭安排再次上路的時間裏，有人覺得費用太高放棄了，有人在法國找到了工作。
3、 歐洲的中國及越南偷渡者版圖大概如何？
總體而言，在歐洲的中國移民以來自浙江温州地區的移民為主（温州、青田和樂清）。但是每個地理區域的移民的偏好遷入國是有差別的。温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中國移民偏好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而英國的中國新移民則以福建人為主，其中福清人和長樂人居多。法國的温州人非常出名，稍有了解的法國人都能夠用法語發出「温州」的讀音。
2000年左右，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經歷了國企改制後下崗的前工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國際移民的大軍中，其中以東北三省為主。由於來自非傳統移民地區，他們的遷徙相對容易、風險較小，經常持商業簽證或者旅遊簽證入境歐盟，而後逾期滯留，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某一個歐洲國家，在歐洲各國都可見東北移民的身影。
現在也有說法認為死者是來自越南的偷渡客。越南人的目的國偏好美國和西歐幾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完善的越南移民社區，方便新移民抵達後迅速開始工作和生活。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越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1961-1973年，美國派兵參加了南北越之間的越南戰爭；法國則直接殖民統治越南長達60多年。因此在1970年代東南亞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大批東南亞華裔避難出逃，美國因為越戰的關係接納了十多萬越南華裔難民；法國1979年底接納了6萬越南難民，已故的希拉剋前總統曾收養過一個越南養女；同時期德國接納了4萬；英國則於1975至1988年間接納了兩萬多名東南亞難民。
以這些第一波移民為基礎，在英法美等國形成了方便新移民安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形成「鏈式移民」效應，不斷吸引新的移民到來。在英國，如果七八十年代的越南移民主要來自北越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和廣寧省（Quảng Ninh），那麼90年代末2000年以來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中北部三省：乂安省（Nghe An）、河靜省（Ha Tinh）和廣平省（Quang Binh）。這三省比較貧困，且勞動力富裕，容易形成年輕勞動力外流。
4、除了目前這個疑似案例之外，中國近年有哪些偷渡案例？中國經濟在增長，近年歐洲的經濟也在變差，為何偷渡歐洲仍然有吸引力？
最相似的一樁慘案（如果死者為華人的話），是2000年在英國邊境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裏發現了58具屍體，死者全部為福建偷渡客。荷蘭司機被判14年徒刑，其他9名中國蛇頭組織人員在荷蘭入獄。
求職的時候，薪水很重要，工作福利也很重要，兩項相加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移民還是不移民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的確，中國大陸這些年平均工資水平在增長，反而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但是中國的整個制度安排仍然對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不友好。
大多數選擇偷渡的移民是從事服務業的體力勞動者，而歐美國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雖然也僅處於社會中低水平，但是絕對值較高。法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為10.03歐，扣除了醫療、養老等社保費用後為7.72歐，英國的則為8.21磅。在中國，這類勞動者經常連勞動合同都沒有，更別提三險一金或者五險一金了。而在社會福利健全的歐洲國家，為包括移民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多種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比如英國的全民健保系統（NHS），法國的基礎醫保系統（CPAM）。
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法國甚至為非法移民提供基礎醫療救助（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想取消這一針對非法移民醫療權利的國家救助項目，引起了法國學界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舉例說，相較於中國大陸一場大病毀掉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筆者曾遇到一些得了嚴重慢性病的中國移民，每週需要透析一兩次，費用昂貴，所幸醫療保險全報（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因此在歐洲看病是不用擔心傾家蕩產階級下降的。此為福利一。
除了健康，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對教育相關的投入仍然佔相當大的支出比例。但縱觀全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優秀師資都集中在大城市裏，都集中在好學校裏。歐洲各國當然不能說完全實現了教育資源公平，但是除了幾所特別精英的學校和若干問題街區以外，教育資源可以說是平均分布的，普通家庭就近入學即可，移民子女和本國公民子女並不區別對待。在法國，只要家長能夠提供家庭住址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非法移民，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都可以為子女辦理就近入學。
5、英國對中國偷渡者的吸引力是什麼？
首先，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有吸引力，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產階級及以上家庭的中國留學生，金融、管理行業的精英和高科技人才，還吸引了不少低技術類勞工移民，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東歐人和英語非洲幾國的國民。
其次，在中國人群體中，英國對福建人更有吸引力。福建人於90年代初才抵達英國，但是很快也建立起類似於法國温州人的親族網絡，為其後新移民的到來提供了便利。對非法移民而言，順利入境之後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工作和住房，不通移入國語言，加上其非法的身份，註定他們很難在主流社會的市場上找到工作或者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族群網絡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類似的，第一批温州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到了法國，並在70年代中後期迎來了家庭團聚的另一波移民浪潮，九十年代大批温州人偷渡到歐洲，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歐陸國家安頓下來，形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網絡。
其實福建人最想去的歐美國家是美國，只不過隨着9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和對非法移民的嚴厲打壓，偷渡去美國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風險過大。1993年，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打算走海路入境美國，結果接頭人死亡，船隻在公海等候了兩週之後，船員決定將船開到近海擱淺，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造成10人死亡。該事件之後，偷渡入境美國難度愈大，越來越多的福建移民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事實上，除了歐洲和美國，同在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福建人喜歡移民的目標國家。
最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英國還有一點吸引着低技能的勞工移民，即相對於原籍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移民接收國，在英國的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另外儘管各國情況不同，但是英國等國也提供了相對友好的中小企業創業環境，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率往往高於本國人民。筆者的許多移民朋友，剛認識的時候還是無證移民，十年之後不少人已經置業買房擁有自己的餐館、衣工廠或者建築裝修公司。很多原本社會向上流動無望的體力勞動者通過創業完成了階層躍遷，實現了「老闆夢」、「創業夢」。
6、現在的偷渡者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跟十多年前比較，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偷渡的人不是社會中最窮的人，否則也付不起二三十萬的偷渡費用（當然在有些僑鄉，這筆費用完全可以眾籌借來）；在偷渡之前，他們一般都多多少少從事過低技能的體力工作。無論是八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大家偷渡的動機一直是一樣的，就是賺錢，改善現有生活，追求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對於來自傳統僑鄉的人來說，偷渡從來不易，路上風險多且大。運氣最好的偷渡客可以持修改過的他人護照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國，運氣不好的則需要爬山涉水跨越國境線，運氣最差的則命喪途中，從未抵達。
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先從北京坐火車到俄羅斯，然後由蛇頭安排，十多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裏，經過東歐幾國抵達申根區邊境，停留幾天後，目的地為南歐的分成一組，前往西歐的為一組，在夜間偷偷穿越邊境線。整個偷渡之路可達幾個月。一位福建移民則乘坐前往非洲的飛機，在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時闖關入境。
而中東難民和非洲移民一般走海上路線，在地中海經常被歐盟布置在南線的海上巡查隊所阻。對越南人而言，由於獲得俄羅斯簽證比較容易，越南人一般選擇取道俄羅斯和東歐幾國入境申根區。
越南人前往英國的常規路線有：1） 越南-法國-英國 2）越南-捷克/斯洛伐克-英國 3）越南-東歐-法國-英國 4）越南-中國-東歐-法國-英國 5）越南（走水路）-香港/澳門-台灣-英國 6）越南-俄羅斯（走陸路）-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法國-英國 而英國不屬申根區，且與歐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偷渡客想要去英國，只能通過海底隧道或者輪渡，英國和歐盟在海峽兩岸都設置了出入境檢查的關卡，嚴格排查過境的人、貨和車輛。（註）
最後強調一點，如今這種橫跨歐亞大陸甚至多個大洲的偷渡行為，毫無例外都是跨國操作，每一段行程都有蛇頭和當地人接頭、協調和安排。
7、中國人和越南人偷渡出來後都做什麼？
因國家而異。但是總體而言，中國人偷渡出去以後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行業。在法國，他們主要集中在餐飲業、製衣業和建築裝修行業。近些年來，中國移民從事和集中的經濟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美甲行業為例，在巴黎、倫敦、紐約，隨處可見中國女性戴着白口罩聚精會神地在美甲店裏為客人的指甲做美容。成功的中國人則不限於一鋪一業，轉而專注於大宗的國際化事業，比如進入口貿易。此外，歐美各國街頭的華人性工作者也越來越多，引起了當地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關注。
越南移民呈現出幾乎一致的經濟活動版圖：他們集中在越南餐館和製衣工廠中，近些年來，美甲業成為吸納了大量越南移民勞工的主流行業。此外，不少在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參與到非法的大麻種植產業中。根據2012年英國警察首長協會的報告，因為非法種植大麻而被捕者中三分之二是越南人，可見其從業者眾。
8、「脱歐」有沒有增加偷渡的誘因？
在「脱歐」公投之前，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是並未加入內部不設邊檢的申根區，所以就簽證而言，對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中國而言，無論「脱歐」與否，持有歐盟居留卡或者申根簽證的人前往英國都需要申請簽證。因此，對「脱歐」前需要通過偷渡方式前往英國的群體而言，「脱歐」並沒有顯著增加偷渡的難度。當然，兩邊邊境檢查的嚴格程度可能會升級，或者「脱歐」後英國可能會修改移民政策，這些都可能對偷渡產生影響，但是目前無法推測或預測這一影響。
但脫歐之後英國與歐盟將不再有《都柏林協議》對難民歸屬的約束，因此英國恐怕很難將從歐陸來的難民遣返，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民型偷渡者「趕在關閉邊境之前進去」的誘因。BBC報導，近年來因為脫歐的緣故，人蛇集團誘騙難民偷渡英國的案例層出不窮，從2018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之內，就有超過239人從法國加萊沿海地區乘船偷渡到英國，此外也有其他循陸路的火車、貨櫃車等方式進入英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newsbrief-people-trafficking-europe/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這樁慘案無疑令全球震驚。目前案情未有進一步披露，此文僅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澄清一些背景問題，希望這樁慘劇能夠推動我們對移民問題和邊境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1、為什麼確認國籍這麼複雜？到底是越南人還是中國人？
因為很有可能是偷渡。根據歐盟的移民政策，一旦能夠確認偷渡者身份國籍就能順利遣返回原籍國，反之，無法確認原籍國就無法實施遣返。偷渡集團在安排偷渡的時候，通常會把偷渡者的護照收走，以增加在被邊境警察查到的情況下實施遣返的難度。在這次的事件中，大致可以推測受害者身上並沒有什麼能夠直接證明身份的證件，警方需要藉助其他信息如指紋、DNA等來確認受難者身份，而且這同時需要移出國大使館的配合，這也就是為什麼確認國籍的過程複雜且耗時。
2、如何判斷這次是人口販賣還是偷渡？
根據一般經驗，偷渡的可能性比較大。外國媒體一般會將這種人數眾多的集體偷渡行為稱為「people trafficking」，字面意思是人口販賣，但其實該罪名針對的是組織偷渡的犯罪集團，實質上還是偷渡行為。而這種躲在集裝箱中以避開邊境檢查、非法入境的移民行為，其行為主體一般都是有自己的移民意願，而非個體意願任由偷渡集團支配的被動者。為了在沒有合法證件的情況下抵達目的國，他們通常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給蛇頭。因此，花十多萬甚至三十多萬讓偷渡集團把自己給人口販賣了，似乎邏輯上和理性上都不太可行。
偷渡是無奈之舉。偷渡一般指的是沒有合法的證件（簽證）或者通過偽造證件而非法穿越國境線而入境、繼而非法居留的移民行為。另外一種常見的無證移民的方式則是憑合法證件入境、後逾期滯留的移民行為。這一種方式多為來自非傳統僑鄉地區的潛在移民所使用。
舉例來說，僅就中國而言，浙江温州地區和福建福州地區，作為著名的僑鄉，也就是移民遷出地，已經被頗有移民管理經驗的歐美髮達國家列入「黑名單」，被認為是移民意願非常強烈的地方，因此，這些地區的人經常無法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簽證、以合法的方式入境。十多年前，筆者的一門授課老師就分享過作為一名福建籍學者，想進行國際學術交流之難，她的美國簽證申請波折不斷。對那些下決心出國的人來說，面前所剩的路寥寥無幾：勞務輸出是一條路，可是條件苛刻，首先需要有僱主願意僱用自己，其次僱主得證明其從事的行業屬於本國勞動力市場上的人才匱乏職業；結婚，以配偶的身份過去家庭團聚；還有偷渡。
偷渡費用因是否來自著名僑鄉和要去的國家而異。對去往英國的越南人來說，危險的路徑價格相對便宜，1萬至1萬5美元，而比較安全舒適的路徑即乘坐飛機價格也翻幾番，要3、4萬美元。對目的地為法國的温州人而言，費用在10-18萬人民幣之間。他們經常羨慕北方人，「幾萬塊就能過來」。不過跟想遷去英國的福建人比起來，10多萬隻意味着漫漫偷渡路走了一半。筆者曾經跟幾位滯留在法國的福建移民聊過，他們告訴筆者，去英國至少要準備30萬，到法國只要10多萬。法國對很多福建人而言只是中轉國他們的目的地是拉芒什海峽對面的英國。等待蛇頭安排再次上路的時間裏，有人覺得費用太高放棄了，有人在法國找到了工作。
3、 歐洲的中國及越南偷渡者版圖大概如何？
總體而言，在歐洲的中國移民以來自浙江温州地區的移民為主（温州、青田和樂清）。但是每個地理區域的移民的偏好遷入國是有差別的。温州及其附近地區的中國移民偏好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和荷蘭等國，而英國的中國新移民則以福建人為主，其中福清人和長樂人居多。法國的温州人非常出名，稍有了解的法國人都能夠用法語發出「温州」的讀音。
2000年左右，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僑鄉，經歷了國企改制後下崗的前工人越來越多地加入到國際移民的大軍中，其中以東北三省為主。由於來自非傳統移民地區，他們的遷徙相對容易、風險較小，經常持商業簽證或者旅遊簽證入境歐盟，而後逾期滯留，成為無證移民。他們並沒有特別集中在某一個歐洲國家，在歐洲各國都可見東北移民的身影。
現在也有說法認為死者是來自越南的偷渡客。越南人的目的國偏好美國和西歐幾國。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非常完善的越南移民社區，方便新移民抵達後迅速開始工作和生活。這些國家在歷史上都與越南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1961-1973年，美國派兵參加了南北越之間的越南戰爭；法國則直接殖民統治越南長達60多年。因此在1970年代東南亞的大規模排華運動中，大批東南亞華裔避難出逃，美國因為越戰的關係接納了十多萬越南華裔難民；法國1979年底接納了6萬越南難民，已故的希拉剋前總統曾收養過一個越南養女；同時期德國接納了4萬；英國則於1975至1988年間接納了兩萬多名東南亞難民。
以這些第一波移民為基礎，在英法美等國形成了方便新移民安身的社群網絡和資源，形成「鏈式移民」效應，不斷吸引新的移民到來。在英國，如果七八十年代的越南移民主要來自北越的海防市（Hải Phòng）和廣寧省（Quảng Ninh），那麼90年代末2000年以來的非法移民主要來自中北部三省：乂安省（Nghe An）、河靜省（Ha Tinh）和廣平省（Quang Binh）。這三省比較貧困，且勞動力富裕，容易形成年輕勞動力外流。
4、除了目前這個疑似案例之外，中國近年有哪些偷渡案例？中國經濟在增長，近年歐洲的經濟也在變差，為何偷渡歐洲仍然有吸引力？
最相似的一樁慘案（如果死者為華人的話），是2000年在英國邊境多佛港的一輛貨車裏發現了58具屍體，死者全部為福建偷渡客。荷蘭司機被判14年徒刑，其他9名中國蛇頭組織人員在荷蘭入獄。
求職的時候，薪水很重要，工作福利也很重要，兩項相加才能做出理性的選擇。移民還是不移民也是基於類似的理由：的確，中國大陸這些年平均工資水平在增長，反而歐洲各國深陷經濟增長乏力的困境，但是中國的整個制度安排仍然對處於社會中下層的群體不友好。
大多數選擇偷渡的移民是從事服務業的體力勞動者，而歐美國家體力勞動者的收入雖然也僅處於社會中低水平，但是絕對值較高。法國2019年的最低工資時薪為10.03歐，扣除了醫療、養老等社保費用後為7.72歐，英國的則為8.21磅。在中國，這類勞動者經常連勞動合同都沒有，更別提三險一金或者五險一金了。而在社會福利健全的歐洲國家，為包括移民在內的勞動者提供了多種社會保障特別是醫療保障，比如英國的全民健保系統（NHS），法國的基礎醫保系統（CPAM）。
出於人道主義考慮，法國甚至為非法移民提供基礎醫療救助（最近法國總統馬克龍想取消這一針對非法移民醫療權利的國家救助項目，引起了法國學界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舉例說，相較於中國大陸一場大病毀掉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故事，筆者曾遇到一些得了嚴重慢性病的中國移民，每週需要透析一兩次，費用昂貴，所幸醫療保險全報（無論合法還是非法）。因此在歐洲看病是不用擔心傾家蕩產階級下降的。此為福利一。
除了健康，中國人最注重的就是子女的教育問題。雖然中國已經實行九年義務教育，但是家庭特別是城市家庭對教育相關的投入仍然佔相當大的支出比例。但縱觀全局，仍然存在着嚴重的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優秀師資都集中在大城市裏，都集中在好學校裏。歐洲各國當然不能說完全實現了教育資源公平，但是除了幾所特別精英的學校和若干問題街區以外，教育資源可以說是平均分布的，普通家庭就近入學即可，移民子女和本國公民子女並不區別對待。在法國，只要家長能夠提供家庭住址證明，無論是法國人還是非法移民，無論是業主還是租客，都可以為子女辦理就近入學。
5、英國對中國偷渡者的吸引力是什麼？
首先，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對各個階層的人群都有吸引力，不僅吸引了大量的來自中產階級及以上家庭的中國留學生，金融、管理行業的精英和高科技人才，還吸引了不少低技術類勞工移民，其中有中國人、越南人、東歐人和英語非洲幾國的國民。
其次，在中國人群體中，英國對福建人更有吸引力。福建人於90年代初才抵達英國，但是很快也建立起類似於法國温州人的親族網絡，為其後新移民的到來提供了便利。對非法移民而言，順利入境之後亟需解決的問題是工作和住房，不通移入國語言，加上其非法的身份，註定他們很難在主流社會的市場上找到工作或者住房，在這種情況下，族群網絡可以提供相應的資源支持。類似的，第一批温州人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到了法國，並在70年代中後期迎來了家庭團聚的另一波移民浪潮，九十年代大批温州人偷渡到歐洲，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荷蘭等歐陸國家安頓下來，形成並發展出自己的社群網絡。
其實福建人最想去的歐美國家是美國，只不過隨着90年代美國移民政策的收緊和對非法移民的嚴厲打壓，偷渡去美國不僅費用昂貴而且風險過大。1993年，搭載了286名中國人的金色冒險號打算走海路入境美國，結果接頭人死亡，船隻在公海等候了兩週之後，船員決定將船開到近海擱淺，讓偷渡者自行遊泳上岸，造成10人死亡。該事件之後，偷渡入境美國難度愈大，越來越多的福建移民將目光轉向了歐洲。事實上，除了歐洲和美國，同在亞洲的日本和新加坡也是福建人喜歡移民的目標國家。
最後，作為移民輸入國的英國還有一點吸引着低技能的勞工移民，即相對於原籍國，英國、美國、法國等移民接收國，在英國的體力勞動者收入相對較高。另外儘管各國情況不同，但是英國等國也提供了相對友好的中小企業創業環境，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表明，少數族裔群體的創業率往往高於本國人民。筆者的許多移民朋友，剛認識的時候還是無證移民，十年之後不少人已經置業買房擁有自己的餐館、衣工廠或者建築裝修公司。很多原本社會向上流動無望的體力勞動者通過創業完成了階層躍遷，實現了「老闆夢」、「創業夢」。
6、現在的偷渡者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
如果跟十多年前比較，其實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偷渡的人不是社會中最窮的人，否則也付不起二三十萬的偷渡費用（當然在有些僑鄉，這筆費用完全可以眾籌借來）；在偷渡之前，他們一般都多多少少從事過低技能的體力工作。無論是八九十年代，還是現在，大家偷渡的動機一直是一樣的，就是賺錢，改善現有生活，追求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對於來自傳統僑鄉的人來說，偷渡從來不易，路上風險多且大。運氣最好的偷渡客可以持修改過的他人護照乘坐飛機抵達目的國，運氣不好的則需要爬山涉水跨越國境線，運氣最差的則命喪途中，從未抵達。
筆者認識的一位中國移民，曾經先從北京坐火車到俄羅斯，然後由蛇頭安排，十多人擠在一輛吉普車裏，經過東歐幾國抵達申根區邊境，停留幾天後，目的地為南歐的分成一組，前往西歐的為一組，在夜間偷偷穿越邊境線。整個偷渡之路可達幾個月。一位福建移民則乘坐前往非洲的飛機，在法國戴高樂機場轉機時闖關入境。
而中東難民和非洲移民一般走海上路線，在地中海經常被歐盟布置在南線的海上巡查隊所阻。對越南人而言，由於獲得俄羅斯簽證比較容易，越南人一般選擇取道俄羅斯和東歐幾國入境申根區。
越南人前往英國的常規路線有：1） 越南-法國-英國 2）越南-捷克/斯洛伐克-英國 3）越南-東歐-法國-英國 4）越南-中國-東歐-法國-英國 5）越南（走水路）-香港/澳門-台灣-英國 6）越南-俄羅斯（走陸路）-拉脱維亞-立陶宛-波蘭-法國-英國 而英國不屬申根區，且與歐陸之間隔着英吉利海峽。偷渡客想要去英國，只能通過海底隧道或者輪渡，英國和歐盟在海峽兩岸都設置了出入境檢查的關卡，嚴格排查過境的人、貨和車輛。（註）
最後強調一點，如今這種橫跨歐亞大陸甚至多個大洲的偷渡行為，毫無例外都是跨國操作，每一段行程都有蛇頭和當地人接頭、協調和安排。
7、中國人和越南人偷渡出來後都做什麼？
因國家而異。但是總體而言，中國人偷渡出去以後主要集中在低端勞動力行業。在法國，他們主要集中在餐飲業、製衣業和建築裝修行業。近些年來，中國移民從事和集中的經濟領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以美甲行業為例，在巴黎、倫敦、紐約，隨處可見中國女性戴着白口罩聚精會神地在美甲店裏為客人的指甲做美容。成功的中國人則不限於一鋪一業，轉而專注於大宗的國際化事業，比如進入口貿易。此外，歐美各國街頭的華人性工作者也越來越多，引起了當地華人社區和主流社會的關注。
越南移民呈現出幾乎一致的經濟活動版圖：他們集中在越南餐館和製衣工廠中，近些年來，美甲業成為吸納了大量越南移民勞工的主流行業。此外，不少在英國的越南非法移民參與到非法的大麻種植產業中。根據2012年英國警察首長協會的報告，因為非法種植大麻而被捕者中三分之二是越南人，可見其從業者眾。
8、「脱歐」有沒有增加偷渡的誘因？
在「脱歐」公投之前，英國雖然是歐盟成員國但是並未加入內部不設邊檢的申根區，所以就簽證而言，對作為非歐盟成員國的中國而言，無論「脱歐」與否，持有歐盟居留卡或者申根簽證的人前往英國都需要申請簽證。因此，對「脱歐」前需要通過偷渡方式前往英國的群體而言，「脱歐」並沒有顯著增加偷渡的難度。當然，兩邊邊境檢查的嚴格程度可能會升級，或者「脱歐」後英國可能會修改移民政策，這些都可能對偷渡產生影響，但是目前無法推測或預測這一影響。
但脫歐之後英國與歐盟將不再有《都柏林協議》對難民歸屬的約束，因此英國恐怕很難將從歐陸來的難民遣返，這有可能是導致難民型偷渡者「趕在關閉邊境之前進去」的誘因。BBC報導，近年來因為脫歐的緣故，人蛇集團誘騙難民偷渡英國的案例層出不窮，從2018年11月到12月的一個月之內，就有超過239人從法國加萊沿海地區乘船偷渡到英國，此外也有其他循陸路的火車、貨櫃車等方式進入英國。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8-opinion-newsbrief-people-trafficking-europe/
Sunday, October 27, 2019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影像：憤怒智利，由地鐵加價引發的反政府抗爭
智利持續一週的警民衝突導致19名市民死亡，逾200人受傷，警方拘捕逾5000人。
10月6日，智利開始啟用地鐵新系統，票價加價4%，引發民眾對國家政策、貧富懸殊等問題的不滿，示威者從最初「跳閘」進入地鐵表達不滿，到18日開始在地鐵站和火車站縱火，示威逐漸演變為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和持續警民衝突。
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撤回加價決定，並宣佈智利多個城市進入緊急狀態及實行宵禁，但示威浪潮仍未止息。持續一週的警民衝突導致19名市民死亡，其中4人被警方槍彈擊中，9名市民死於搶劫引發的火災，逾200人受傷，警方拘捕逾5000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計畫派員到智利調查該國軍警人員涉嫌侵害人權的狀況。
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裕，也是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全國有半數人口月收入不足4500港幣。政府解釋地鐵加價是能源成本上升和貨幣疲軟的緣故，但部分民眾認為這是在壓榨窮人。事實上，智利地鐵票價在過去12年上漲了一倍，遠高於工資漲幅。另外，市民長期亦對養老、醫療保障不足，教育及就業政策存有不滿，民怨累積多時。
示威者最初採用跳閘、遊行、集會和破壞地鐵站設施的方式表達不滿。軍警則用催淚彈、水炮車和橡膠子彈驅散示威群眾。隨著軍警與市民衝突日漸激烈，自10月18日開始，示威手段開始升級。示威者在聖地亞哥及周邊地區針對汽車、大型超市、高速公路收費站、大型超市縱火，亦有人闖入商鋪搶掠。智利電力公司Enel Chile的公司總部大樓遭人縱火燒毀。
10月19日，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撤回地鐵加價的決定，並承諾會成立工作小組回應示威者訴求。軍方隨後宣布首都聖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並在當晚實行宵禁，限制民眾行動及遊行集會。這是當地自1990年結束軍事獨裁以來，首次再有士兵在街頭巡邏，士兵被派往聖地亞哥鎮壓抗議，軍方接管治安進一步刺激人權組織和示威者，引發更強烈不滿。
而同時，總統皮涅拉也被揭發在國家動盪之時，於聖地亞哥的薄餅店為孫兒舉辦生日派對，令示威者更為憤怒。
宵禁令生效後，民怨並未被平息，市民持續遊行和集會要求政府改革國家稅制、勞動法例和退休金體制。有縱火和搶掠事件仍在聖地亞哥發生，緊急狀態擴至多個城市。在瓦爾帕萊索市亦爆發警民衝突，市長 Jon Costas 批評中央政府無能，認為示威升級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皮涅拉發表電視講話指政府正與強大的敵人交戰，批評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級。
皮涅拉在當地時間10月22日晚向國民公開道歉，表示自己沒有預料到經濟發展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巨大的社會動盪，承認自己「缺乏遠見」。他表示會致力於解決民眾普遍不滿的問題，推出社會改革措施，例如提高基本養老金、凍結電費價格，推出涵蓋更多疾病的醫療保險等。但此舉並未平息民眾怒火。最新情況是，智利的貨車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高速公路通行費，其他私家車車主也加入抗議行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7-photo-chile-protest/
10月6日，智利開始啟用地鐵新系統，票價加價4%，引發民眾對國家政策、貧富懸殊等問題的不滿，示威者從最初「跳閘」進入地鐵表達不滿，到18日開始在地鐵站和火車站縱火，示威逐漸演變為大規模的反政府抗爭和持續警民衝突。
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撤回加價決定，並宣佈智利多個城市進入緊急狀態及實行宵禁，但示威浪潮仍未止息。持續一週的警民衝突導致19名市民死亡，其中4人被警方槍彈擊中，9名市民死於搶劫引發的火災，逾200人受傷，警方拘捕逾5000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已計畫派員到智利調查該國軍警人員涉嫌侵害人權的狀況。
智利是拉丁美洲最富裕，也是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全國有半數人口月收入不足4500港幣。政府解釋地鐵加價是能源成本上升和貨幣疲軟的緣故，但部分民眾認為這是在壓榨窮人。事實上，智利地鐵票價在過去12年上漲了一倍，遠高於工資漲幅。另外，市民長期亦對養老、醫療保障不足，教育及就業政策存有不滿，民怨累積多時。
示威者最初採用跳閘、遊行、集會和破壞地鐵站設施的方式表達不滿。軍警則用催淚彈、水炮車和橡膠子彈驅散示威群眾。隨著軍警與市民衝突日漸激烈，自10月18日開始，示威手段開始升級。示威者在聖地亞哥及周邊地區針對汽車、大型超市、高速公路收費站、大型超市縱火，亦有人闖入商鋪搶掠。智利電力公司Enel Chile的公司總部大樓遭人縱火燒毀。
10月19日，智利總統皮涅拉宣布撤回地鐵加價的決定，並承諾會成立工作小組回應示威者訴求。軍方隨後宣布首都聖地亞哥進入緊急狀態，並在當晚實行宵禁，限制民眾行動及遊行集會。這是當地自1990年結束軍事獨裁以來，首次再有士兵在街頭巡邏，士兵被派往聖地亞哥鎮壓抗議，軍方接管治安進一步刺激人權組織和示威者，引發更強烈不滿。
而同時，總統皮涅拉也被揭發在國家動盪之時，於聖地亞哥的薄餅店為孫兒舉辦生日派對，令示威者更為憤怒。
宵禁令生效後，民怨並未被平息，市民持續遊行和集會要求政府改革國家稅制、勞動法例和退休金體制。有縱火和搶掠事件仍在聖地亞哥發生，緊急狀態擴至多個城市。在瓦爾帕萊索市亦爆發警民衝突，市長 Jon Costas 批評中央政府無能，認為示威升級完全是政府的責任。皮涅拉發表電視講話指政府正與強大的敵人交戰，批評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級。
皮涅拉在當地時間10月22日晚向國民公開道歉，表示自己沒有預料到經濟發展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巨大的社會動盪，承認自己「缺乏遠見」。他表示會致力於解決民眾普遍不滿的問題，推出社會改革措施，例如提高基本養老金、凍結電費價格，推出涵蓋更多疾病的醫療保險等。但此舉並未平息民眾怒火。最新情況是，智利的貨車司機發起罷工，抗議高速公路通行費，其他私家車車主也加入抗議行列。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7-photo-chile-protest/
Wednesday, October 23, 2019
[明報 Mingpao], !日報 Daily News, 中美談判團隊周五再通電話 續吹和風 白宮盼APEC前簽初步協議
【明報專訊】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當地時間周一表示，他與美財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周五（25日）將與中方官員通話，顯示中美雙方在達成首階段協議方面有進展。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唱好達成協議的可能，表示磋商進展非常順利。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接受外媒專訪回應中美貿談問題時表示，只要中美平等協商，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明報記者
儘管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周一稍早時表示，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不一定非要在下月簽署，有意降低外界對談判結果的預期，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當日仍表達出樂觀態度。他在白宮對記者表示，「與中國的協議磋商進展非常順利。他們想要達成協議」。
特朗普稱談判順利 羅斯唱淡
特朗普重申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稱中國的供應鏈情况正「急轉直下」。特朗普上周曾稱，希望在11月16至17日於智利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萊特希澤同日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仍計劃APEC峰會前及時敲定協議，但目前仍需要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他稱，中美周一已舉行副部級會議，周五他與梅努欽將和中方官員通話。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周一也對霍士財經新聞（Fox Business Network）表示，如果雙方磋商進展順利，美方可能取消12月15日起針對包括手機、筆記電腦和平板電腦、價值約156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15%關稅的計劃。
中國商務部昨引述美國商務部公告，美方將自10月31日起對中國3000億美元加徵關稅清單產品啟動排除程序（豁免申請）。自10月31日至明年1月31日，受影響的美企可向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出申請，需提供包括產品的不可替代性、是否曾被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稅、是否具重要戰略意義，或是否與「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政策相關等資料。倘申請獲批，自今年9月1日起加徵的關稅款項可追溯索還。
3000億美元華貨關稅 美企可申豁免
另據中國外交部消息，王毅周一在巴黎接受法新社專訪時表示，中美最新一輪磋商有實質進展，「為達成階段性協議奠定了重要基礎」。他說：「事實證明，只要雙方本着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平等協商，中美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王毅為協議吹和風 強調美挑起貿戰
王毅強調，中美貿易戰是美方挑起的，中方被迫做出必要、合理的反應，目的是維護中方的正當權益，同時也是在維護自由貿易體系和世界各國利益。他表示，中美如能達成協議，對中美雙方，以及包括法國在內的各國都有利。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5%9c%8b/article/20191023/s00013/1571767920361/%e4%b8%ad%e7%be%8e%e8%ab%87%e5%88%a4%e5%9c%98%e9%9a%8a%e5%91%a8%e4%ba%94%e5%86%8d%e9%80%9a%e9%9b%bb%e8%a9%b1-%e7%ba%8c%e5%90%b9%e5%92%8c%e9%a2%a8-%e7%99%bd%e5%ae%ae%e7%9b%bcapec%e5%89%8d%e7%b0%bd%e5%88%9d%e6%ad%a5%e5%8d%94%e8%ad%b0
明報記者
儘管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周一稍早時表示，中美第一階段協議不一定非要在下月簽署，有意降低外界對談判結果的預期，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當日仍表達出樂觀態度。他在白宮對記者表示，「與中國的協議磋商進展非常順利。他們想要達成協議」。
特朗普稱談判順利 羅斯唱淡
特朗普重申美國加徵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稱中國的供應鏈情况正「急轉直下」。特朗普上周曾稱，希望在11月16至17日於智利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上，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一階段協議。
萊特希澤同日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政府仍計劃APEC峰會前及時敲定協議，但目前仍需要解決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他稱，中美周一已舉行副部級會議，周五他與梅努欽將和中方官員通話。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周一也對霍士財經新聞（Fox Business Network）表示，如果雙方磋商進展順利，美方可能取消12月15日起針對包括手機、筆記電腦和平板電腦、價值約1560億美元中國貨品加徵15%關稅的計劃。
中國商務部昨引述美國商務部公告，美方將自10月31日起對中國3000億美元加徵關稅清單產品啟動排除程序（豁免申請）。自10月31日至明年1月31日，受影響的美企可向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提出申請，需提供包括產品的不可替代性、是否曾被徵收反傾銷或反補貼稅、是否具重要戰略意義，或是否與「中國製造2025」等產業政策相關等資料。倘申請獲批，自今年9月1日起加徵的關稅款項可追溯索還。
3000億美元華貨關稅 美企可申豁免
另據中國外交部消息，王毅周一在巴黎接受法新社專訪時表示，中美最新一輪磋商有實質進展，「為達成階段性協議奠定了重要基礎」。他說：「事實證明，只要雙方本着相互尊重的態度，進行平等協商，中美完全可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解決辦法。」
王毅為協議吹和風 強調美挑起貿戰
王毅強調，中美貿易戰是美方挑起的，中方被迫做出必要、合理的反應，目的是維護中方的正當權益，同時也是在維護自由貿易體系和世界各國利益。他表示，中美如能達成協議，對中美雙方，以及包括法國在內的各國都有利。
https://news.mingpao.com/pns/%e4%b8%ad%e5%9c%8b/article/20191023/s00013/1571767920361/%e4%b8%ad%e7%be%8e%e8%ab%87%e5%88%a4%e5%9c%98%e9%9a%8a%e5%91%a8%e4%ba%94%e5%86%8d%e9%80%9a%e9%9b%bb%e8%a9%b1-%e7%ba%8c%e5%90%b9%e5%92%8c%e9%a2%a8-%e7%99%bd%e5%ae%ae%e7%9b%bcapec%e5%89%8d%e7%b0%bd%e5%88%9d%e6%ad%a5%e5%8d%94%e8%ad%b0
[明報 Mingpao], !日報 Daily News, 13億補貼運輸業燃料 九巴料袋1.6億 巴士客料沒減 議員質疑藥石亂投
【明報專訊】財政司長陳茂波昨公布第三輪「撐企業，保就業」措施，總開支涉約20億元公帑，當中約13.65億元補貼的士、小巴及渡輪等運輸業三分之一實際燃料開支，為期半年。以九巴去年燃油成本計算，半年的三分之一開支約涉1.6億元。有立法會議員相信，九巴有機會獲上述金額補貼，但巴士近月接收了港鐵停駛帶來的乘客，生意或無損，政府不應「藥石亂投」。有經濟學者亦質疑補貼巴士無用，車資亦不會下調，反應針對零售、飲食業等生意嚴重受挫的行業。
總開支20億 擴租金寬免補貼商用船
陳茂波昨日與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一起交代3項建議措施。除了推出運輸業燃料補貼，政府亦擴闊租金寬免範圍，涵蓋地政總署、產業署、康文署轄下的公眾收費停車場、餐飲和零售場所等，10月起獲為期6個月的租金減半，涉約6億元。另外，政府向本地商用船提供一筆過檢驗費補貼，涉約1650萬元，約有6300艘船受惠（見表）。
陳茂波：三輪支援措施經濟提振力2%
陳茂波呼籲獲租金寬減的停車場營運商，把有關寬減與用者分享。他說今次政府所推措施涉約20億元，上次8月措施約涉191億元，再加上政府年初在財政預算案中逾400億元的措施，對經濟的提振力合共約2%。他又說，目前經濟正面對相當大困境，呼籲立法會急市民所急，盡快審議措施，讓市民受惠。他說，多輪支援措施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的機率，但政府財政實力穩健，會善用多年累積的儲備。
資助1/3燃料費 的士紅van有份
政府擬花約13.65億元補貼運輸業燃料費，涵蓋各交通工具，為期半年，石油氣的士及紅色公共小巴的石油氣資助為每升1元，即約三分之一折扣；5間專營巴士公司獲發還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支出。被問以公帑補貼私營公司的理據，陳帆解釋，主要考慮近月路面交通相對受較大干擾，公共交通營辦商、以至商用車輛及商用船的收入在個別月份大減。
兩間主要專營巴士公司對政府措施表示歡迎，新巴及城巴期望有助減輕財政壓力。九巴回覆本報稱，去年九巴及龍運巴士的燃油成本為9.64億元，佔總營運成本近13.6%。本報按此推算，九巴半年的三分之一燃油成本約1.6億元，佔運輸業燃油補貼總額逾一成。據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2018年年報，九巴除稅後盈利為4.343億元。
學者：盈餘再補貼無用 巴士不會減價
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稱，不明白政府為何補貼巴士公司，質疑若本來有盈利，政府再補貼是無用，巴士公司亦不會因此調低收費。他說，目前生意嚴重受挫的是零售、飲食業，政府應針對補貼這些行業。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稱，按計算九巴確有機會獲1.6億元補貼。據他了解，九巴由6月至今業務維持一貫水平，即使普遍市民減少出行，令小巴和的士乘客大減，但九巴接收了港鐵停駛帶來的乘客，生意應無受影響。他說政府理應幫補業界，但推行政策需小心，不應「藥石亂投」，一次過補貼所有公共運輸業界，應逐個業界視乎情况補貼，否則九巴無虧損卻受惠，「傳出去畀人鬧」。
敘福樓主席：盼針對飲食業提措施
早前決定暫停經營3間分店的敘福樓，其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傑龍說飲食業正處於水深火熱，近月商場很多時主動關門，港鐵又提早結束，導致晚市收入損失逾半。對於今次政府未有針對飲食業提出紓困措施，他希望政府是「未講」，盼盡快公布。
田北辰已報名參加區議會選舉，同區參選人有「荃民議政」劉卓裕。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191023/s00001/1571767889208/13%e5%84%84%e8%a3%9c%e8%b2%bc%e9%81%8b%e8%bc%b8%e6%a5%ad%e7%87%83%e6%96%99-%e4%b9%9d%e5%b7%b4%e6%96%99%e8%a2%8b1-6%e5%84%84-%e5%b7%b4%e5%a3%ab%e5%ae%a2%e6%96%99%e6%b2%92%e6%b8%9b-%e8%ad%b0%e5%93%a1%e8%b3%aa%e7%96%91%e8%97%a5%e7%9f%b3%e4%ba%82%e6%8a%95
總開支20億 擴租金寬免補貼商用船
陳茂波昨日與運輸及房屋局長陳帆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邱騰華一起交代3項建議措施。除了推出運輸業燃料補貼，政府亦擴闊租金寬免範圍，涵蓋地政總署、產業署、康文署轄下的公眾收費停車場、餐飲和零售場所等，10月起獲為期6個月的租金減半，涉約6億元。另外，政府向本地商用船提供一筆過檢驗費補貼，涉約1650萬元，約有6300艘船受惠（見表）。
陳茂波：三輪支援措施經濟提振力2%
陳茂波呼籲獲租金寬減的停車場營運商，把有關寬減與用者分享。他說今次政府所推措施涉約20億元，上次8月措施約涉191億元，再加上政府年初在財政預算案中逾400億元的措施，對經濟的提振力合共約2%。他又說，目前經濟正面對相當大困境，呼籲立法會急市民所急，盡快審議措施，讓市民受惠。他說，多輪支援措施增加政府財政赤字的機率，但政府財政實力穩健，會善用多年累積的儲備。
資助1/3燃料費 的士紅van有份
政府擬花約13.65億元補貼運輸業燃料費，涵蓋各交通工具，為期半年，石油氣的士及紅色公共小巴的石油氣資助為每升1元，即約三分之一折扣；5間專營巴士公司獲發還三分之一的實際燃料支出。被問以公帑補貼私營公司的理據，陳帆解釋，主要考慮近月路面交通相對受較大干擾，公共交通營辦商、以至商用車輛及商用船的收入在個別月份大減。
兩間主要專營巴士公司對政府措施表示歡迎，新巴及城巴期望有助減輕財政壓力。九巴回覆本報稱，去年九巴及龍運巴士的燃油成本為9.64億元，佔總營運成本近13.6%。本報按此推算，九巴半年的三分之一燃油成本約1.6億元，佔運輸業燃油補貼總額逾一成。據九巴母公司載通國際2018年年報，九巴除稅後盈利為4.343億元。
學者：盈餘再補貼無用 巴士不會減價
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稱，不明白政府為何補貼巴士公司，質疑若本來有盈利，政府再補貼是無用，巴士公司亦不會因此調低收費。他說，目前生意嚴重受挫的是零售、飲食業，政府應針對補貼這些行業。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稱，按計算九巴確有機會獲1.6億元補貼。據他了解，九巴由6月至今業務維持一貫水平，即使普遍市民減少出行，令小巴和的士乘客大減，但九巴接收了港鐵停駛帶來的乘客，生意應無受影響。他說政府理應幫補業界，但推行政策需小心，不應「藥石亂投」，一次過補貼所有公共運輸業界，應逐個業界視乎情况補貼，否則九巴無虧損卻受惠，「傳出去畀人鬧」。
敘福樓主席：盼針對飲食業提措施
早前決定暫停經營3間分店的敘福樓，其主席兼行政總裁黃傑龍說飲食業正處於水深火熱，近月商場很多時主動關門，港鐵又提早結束，導致晚市收入損失逾半。對於今次政府未有針對飲食業提出紓困措施，他希望政府是「未講」，盼盡快公布。
田北辰已報名參加區議會選舉，同區參選人有「荃民議政」劉卓裕。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191023/s00001/1571767889208/13%e5%84%84%e8%a3%9c%e8%b2%bc%e9%81%8b%e8%bc%b8%e6%a5%ad%e7%87%83%e6%96%99-%e4%b9%9d%e5%b7%b4%e6%96%99%e8%a2%8b1-6%e5%84%84-%e5%b7%b4%e5%a3%ab%e5%ae%a2%e6%96%99%e6%b2%92%e6%b8%9b-%e8%ad%b0%e5%93%a1%e8%b3%aa%e7%96%91%e8%97%a5%e7%9f%b3%e4%ba%82%e6%8a%95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一個逃犯，兩場風暴：陳同佳案背後的台港引渡空窗與兩岸角力戰場
20世紀國共內戰遺留下未解的兩岸體制矛盾，表現在法律上是諸多難題。香港，一直是兩岸之間的曖昧中介地帶。當兩岸關係緊張，香港就成了雙方角力的戰場。2019年的陳同佳案，給台港之間的漫長逃犯歷史，記下一筆濃墨。
端傳媒記者 何欣潔、陳莉雅、陳倩兒、李志德 發自台北、香港2019-10-23
眾所週知的犯人究竟怎樣由港赴台？為何香港提出的自首不行、台灣提出的押解不行、兩邊的司法互助也不行？曾引爆《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陳同佳案」，10月23日由於其迫在眉睫的移交問題，又揭開台港之間引渡空窗的歷史尷尬。
讓我們先釐清本案的基本事實：引發《逃犯條例》修訂滔天大浪的案件本體，並不複雜，即是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涉嫌殺害香港人潘曉穎。陳、潘均為香港人，犯案地點在台灣，犯案後，陳隨即返回香港。返港後，陳同佳冒名盜刷死者潘曉穎的信用卡，遭到香港警方逮捕，被捕後承認在台殺人。香港法院主張犯案地點在台灣，故無管轄權，僅就盜刷信用卡部分進行審理與判決，陳同佳一度坐牢，10月23日在香港刑滿釋放。
同一時間，潘曉穎父親赴台報案，台灣司法體系啟動偵辦。2018年12月3日，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發出新聞稿表示「本署檢察官經過8個月左右的偵查，認為與潘曉穎同行入境臺灣的19歲香港地區男子陳同佳涉有重嫌，而該名男子於當日行兇後即湮滅相關物證並搭機返回香港，顯然已經逃匿，本署於今日對陳同佳發佈通緝，並同步發函法務部轉請大陸委員會向香港政府請求遣送犯嫌至臺。」
根據台灣地檢署的敘述，在通緝令發佈之前，已經在2018年3月及4月間兩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請求，未獲任何音訊，檢察官又於7月間致函香港權責單位告知本案所獲的證據情資，表達「香港若提出司法互助請求，將給予協助，可惜仍未獲回應。」
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將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後稱《逃犯條例》）。該條例草案賦予各國（含台灣、中國大陸及澳門政府在內）權力，可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香港法庭提出請求，引送刑罰在七年以上當地重刑犯往當地法院審理。由於該草案以處理陳同佳案為名，卻將引渡範圍擴及中國大陸地區，引發香港市民疑慮，強烈反對，最終觸發長達數月、撼動國際局勢的激烈抗爭。
陳同佳在香港刑滿出獄的前夕，18日，陳同佳透過牧師、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表示，願意赴台投案，同日，政府新聞處發函表示收到陳同佳來函，表示投案意願。台灣方面則拒絕陳同佳以「投案」方式赴台，並言明不會發給陳同佳簽證，將會禁止他以自由行方式入境台灣。台灣當局在事後解釋，這一乍聽之下與一般人法律感情相悖的決定，乃是基於「台港間必須有司法互助協議」才能進行相關程序，並主張香港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雙方在這兩個爭點上互不相讓。
根據台灣法務部長蔡清祥的說法，此案是「香港人殺香港人」，且嫌犯正在香港羈押中，基於審理的「優先性」與「便利性」，香港政府應該優先處理。蔡清祥說，如果香港政府認定自己沒有權力處理，台灣方面希望透過香港法院的裁定來認定香港法院沒有管轄權。
總統蔡英文則與蔡清祥持相同說法。蔡英文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受害者與加害者都是香港公民，加害者依然被關押在香港監獄，有些重要的資訊與事證也可能在香港。」蔡英文認為，香港政府與台灣政府都對本案有管轄權，但既然香港政府拒絕行使之，她要求港府同意台灣明天（23日）派檢警到香港押解嫌犯。蔡英文並為貼文加上兩個hash tag寫道「是誰政治凌駕法律」、「答案很清楚」。
在台港雙方爭執、交鋒兩日後，陳同佳出獄的前一晚，22日傍晚，台灣再有新決定——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表示，當日下午已透過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發函予香港政府，要求港府同意台灣明日派檢警到香港押解陳同佳。而在22日晚間，香港政府發佈聲明：「特區政府認為這等於跨境執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完全不能接受。台灣執法當局在香港沒有執法權。陳姓疑犯是台灣通緝犯，今次是自願到台灣自首。他出獄後是自由人，特區政府無權對他施加任何強制措施。他可在自己選擇的人的陪同下赴台，台方在他抵埗後可將他拘捕。」
台港能簽署司法互助協議嗎？不只是法律，也是兩岸政治與歷史問題
為何一個案情相對單純的殺人案，其執法過程會如此複雜？這牽涉一個敏感問題：台灣與香港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依據兩岸各自的法理與歷年的法律解釋而言，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是兩個尚未確定關係的政治實體，雙方各自宣稱擁有對彼此領土的主權。而在中國境內以「一國兩制」體制運行的香港，又該如何與台灣進行高度牽涉主權行使的司法互助或管轄權認定問題？
先談台灣堅持的司法互助。在一般情形下，香港要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司法互助協議，法源依據為《基本法》95、96條。9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96條則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
若按照《基本法》規定，也不難想像香港政府為何對台灣方面「司法互助」請求已讀不回。若欲循95條進行協商，形同將台灣認定為「全國其他地區」，勢成一場「矮化台灣」的兩岸風暴；而若以96條進行「適當安排」，形同將台灣視為「外國」，不可能獲得中央政府的協助或授權。
事實上，根據香港現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三條，該條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之間在刑事事宜上的協助的提供或取得。」
「法夢」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黃啟暘對端傳媒表示，「除非香港政府不當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這樣香港才可以和台灣進行刑事事宜互助。」
回帶到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同時，也提出修訂上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合併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方向是使法例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使香港可與台灣、澳門、中國內地進行嫌疑人移交和司法互助。不過修訂草案引發極大迴響，林鄭月娥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草案。
或許對於許多台灣民眾而言，於國族情感與直覺上，會希望台灣能走《基本法》96條的路徑，以「外國」身分與港府進行交涉，但這即便在中華民國自家的《憲法》框架內，都是無法成立的。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在1949年後，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並未變更，但實質統治範圍僅限於台澎金馬，在法理上，中華民國全國（含大陸地區）在1948年進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適用範圍；而針對台灣省（不含大陸地區）則在1949年頒佈《台灣省戒嚴令》，導致台灣長期處於準戰爭狀態，直到1987年方解除戒嚴、並於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
戰爭狀態鬆綁後，中華民國國家領土與現狀之間的「名不符實」狀態，開始受到質疑，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在憲政體系下形同以兩省（台灣省與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選民決定「全國」之元首，更不符合一般人民的法律直覺與感情。2005年，中華民國替《憲法》增修了部分條文，處理這個尷尬情境。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其中第2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第11條則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這處理了「台灣省（與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居民決定中華民國元首」的尷尬，定調台澎金馬為「自由地區」故有權直選總統，也給予1949年以來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的地區一個法律身分，即「大陸地區」。以此條為法源依據，立法院通過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今日一切兩岸人民互動的基本法源。有趣的是，該條例內，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故按照中華民國現行法理，今日的大陸地區，仍為中華民國領土，即便是已獨立的外蒙古等地區亦不例外。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針對當前兩岸分治之情形，並無類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特別規定，而僅有一般性規定。一般性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九自然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另於《反分裂國家法》第二條規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岸之間的相關協議，一向「漏掉」香港，「這是兩岸的默契，香港就是兩岸之間的曖昧中介地帶。」
在內戰遺留下的體制之內，兩岸曾簽訂過兩次司法互助協議：一次是1990年的《金門協議》，另一次則是2009年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前者因閩平漁事件而起，主要處理大陸偷渡客遣返等相關問題，由兩岸紅十字會簽署，一直到2018年都仍有適用《金門協議》的案例；後者則對於嚴重犯罪的協助偵查與人員遣返等工作進行明文規定，包括相互取證、罪贓移交等司法互助細節均有明文規定。
但無論哪一次協議，香港與澳門地區都未被列入適用範圍。在法理上，1990年時，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統治時期，非《金門協議》所處理範圍；2009年時，法理上必須尊重香港「一國兩制」體制，但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岸之間的相關協議，一向「漏掉」香港，「這是兩岸的默契，香港就是兩岸之間的曖昧中介地帶。」
當兩岸關係進入低谷，這些「曖昧」都成了雙方相互角力的戰場。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表示，「港方說依現行法令，不願意跟我們商討司法互助機制，這原因是因為背後的一中框架的精神。」在某些角度上道出了事實，「一中」框架是台港兩地各種事務安排上無法迴避的幽靈，但這「一中」並非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中，中華民國自身《憲法》同樣也是「中」之一種。過往，兩岸迴避此深水區的方式，大抵不脫馬英九所言「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八字訣。
如今，在諸多國際情勢牽動下，蔡英文政府與習近平政府的互信低落，導致「曖昧」空間不存。一件陳同佳殺潘曉穎案，捅破了兩岸三地之間法規的模糊曖昧，也讓台港之間長期的法律空白地帶出現法治危機。
台港逃犯史：從喀什米爾公主號、劉永到「石棺案模式」
細數二十世紀的歷年案例，台灣與香港可說互為彼此的「逃犯之城」。最早一次「在灰色地帶遣送犯人」的案例，很可能必須上追至1955年的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喀什米爾公主號（Kashmir Princess）為印度航空的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萬隆亞非會議包機任務，載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自北京出發，經香港飛往印尼雅加達參與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據傳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意圖刺殺周恩來，導致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僅有三名機員生還，十一名乘客（含代表團成員與記者）及五名機組人員均全數罹難，周恩來因臨時改變路線而未能搭乘此機。
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後，根據參與本案的中華民國情治人員谷正文透露，「台灣在香港的情報網的最高督導王新衡，曾與港督達成了口頭協議：對於台灣的情治人員，香港可以破壞組織，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可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灣自行處理。」相關人犯據說在台灣改名換姓、不了了之，一樁震驚世界的飛機爆炸案，就在兩岸的緊張氣氛中，並未經過明晰的司法審判程序，便告落幕。
此後，台灣與香港互相成為彼此的法外之地，因「引渡空窗」而逃過法律制裁的案例，時有所聞，電影演員劉永即是其中一例，被香港網民戲稱為「陳同佳的前輩」。
1984年，劉永因懷疑台灣妻子戴良純出軌，飛到台灣刺傷太太，被以傷害罪起訴，並遭判處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劉永不服上訴，但在上訴前潛逃返港，利用兩岸之間沒有引渡條例的漏洞，滯港未歸台灣服刑。在十年通緝令期限過後，劉永甚至於2011年到台灣出席金馬獎，成功躲過法律制裁。綽號「細細個」的香港黑幫黃志明，則是反其道而行，於犯下殺人、搶劫等罪後，於1982年離港偷渡赴台，但仍被台灣警方逮捕，於1984年遭驅逐出境，返港時被捕入獄。
但在長年的法律空窗中，台港兩地仍有「聯手引渡逃犯」的歷史紀錄。2016年，香港發生「荃灣工廈石棺藏屍案」，四名嫌犯殺人藏屍後逃亡至台灣，意外創下了台灣與香港間史無前例的「合作」模式。台灣警政署以犯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由，要求移民署註銷簽證，再以「逾期滯台」理由進行強制遣返。
在這次的「石棺案模式」中，台灣與香港警方合作，於2016年4月12日，以國泰航空班機移送四人。由於國泰航空為港籍航空，在司法實務上視為香港領土的延伸，台灣刑事警察與移民署將四人送至登機口，解開手銬，由空服員領往機尾座位坐下，香港便衣警察全程在周遭座位包圍監視。班機離開台灣後落地香港後，香港警方便可立即逮捕四人，被兩地媒體稱為全新、首創的「逃犯引渡」經驗。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案移交的時間點，是在馬英九政府任期內。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相對緊張，恐怕也難再循「石棺案模式」處理相關爭議。
台港法律交鋒兩大爭點：管轄權、證據能力
目前港台雙方都不明白、或者說故意扭曲對方的法律，台灣就認為香港有司法管轄權，而香港這邊就認為只要人過去了，台灣法律一定能夠處理。
關於本案的管轄權爭議，台灣方面，主張香港對本案有管轄權，但香港方面堅持港方並無管轄權；台灣方面即由法務部發出聲明，指「若香港確認此案不在其司法管轄權內，則法院應該就此做出裁決。」
觀諸2019年4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針對陳同佳洗錢案頒發的判決書中，第5-18段紀錄了陳同佳承認的洗錢及之前殺害女友的過程，高等法院即在判決書中指出，「對於被控人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殺人不能在香港被控謀殺/誤殺這一點，人們感到極大失望、不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義同樣要求被控人以他被控的、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定罪，而不是其他罪名或者事項，儘管其他事項可能比被控罪名揭示了更大的罪。」
這很大程度上等於，香港法院確認，陳同佳涉嫌謀殺的罪行並不在香港司法管轄權內。香港對於刑事案件行「屬地原則」，除兒童性罪行等個別罪名外，《侵害人身罪條例》等法例只能管轄在香港本地發生的罪案。
「法夢」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黃啟暘對端傳媒表示，若以香港前殖民國、英國法律規定觀之，英國《侵害人身罪條例》在行屬地原則的同時，便有規定，若英國國籍的被告在英國以外涉嫌犯下謀殺或誤殺這兩項嚴重罪行，英國法院有權審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台灣與香港的法系淵源大相逕庭，但同樣有「屬地原則、重罪例外」的規定。根據中華民國《刑法》第7條，「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等同於屬地原則中的重罪例外，且於《刑法》的位階進行總則性規定。但香港法律並無類似規定，導致今天無法直接審理陳同佳殺人案，必須與台灣進行法律與政治往復的關鍵。
對於香港政府而言，面對當前法律困境，有兩種補遺的可能：一是將「港人引渡到犯案地受審」，但這在目前香港《逃犯條例》之下無法處理；二是主張「港人港審」的原則，即修改刑法，加入「屬地原則、重罪例外」規定。
不過，黃啟暘進一步表示，假若香港目前能夠成功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以允許謀殺等罪名擁有域外管轄權，這一修訂亦很難擁有追溯力，因為很可能與人權原則相矛盾。
「目前港台雙方都不明白、或者說故意扭曲對方的法律，台灣就認為香港有司法管轄權，而香港這邊就認為只要人過去了，台灣法律一定能夠處理。」黃啟暘說。
黃啟暘分析，目前香港法院並無相關案件在審理，在普通法的慣例裡，沒有控辯雙方和具體案件，香港法院不會憑空作出任何裁決或聲明。而「司法管轄權」是一個國際法概念，但香港歸根到底能否管，還要看香港法例中有無具體罪名可起訴陳同佳在香港本地可能涉嫌的罪名。
黃啟暘認為，對於香港本地而言，可以考慮起訴的罪名有三項，但目前看來均可能性不大，包括：
一、企圖謀殺罪，這一罪名在香港的控罪門檻很高，並不是在香港買武器、行李箱就能入罪，必須「超越正常準備」，通俗理解是，謀殺行為必須「近乎完成」，才算是企圖謀殺。
二、串謀謀殺。
三、煽動殺人。
自案件發生至今，觀諸香港警方的公開文件與發言，並無任何證據顯示陳同佳在香港有串謀者或在香港被他人煽動殺人的跡象。因此，香港方面對管轄權的主張，邏輯看似首尾連貫。
不過，台灣法務部則提出事證駁斥香港方面的說法。台灣法務部發出新聞稿表示，「2018年6月間香港執法人員即透過情資交換，向我方表示港方積極調查陳嫌是否於香港境內串謀殺害計畫等情資，香港保安局局長亦早於該年3月16日對香港媒體表示，與香港警方及律政司研究在香港法律體系之下如何處理這宗案件，最重要是調查所有事情的真相；另於同年5月2日答覆香港議員之書面亦提到就本案竭力搜集所有可能有用的證據等情。據上所憑，顯見香港檢警等機關本已在調查本案犯嫌是否在香港預謀犯案，並調查相關事實及蒐集在港證據，與報導所謂港府強調香港法庭對港女命案犯嫌無管轄權云云，實大相徑庭而昧於事實」。
21日，香港01發布報導，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港府已研究所有可檢控陳同佳的潛在控罪，只有洗黑錢一罪有足夠證據檢控。
黃啟暘同時指出，如果台港兩地之間不能進行正式的司法互助合作，而僅僅是將陳同佳以「自由行」方式送到台灣，陳同佳入境台灣後，可能會因為台灣法院無法掌握相關證據，導致陳同佳僅承認激情殺人（香港法律用語）或過失致死（台灣法律用語），最終陳同佳的判刑未必能夠符合公眾的法律感情。
相關證據如不經司法互助程序移交台灣，而僅如港府聲明稿所言，相關證物由「陳自願帶往台灣」或以「港方會在法律容許下盡量配合台方請求，根據程序處理」方式進行移交，很可能在台灣訴訟程序中出現「證據能力」不足問題。
黃啟暘的見解，牽涉一個基本的法律問題：台灣法院要對陳同佳案進行審理，僅僅讓陳同佳本人來是不夠的。由於陳同佳在香港已經經歷當地檢警偵訊並進行相關取證工作，相關證據如不經司法互助程序移交台灣，而僅如港府聲明稿所言，相關證物由「陳自願帶往台灣」或以「港方會在法律容許下盡量配合台方請求，根據程序處理」方式進行移交，很可能在台灣訴訟程序中出現「證據能力」不足問題。
換句話說，若該證據未經合法程序取得，即不具備證據能力，法院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台灣法務部亦指出，「（將陳同佳定罪）需要相關的罪證資料，只要事證不是通過合法的管道提供，未來審理就會面臨挑戰，所以我們希望事證越完備越好。」
台灣法律對「境外取證」的證據能力有一定的審查標準，對於「大陸公安調查時所為之陳述經載明於筆錄或書面紀錄」是否可採，也曾有過詳盡的辯論。根據台灣101年台上字第900號判決指出，「大陸地區已於西元一九七九年七月間，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嗣於西元一九九六年又對上述刑事訴訟法作大幅度修正，其修正內涵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視實體法之貫徹與程序法之遵守，雖非完美無瑕，但對訴訟之公正性與人權保障方面已有明顯進步，故該地區之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當中並提到，檢視標準是「彼邦政經文化是否已上軌道等情狀，以判斷其是否在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
按照此一標準，台灣法院顯然認定大陸「政經文化已上軌道」，故對於大陸公安所製作的筆錄，只要未以威脅、利誘、詐欺或其他非法方法進行詢問，是有可能採信其有證據能力的。但，兩岸之間是簽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故大陸公安筆錄是經由司法互助程序交付，在程序上也符合「合法程序取得」的要件。
放在陳同佳一案中，製作筆錄的乃是香港警察與司法單位，並非《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所涵括範圍，即便台灣法院認定香港「政經文化已上軌道」，但由於交付過程並無司法互助協議作為準繩，仍有可能被認定無證據能力。這即是台灣法務部所言「未來審理會面臨挑戰」的可能情形之一。
再者，台灣不少法界人士也質疑，香港政府讓陳同佳「自帶證據赴台投案」的方式太不負責任，或有可能讓陳同佳趁機逃亡、或有機會湮滅證據。對此，港府聲明反駁「既然陳自願自首，何來逃亡滅證之嫌？」不過在邏輯上來說，即使陳同佳自願來投案，亦有可能透過變造、湮滅證據的方式意圖減輕刑期，港府的說法，難以服眾。
What’s next？陳同佳可能的幾種抵台方式
在台港雙方各自角力後，讓陳同佳赴台受審，可說是雙方所不爭執的事項，但對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台港政府仍然互不相讓。若陳同佳真的「赴台投案」，可能有哪幾種抵達台灣的方式？
陳同佳把手裡的登機證交給登機門前的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機器發出嗶一聲，這是張有效的登機證。陳同佳走過幾十公尺的空橋，或許身旁還跟著人，一跨進機門，一旁閃出兩、三個人。問明了陳同佳的身份，讓他坐進一個準備好的位置裡。陳同佳左右兩側都是台灣警方派出的幹員，他還可能還被戴上了手銬……
前述這個想像的場景，當然是可能的情境之一，但這班飛機必須是中華民國國籍的航空公司，也就是華航或長榮，才可被視為中華民國領土的延伸，使台灣警察可以在機上執法，將陳同佳押入台灣，等同「石棺案模式」的變化版。
然而，觀諸當前兩岸情勢與2016年的差異，台港政府和警方在這次事件中未必能形成默契。如果香港政府堅持陳同佳要以「獲釋自由身」到台灣投案，另一種極端情況也可能出現：陳同佳在沒有赴台簽證的情況下，搭乘中華民國國籍以外航空公司班機，例如國泰或港航，直接降落台灣任何一座機場，而一踏上台灣，政府就勢必要逮捕這名「通緝犯」，這也就完全實現了香港政府最初設定的「投案」模式。
在這樣的情境中，台灣是否可能要求國泰或港航拒載？一位民航界人士對《端傳媒》表示，一般情況下，航空公司會在check in櫃台確認旅客具有目的地有效入境證件，但如果航空公司選擇「網開一面」，對陳同佳不做這個動作，他的確可以登機直飛到台灣，完成「投案」。而搭載他的航空公司，也只是被處一筆罰款的行政罰，不會付出太大代價。
在10月22日深夜，網路上開始流傳「陳同佳將搭乘明早9:10長榮班機抵台」的消息，但究竟是以何種方式抵台，並未可知。在接下來的數個小時、或數日之內，這位在香港歷史上間接掀起滔天巨浪的「逃犯」，將如何被引渡到台，答案或許就會揭曉，也為台港兩地的逃犯史，再添上不可抹滅的一筆。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3-taiwan-chen-extradition-law/
端傳媒記者 何欣潔、陳莉雅、陳倩兒、李志德 發自台北、香港2019-10-23
眾所週知的犯人究竟怎樣由港赴台？為何香港提出的自首不行、台灣提出的押解不行、兩邊的司法互助也不行？曾引爆《逃犯條例》修訂風波的「陳同佳案」，10月23日由於其迫在眉睫的移交問題，又揭開台港之間引渡空窗的歷史尷尬。
讓我們先釐清本案的基本事實：引發《逃犯條例》修訂滔天大浪的案件本體，並不複雜，即是香港人陳同佳在台灣涉嫌殺害香港人潘曉穎。陳、潘均為香港人，犯案地點在台灣，犯案後，陳隨即返回香港。返港後，陳同佳冒名盜刷死者潘曉穎的信用卡，遭到香港警方逮捕，被捕後承認在台殺人。香港法院主張犯案地點在台灣，故無管轄權，僅就盜刷信用卡部分進行審理與判決，陳同佳一度坐牢，10月23日在香港刑滿釋放。
同一時間，潘曉穎父親赴台報案，台灣司法體系啟動偵辦。2018年12月3日，台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發出新聞稿表示「本署檢察官經過8個月左右的偵查，認為與潘曉穎同行入境臺灣的19歲香港地區男子陳同佳涉有重嫌，而該名男子於當日行兇後即湮滅相關物證並搭機返回香港，顯然已經逃匿，本署於今日對陳同佳發佈通緝，並同步發函法務部轉請大陸委員會向香港政府請求遣送犯嫌至臺。」
根據台灣地檢署的敘述，在通緝令發佈之前，已經在2018年3月及4月間兩次向香港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請求，未獲任何音訊，檢察官又於7月間致函香港權責單位告知本案所獲的證據情資，表達「香港若提出司法互助請求，將給予協助，可惜仍未獲回應。」
2019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宣布將向立法會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後稱《逃犯條例》）。該條例草案賦予各國（含台灣、中國大陸及澳門政府在內）權力，可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及香港法庭提出請求，引送刑罰在七年以上當地重刑犯往當地法院審理。由於該草案以處理陳同佳案為名，卻將引渡範圍擴及中國大陸地區，引發香港市民疑慮，強烈反對，最終觸發長達數月、撼動國際局勢的激烈抗爭。
陳同佳在香港刑滿出獄的前夕，18日，陳同佳透過牧師、香港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表示，願意赴台投案，同日，政府新聞處發函表示收到陳同佳來函，表示投案意願。台灣方面則拒絕陳同佳以「投案」方式赴台，並言明不會發給陳同佳簽證，將會禁止他以自由行方式入境台灣。台灣當局在事後解釋，這一乍聽之下與一般人法律感情相悖的決定，乃是基於「台港間必須有司法互助協議」才能進行相關程序，並主張香港法院對本案有管轄權。雙方在這兩個爭點上互不相讓。
根據台灣法務部長蔡清祥的說法，此案是「香港人殺香港人」，且嫌犯正在香港羈押中，基於審理的「優先性」與「便利性」，香港政府應該優先處理。蔡清祥說，如果香港政府認定自己沒有權力處理，台灣方面希望透過香港法院的裁定來認定香港法院沒有管轄權。
總統蔡英文則與蔡清祥持相同說法。蔡英文在臉書上發文表示，「受害者與加害者都是香港公民，加害者依然被關押在香港監獄，有些重要的資訊與事證也可能在香港。」蔡英文認為，香港政府與台灣政府都對本案有管轄權，但既然香港政府拒絕行使之，她要求港府同意台灣明天（23日）派檢警到香港押解嫌犯。蔡英文並為貼文加上兩個hash tag寫道「是誰政治凌駕法律」、「答案很清楚」。
在台港雙方爭執、交鋒兩日後，陳同佳出獄的前一晚，22日傍晚，台灣再有新決定——陸委會副主委邱垂正表示，當日下午已透過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發函予香港政府，要求港府同意台灣明日派檢警到香港押解陳同佳。而在22日晚間，香港政府發佈聲明：「特區政府認為這等於跨境執法，不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完全不能接受。台灣執法當局在香港沒有執法權。陳姓疑犯是台灣通緝犯，今次是自願到台灣自首。他出獄後是自由人，特區政府無權對他施加任何強制措施。他可在自己選擇的人的陪同下赴台，台方在他抵埗後可將他拘捕。」
台港能簽署司法互助協議嗎？不只是法律，也是兩岸政治與歷史問題
為何一個案情相對單純的殺人案，其執法過程會如此複雜？這牽涉一個敏感問題：台灣與香港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依據兩岸各自的法理與歷年的法律解釋而言，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是兩個尚未確定關係的政治實體，雙方各自宣稱擁有對彼此領土的主權。而在中國境內以「一國兩制」體制運行的香港，又該如何與台灣進行高度牽涉主權行使的司法互助或管轄權認定問題？
先談台灣堅持的司法互助。在一般情形下，香港要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司法互助協議，法源依據為《基本法》95、96條。95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96條則規定，「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或授權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
若按照《基本法》規定，也不難想像香港政府為何對台灣方面「司法互助」請求已讀不回。若欲循95條進行協商，形同將台灣認定為「全國其他地區」，勢成一場「矮化台灣」的兩岸風暴；而若以96條進行「適當安排」，形同將台灣視為「外國」，不可能獲得中央政府的協助或授權。
事實上，根據香港現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第三條，該條例「不適用於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之間在刑事事宜上的協助的提供或取得。」
「法夢」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黃啟暘對端傳媒表示，「除非香港政府不當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這樣香港才可以和台灣進行刑事事宜互助。」
回帶到今年2月，香港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的同時，也提出修訂上述《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合併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方向是使法例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任何其他部分」，使香港可與台灣、澳門、中國內地進行嫌疑人移交和司法互助。不過修訂草案引發極大迴響，林鄭月娥於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草案。
或許對於許多台灣民眾而言，於國族情感與直覺上，會希望台灣能走《基本法》96條的路徑，以「外國」身分與港府進行交涉，但這即便在中華民國自家的《憲法》框架內，都是無法成立的。
按照中華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變更之。」在1949年後，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並未變更，但實質統治範圍僅限於台澎金馬，在法理上，中華民國全國（含大陸地區）在1948年進入《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適用範圍；而針對台灣省（不含大陸地區）則在1949年頒佈《台灣省戒嚴令》，導致台灣長期處於準戰爭狀態，直到1987年方解除戒嚴、並於1991年結束動員戡亂時期。
戰爭狀態鬆綁後，中華民國國家領土與現狀之間的「名不符實」狀態，開始受到質疑，1996年總統直選之後，在憲政體系下形同以兩省（台灣省與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選民決定「全國」之元首，更不符合一般人民的法律直覺與感情。2005年，中華民國替《憲法》增修了部分條文，處理這個尷尬情境。
根據《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依照憲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之規定，增修本憲法條文」其中第2條規定，「總統、副總統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自中華民國八十五年第九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實施。」第11條則規定，「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
這處理了「台灣省（與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居民決定中華民國元首」的尷尬，定調台澎金馬為「自由地區」故有權直選總統，也給予1949年以來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所統治的地區一個法律身分，即「大陸地區」。以此條為法源依據，立法院通過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今日一切兩岸人民互動的基本法源。有趣的是，該條例內，大陸地區係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故按照中華民國現行法理，今日的大陸地區，仍為中華民國領土，即便是已獨立的外蒙古等地區亦不例外。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針對當前兩岸分治之情形，並無類似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特別規定，而僅有一般性規定。一般性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言第九自然段：「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另於《反分裂國家法》第二條規定，「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岸之間的相關協議，一向「漏掉」香港，「這是兩岸的默契，香港就是兩岸之間的曖昧中介地帶。」
在內戰遺留下的體制之內，兩岸曾簽訂過兩次司法互助協議：一次是1990年的《金門協議》，另一次則是2009年的《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前者因閩平漁事件而起，主要處理大陸偷渡客遣返等相關問題，由兩岸紅十字會簽署，一直到2018年都仍有適用《金門協議》的案例；後者則對於嚴重犯罪的協助偵查與人員遣返等工作進行明文規定，包括相互取證、罪贓移交等司法互助細節均有明文規定。
但無論哪一次協議，香港與澳門地區都未被列入適用範圍。在法理上，1990年時，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統治時期，非《金門協議》所處理範圍；2009年時，法理上必須尊重香港「一國兩制」體制，但根據知情人士透露，兩岸之間的相關協議，一向「漏掉」香港，「這是兩岸的默契，香港就是兩岸之間的曖昧中介地帶。」
當兩岸關係進入低谷，這些「曖昧」都成了雙方相互角力的戰場。台灣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表示，「港方說依現行法令，不願意跟我們商討司法互助機制，這原因是因為背後的一中框架的精神。」在某些角度上道出了事實，「一中」框架是台港兩地各種事務安排上無法迴避的幽靈，但這「一中」並非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一中，中華民國自身《憲法》同樣也是「中」之一種。過往，兩岸迴避此深水區的方式，大抵不脫馬英九所言「擱置爭議、共創雙贏」八字訣。
如今，在諸多國際情勢牽動下，蔡英文政府與習近平政府的互信低落，導致「曖昧」空間不存。一件陳同佳殺潘曉穎案，捅破了兩岸三地之間法規的模糊曖昧，也讓台港之間長期的法律空白地帶出現法治危機。
台港逃犯史：從喀什米爾公主號、劉永到「石棺案模式」
細數二十世紀的歷年案例，台灣與香港可說互為彼此的「逃犯之城」。最早一次「在灰色地帶遣送犯人」的案例，很可能必須上追至1955年的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
喀什米爾公主號（Kashmir Princess）為印度航空的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萬隆亞非會議包機任務，載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自北京出發，經香港飛往印尼雅加達參與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據傳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意圖刺殺周恩來，導致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僅有三名機員生還，十一名乘客（含代表團成員與記者）及五名機組人員均全數罹難，周恩來因臨時改變路線而未能搭乘此機。
喀什米爾公主號爆炸事件後，根據參與本案的中華民國情治人員谷正文透露，「台灣在香港的情報網的最高督導王新衡，曾與港督達成了口頭協議：對於台灣的情治人員，香港可以破壞組織，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可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灣自行處理。」相關人犯據說在台灣改名換姓、不了了之，一樁震驚世界的飛機爆炸案，就在兩岸的緊張氣氛中，並未經過明晰的司法審判程序，便告落幕。
此後，台灣與香港互相成為彼此的法外之地，因「引渡空窗」而逃過法律制裁的案例，時有所聞，電影演員劉永即是其中一例，被香港網民戲稱為「陳同佳的前輩」。
1984年，劉永因懷疑台灣妻子戴良純出軌，飛到台灣刺傷太太，被以傷害罪起訴，並遭判處兩年六個月有期徒刑。劉永不服上訴，但在上訴前潛逃返港，利用兩岸之間沒有引渡條例的漏洞，滯港未歸台灣服刑。在十年通緝令期限過後，劉永甚至於2011年到台灣出席金馬獎，成功躲過法律制裁。綽號「細細個」的香港黑幫黃志明，則是反其道而行，於犯下殺人、搶劫等罪後，於1982年離港偷渡赴台，但仍被台灣警方逮捕，於1984年遭驅逐出境，返港時被捕入獄。
但在長年的法律空窗中，台港兩地仍有「聯手引渡逃犯」的歷史紀錄。2016年，香港發生「荃灣工廈石棺藏屍案」，四名嫌犯殺人藏屍後逃亡至台灣，意外創下了台灣與香港間史無前例的「合作」模式。台灣警政署以犯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為由，要求移民署註銷簽證，再以「逾期滯台」理由進行強制遣返。
在這次的「石棺案模式」中，台灣與香港警方合作，於2016年4月12日，以國泰航空班機移送四人。由於國泰航空為港籍航空，在司法實務上視為香港領土的延伸，台灣刑事警察與移民署將四人送至登機口，解開手銬，由空服員領往機尾座位坐下，香港便衣警察全程在周遭座位包圍監視。班機離開台灣後落地香港後，香港警方便可立即逮捕四人，被兩地媒體稱為全新、首創的「逃犯引渡」經驗。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案移交的時間點，是在馬英九政府任期內。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相對緊張，恐怕也難再循「石棺案模式」處理相關爭議。
台港法律交鋒兩大爭點：管轄權、證據能力
目前港台雙方都不明白、或者說故意扭曲對方的法律，台灣就認為香港有司法管轄權，而香港這邊就認為只要人過去了，台灣法律一定能夠處理。
關於本案的管轄權爭議，台灣方面，主張香港對本案有管轄權，但香港方面堅持港方並無管轄權；台灣方面即由法務部發出聲明，指「若香港確認此案不在其司法管轄權內，則法院應該就此做出裁決。」
觀諸2019年4月19日香港高等法院針對陳同佳洗錢案頒發的判決書中，第5-18段紀錄了陳同佳承認的洗錢及之前殺害女友的過程，高等法院即在判決書中指出，「對於被控人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殺人不能在香港被控謀殺/誤殺這一點，人們感到極大失望、不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正義同樣要求被控人以他被控的、他所犯下的罪行被定罪，而不是其他罪名或者事項，儘管其他事項可能比被控罪名揭示了更大的罪。」
這很大程度上等於，香港法院確認，陳同佳涉嫌謀殺的罪行並不在香港司法管轄權內。香港對於刑事案件行「屬地原則」，除兒童性罪行等個別罪名外，《侵害人身罪條例》等法例只能管轄在香港本地發生的罪案。
「法夢」成員、香港大學法律系博士候選人黃啟暘對端傳媒表示，若以香港前殖民國、英國法律規定觀之，英國《侵害人身罪條例》在行屬地原則的同時，便有規定，若英國國籍的被告在英國以外涉嫌犯下謀殺或誤殺這兩項嚴重罪行，英國法院有權審理。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台灣與香港的法系淵源大相逕庭，但同樣有「屬地原則、重罪例外」的規定。根據中華民國《刑法》第7條，「本法於中華民國人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前二條以外之罪，而其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適用之」，等同於屬地原則中的重罪例外，且於《刑法》的位階進行總則性規定。但香港法律並無類似規定，導致今天無法直接審理陳同佳殺人案，必須與台灣進行法律與政治往復的關鍵。
對於香港政府而言，面對當前法律困境，有兩種補遺的可能：一是將「港人引渡到犯案地受審」，但這在目前香港《逃犯條例》之下無法處理；二是主張「港人港審」的原則，即修改刑法，加入「屬地原則、重罪例外」規定。
不過，黃啟暘進一步表示，假若香港目前能夠成功修訂《侵害人身罪條例》，以允許謀殺等罪名擁有域外管轄權，這一修訂亦很難擁有追溯力，因為很可能與人權原則相矛盾。
「目前港台雙方都不明白、或者說故意扭曲對方的法律，台灣就認為香港有司法管轄權，而香港這邊就認為只要人過去了，台灣法律一定能夠處理。」黃啟暘說。
黃啟暘分析，目前香港法院並無相關案件在審理，在普通法的慣例裡，沒有控辯雙方和具體案件，香港法院不會憑空作出任何裁決或聲明。而「司法管轄權」是一個國際法概念，但香港歸根到底能否管，還要看香港法例中有無具體罪名可起訴陳同佳在香港本地可能涉嫌的罪名。
黃啟暘認為，對於香港本地而言，可以考慮起訴的罪名有三項，但目前看來均可能性不大，包括：
一、企圖謀殺罪，這一罪名在香港的控罪門檻很高，並不是在香港買武器、行李箱就能入罪，必須「超越正常準備」，通俗理解是，謀殺行為必須「近乎完成」，才算是企圖謀殺。
二、串謀謀殺。
三、煽動殺人。
自案件發生至今，觀諸香港警方的公開文件與發言，並無任何證據顯示陳同佳在香港有串謀者或在香港被他人煽動殺人的跡象。因此，香港方面對管轄權的主張，邏輯看似首尾連貫。
不過，台灣法務部則提出事證駁斥香港方面的說法。台灣法務部發出新聞稿表示，「2018年6月間香港執法人員即透過情資交換，向我方表示港方積極調查陳嫌是否於香港境內串謀殺害計畫等情資，香港保安局局長亦早於該年3月16日對香港媒體表示，與香港警方及律政司研究在香港法律體系之下如何處理這宗案件，最重要是調查所有事情的真相；另於同年5月2日答覆香港議員之書面亦提到就本案竭力搜集所有可能有用的證據等情。據上所憑，顯見香港檢警等機關本已在調查本案犯嫌是否在香港預謀犯案，並調查相關事實及蒐集在港證據，與報導所謂港府強調香港法庭對港女命案犯嫌無管轄權云云，實大相徑庭而昧於事實」。
21日，香港01發布報導，援引知情人士透露，港府已研究所有可檢控陳同佳的潛在控罪，只有洗黑錢一罪有足夠證據檢控。
黃啟暘同時指出，如果台港兩地之間不能進行正式的司法互助合作，而僅僅是將陳同佳以「自由行」方式送到台灣，陳同佳入境台灣後，可能會因為台灣法院無法掌握相關證據，導致陳同佳僅承認激情殺人（香港法律用語）或過失致死（台灣法律用語），最終陳同佳的判刑未必能夠符合公眾的法律感情。
相關證據如不經司法互助程序移交台灣，而僅如港府聲明稿所言，相關證物由「陳自願帶往台灣」或以「港方會在法律容許下盡量配合台方請求，根據程序處理」方式進行移交，很可能在台灣訴訟程序中出現「證據能力」不足問題。
黃啟暘的見解，牽涉一個基本的法律問題：台灣法院要對陳同佳案進行審理，僅僅讓陳同佳本人來是不夠的。由於陳同佳在香港已經經歷當地檢警偵訊並進行相關取證工作，相關證據如不經司法互助程序移交台灣，而僅如港府聲明稿所言，相關證物由「陳自願帶往台灣」或以「港方會在法律容許下盡量配合台方請求，根據程序處理」方式進行移交，很可能在台灣訴訟程序中出現「證據能力」不足問題。
換句話說，若該證據未經合法程序取得，即不具備證據能力，法院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台灣法務部亦指出，「（將陳同佳定罪）需要相關的罪證資料，只要事證不是通過合法的管道提供，未來審理就會面臨挑戰，所以我們希望事證越完備越好。」
台灣法律對「境外取證」的證據能力有一定的審查標準，對於「大陸公安調查時所為之陳述經載明於筆錄或書面紀錄」是否可採，也曾有過詳盡的辯論。根據台灣101年台上字第900號判決指出，「大陸地區已於西元一九七九年七月間，公布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嗣於西元一九九六年又對上述刑事訴訟法作大幅度修正，其修正內涵兼顧打擊犯罪與保護人權，並重視實體法之貫徹與程序法之遵守，雖非完美無瑕，但對訴訟之公正性與人權保障方面已有明顯進步，故該地區之法治環境及刑事訴訟制度，已有可資信賴之水準。」當中並提到，檢視標準是「彼邦政經文化是否已上軌道等情狀，以判斷其是否在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
按照此一標準，台灣法院顯然認定大陸「政經文化已上軌道」，故對於大陸公安所製作的筆錄，只要未以威脅、利誘、詐欺或其他非法方法進行詢問，是有可能採信其有證據能力的。但，兩岸之間是簽有《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的，故大陸公安筆錄是經由司法互助程序交付，在程序上也符合「合法程序取得」的要件。
放在陳同佳一案中，製作筆錄的乃是香港警察與司法單位，並非《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所涵括範圍，即便台灣法院認定香港「政經文化已上軌道」，但由於交付過程並無司法互助協議作為準繩，仍有可能被認定無證據能力。這即是台灣法務部所言「未來審理會面臨挑戰」的可能情形之一。
再者，台灣不少法界人士也質疑，香港政府讓陳同佳「自帶證據赴台投案」的方式太不負責任，或有可能讓陳同佳趁機逃亡、或有機會湮滅證據。對此，港府聲明反駁「既然陳自願自首，何來逃亡滅證之嫌？」不過在邏輯上來說，即使陳同佳自願來投案，亦有可能透過變造、湮滅證據的方式意圖減輕刑期，港府的說法，難以服眾。
What’s next？陳同佳可能的幾種抵台方式
在台港雙方各自角力後，讓陳同佳赴台受審，可說是雙方所不爭執的事項，但對於如何達成這個目標，台港政府仍然互不相讓。若陳同佳真的「赴台投案」，可能有哪幾種抵達台灣的方式？
陳同佳把手裡的登機證交給登機門前的航空公司地勤人員，機器發出嗶一聲，這是張有效的登機證。陳同佳走過幾十公尺的空橋，或許身旁還跟著人，一跨進機門，一旁閃出兩、三個人。問明了陳同佳的身份，讓他坐進一個準備好的位置裡。陳同佳左右兩側都是台灣警方派出的幹員，他還可能還被戴上了手銬……
前述這個想像的場景，當然是可能的情境之一，但這班飛機必須是中華民國國籍的航空公司，也就是華航或長榮，才可被視為中華民國領土的延伸，使台灣警察可以在機上執法，將陳同佳押入台灣，等同「石棺案模式」的變化版。
然而，觀諸當前兩岸情勢與2016年的差異，台港政府和警方在這次事件中未必能形成默契。如果香港政府堅持陳同佳要以「獲釋自由身」到台灣投案，另一種極端情況也可能出現：陳同佳在沒有赴台簽證的情況下，搭乘中華民國國籍以外航空公司班機，例如國泰或港航，直接降落台灣任何一座機場，而一踏上台灣，政府就勢必要逮捕這名「通緝犯」，這也就完全實現了香港政府最初設定的「投案」模式。
在這樣的情境中，台灣是否可能要求國泰或港航拒載？一位民航界人士對《端傳媒》表示，一般情況下，航空公司會在check in櫃台確認旅客具有目的地有效入境證件，但如果航空公司選擇「網開一面」，對陳同佳不做這個動作，他的確可以登機直飛到台灣，完成「投案」。而搭載他的航空公司，也只是被處一筆罰款的行政罰，不會付出太大代價。
在10月22日深夜，網路上開始流傳「陳同佳將搭乘明早9:10長榮班機抵台」的消息，但究竟是以何種方式抵台，並未可知。在接下來的數個小時、或數日之內，這位在香港歷史上間接掀起滔天巨浪的「逃犯」，將如何被引渡到台，答案或許就會揭曉，也為台港兩地的逃犯史，再添上不可抹滅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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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October 22, 2019
[端新聞], 觀點, !日報 Daily News, 「審判」與「被審判」的一周
「政治犯」、警察暴力和對政府的失望……讓本對獨立運動並不同情的普通人，也加入了遊行隊列。
編按：2019年10月14日，西班牙高等法院發出了一份判決，兩年前領導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的9位政治領袖被判了9至13年的刑期。這引起了加泰隆尼亞社會的強烈不滿，並引發了持續的街頭示威。端傳媒特約加泰隆尼亞記者 Queralt Castillo Cerezuela，記錄下她在過去的一週所目睹的的加泰隆尼亞抗議現場。
週一：法庭判決、佔領機場
10月14日，週一，早上9點半，我正在採訪中，卻不停地被同事和朋友的電話打斷：西班牙高等法院剛剛發布了一項判決，上萬人群隨即佔據了加泰隆尼亞的首府巴塞隆拿街頭。
自十月開始，整個加泰隆尼亞都關注著這個將會是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判決：加泰隆尼亞獨立派政治領袖以及社運領袖將因他們在2017年10月1日單方面發起的獨立公投中的角色接受高院的審判。
兩年前的這天，超過兩百萬人（佔加泰隆尼亞選民 43%）參與了公投，當中有超過9成人支持獨立。但西班牙政府很快便作出聲明，不承認公投。也是在2017年10月1日，警方用武力攻擊大批市民的片段傳至世界各個角落。西班牙政府否認了警方的暴力行為。但同時，不同國際機構也譴責了政府在加泰隆尼亞的濫暴行為。
兩年後的2019年10月14日，經過四個月的聽證及422名目擊者的口供，西班牙最高法院頒布了判決——宣布煽動叛亂、濫用公共資金及拒不服從等罪名成立。
被判刑的12人中，有的將面臨9至13年的刑期。其中，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前副主席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因煽動叛亂和濫用公款被判13年監禁；加泰隆尼亞前勞工部長巴薩（Dolors Bassa）、前外交部長羅梅瓦（Raül Romeva）等人也因煽動叛亂罪被判刑。
同時，法院向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再次發出國際逮捕令。普吉德蒙以及8位加泰政府官員正在比利時、瑞士及蘇格蘭等地流亡。西班牙最高法院曾嘗試將普吉德蒙一眾人引渡回國受審，但並未成功。
「加泰隆尼亞國民會議」（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以下簡稱ANC）是一個成立自2013年、組織了約8萬名來自加泰隆尼亞各地人民的組織，他們表示：「這一場審判由一開首便是一場鬧劇。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許多國際觀察者都認同：他們看到了許多就法院嘻皮笑臉態度的投訴，同時目擊了西班牙政府如何利用譭謗的策略去呈現他們所編寫的故事，從而為加泰獨立運動扣上罪名。」
對於這一結果，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說，政府尊重最高法院的決定，並稱該決定符合正當程序、透明度和權力分立的所有要求。但是，絕大多數加泰人依然相信這些定罪是源於不公平、不公義及有偏頗的審判，縱使沒有一人被控叛亂（被視為其中一個有機會被指控的最嚴重的控罪，可面臨最高 25 年監禁）。
判決發布之後，在巴塞隆拿，示威者開始聚集於廣場及街道，譬如有大量政府建築物的聖若梅廣場（Plaça Sant Jaume）。我到的時候，一些不清楚事態發展、一臉震驚的遊客，一邊紀錄下四周情況，一邊詢問：「發生了什麼？」。
接近午時，「Tsunami Democràtic」（以下意譯為「民主海嘯」），一個自2019年9月開始運作的動員平台，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大眾聚集於巴塞隆拿的中心：加泰隆尼亞廣場。
廣場上的人群中就有23歲的 Mateu Ferran。他是一名老師，任教的高中恰好有一日假期，便來參加示威。他說：「判決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再忍受。被判13年？9年？他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這名年輕人認同和平、持續的動員行動：「只有一至兩日的示威是不會帶來任何改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方式去動員大眾，直至我們為加泰人民取得公義。」
數米之外是現年 74 歲的 Montserrat Ros，脖子上繫著加泰隆尼亞的旗幟。「我止不住地哭。這個判決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我不知道我們能否通過遊行取得任何改變。」縱使如此，她仍為有很多青年人加入遊行而感到高興。「我預期有一個大型的罷工、罷市行動，雖然我知道很困難。」Montserrat 希望所有政治囚犯可以得到特赦：「他們都是無辜的一群人」。
一旁69歲的 Toni 正坐在長凳上稍作休息：「我沒有對判決感到震驚，所有在加泰隆尼亞的人都知道判決在審判前已經寫好。」
他堅持保持冷靜及非暴力的重要性。「西班牙政府想說服歐洲我們是恐懼分子，但我們不是。我們也不會容許這件事情發生，縱使他們嘗試去將我們視為非法……加泰隆尼亞已經持續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抗爭，因為我們面對着一個威權政府，和過去的法西斯政府一樣，他們希望我們屈服。」
Toni 不相信官方的回應，他只信加泰人民：「我的信仰在街頭。」
幾分鐘後， 聖若梅廣場開始清場。「民主海嘯」轉而呼籲：「所有人到機場去」。香港的影像開始在我腦海中重疊，我有種感覺，人們正在借鏡於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人們堵塞了一些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嘗試通過封鎖交通而令巴塞隆拿變得難以接近。
一個小時後，警方已封鎖了通往機場的入口。我在 Telegram 收到「民主海嘯」的信息：「你可以下戴一張登機證（這樣就可以進入機場）」。
同一時間，普伊格蒙特在媒體上表示：「星期一的判決是一種群體指控而非個人控罪，是對超過二百萬令公投成為事實的人民的指控。這個決定是要囚禁跟隨人民意願、帶領加泰隆尼亞走向獨立的政治領袖，這終將會為西班牙帶來反效果。現在加泰隆尼亞只有一條路可行。如果加泰隆尼亞要生存、要保存它的制度和文化，它一定要走向共和體制的獨立。我們永不後退。」
在距離巴塞隆拿一百公里外，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爆發區之一赫羅納（Girona），上千名示威者已經於清晨時分在政府總部的前方遊行。靠近中午的時候，有部分示威者已經佔據了高速列車的軌道，列車被迫停運。連接城市的主要道路也宣布關閉。
生活在赫羅納的 Dilcia Patricia Ramírez 對我說：「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為什麼還會有政治囚犯？沒想到，判決會如此重。」
「我們應該癱瘓一切。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失去的？」另一邊，36歲的 Ángel Herrera 支持街頭的力量，「我們現在有勞工福利也是因為有前人幫我們爭取。」
Ángel 和 Dilcia 都覺得，西班牙其他地區的人們對加泰隆尼亞沒有足夠的同理心。其實，他們此前也沒有太多同情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直到兩年前獨立公投中的暴力事件。
自清晨起，Ruth、Nuri和Lluís就留守在了街頭。他們十分憤概，他們已經在赫羅納遊行了一整日，但仍然充滿力量。他們很悲傷，但已經決定了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並計劃加入ANC籌備的遊行：遊行由加泰隆尼亞不同地方開始出發，最終在星期五，大罷市當日聚集到巴塞隆拿。這個主意是要封鎖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及高速公路。示威者計劃在3日內行走共100公里。
另一邊廂，在巴塞隆拿的埃爾普拉特（El Prat）機場，西班牙最重要的機場，示威者佔據了主要客運大樓及鄰近道路，120多趟航機被取消。包括加泰隆尼亞的「Mossos d'Esquadra」（意為「巡邏小隊」，也即加泰隆尼亞自治警力）及西班牙國防警察在內的警方，已經開始壓制示威者。
場面和在香港發生的事依然十分相似：數以千計的示威者關閉了國際機場。警察毆打並用催淚彈驅趕人群。星期一，由警方發動的攻擊令超過130人受傷。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向巴塞隆拿進發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的第一天。早上5時45分，巴塞隆拿聖徒車站，一對年紀老邁的夫妻正在嘗試購買前往塔拉戈納（Tarragona，距巴塞隆拿約100公里）的車票。在售票機前，年邁的夫妻二人找我幫助。我一邊指道，夫妻二人一邊問我：「你是否要去參加「為自由而遊行」？」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誰會參加遊行 ，他們都會帶著裝備：背包、睡袋、褥墊及步行鞋。
Concepció Capdevila 今年72歲，是一名退休人士。她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她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去步行 100 公里，「我已經太老了」。她把車子停泊在火車站，準備步行 20 公里。「星期一我們去了機場，昨天我們決定休息一下，今日我們會行走 20 公里。」在第三日，即星期五，他們會返回巴塞隆拿。
列車到達達塔拉戈納時，天色已經昏暗。這對老夫妻走進路過的第一間酒吧，他們需要一杯咖啡，以維繫精力。
在塔拉戈納，ANC分支開始發出指令：「如果你想放下背包，可以將它留在巴士上。我們會留在巴士及援助服務，以防有人掉隊。假若你感到不適或疲倦或不能再繼續，請隨時告訴我們。」
一位 ANC 秘書 Carles Gómez 在現場說：「緊記，穿着綠色背心的是我們的義工。第一站：託雷登巴拉（Torredembarra），第二站：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第三站：比拉夫蘭卡德爾（Vilafranca），第四站： …… 獨立！」
人群鼓掌。紅色的天空迎接着遊行日的開始，地中海從海平線方向注視着他們。
Martí Sabaté 今年16歲。他和他媽媽以及一群朋友一同來參與遊行。他是一位很有決心的年輕男生：「年輕人需要走到抗爭的前線。」但前一晚，警方與示威者的對質讓他感到害怕。「警察理應保護我們，但他們卻是在製造不安全及散發恐懼。」
遊行的第一個休息站是加油中心，示威者可以在這裏買杯咖啡或小食。有些人帶了零食，有些沒有時間準備，就在酒吧買了牛角酥。點三文治是比較危險的，若你因此掉了隊該怎樣辦？「快一點，我們要出發了。」一位女士對她的先生說道，她有點擔心會掉隊。
這支遊行隊伍的平靜、愉悅，與前一晚在巴塞隆拿的暴力新聞圖片有很大的分別。人們唱歌，認識新朋友，互相分享零食。沒有警察，沒有路障，沒有着火的車輛。甚至連「巡邏小隊」的警力都是盟友，他們會幫忙停下交通，讓示威者通過。
在阿爾塔富利亞（Altafulla），還有人們在等待遊行隊伍。當示威者經過時，會有掌聲及歡呼聲迎接他們。更多的人加入隊伍。Amelia 和 Maria 推着一架嬰兒車，還是嬰兒的兒子正在裡面睡覺。Maria 還在放產假，Amelia 則是在罷工中：他是塔拉戈納地區的一名大學教授。他們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孩子還太小。
Amelia 說：「我們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示威直至有人作出行動或回應，或負起責任。與西班牙進行對話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事態提升至國際層面從而向西班牙政府施壓。我們知道沒有人支持我們，但若我們使整個國家癱瘓，歐洲會聆聽我們的。」Maria 也認同要堅持：「加泰政府一定要在與歐洲領袖對話一事上堅持、抵抗。」
此時，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重新定性國際上於加泰抗爭的形象。缺乏政府的回應和對警方暴力的批評，促使人們將視線轉向歐盟。在過去的數月內，ANC的海外陣線在全球動員了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據ANC，示威者已經在全球超過40個國家、19個城市發起示威活動。
第二站是託雷登瓦拉（Torredembarra，距離塔拉戈納約二十公里），有人開始展露疲態。他們需要再走多 20 公里才會到達今晚留宿的地方：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遊行再次起行，我要乘搭火車回家了。在巴塞隆拿，有另一個遊行正在進行。
週四：示威升級，遊行繼續
示威的第三個晚上，示威者帶上了廁紙，並把它們拋到空氣中。口號非常簡單：「我們有很多屎需要清理（There is a lot of shit to clear up）」。
與此同時，街頭的暴力行為開始在市中心升級，不單在巴塞隆拿，還有在赫羅納、萊裏達及塔拉戈納。示威人群開始在路障上放火，警察也開始發射催淚彈以及追捕示威者。硫酸、石頭、瓶裝汽油彈隨處可見。很多人士受傷或被捕，車輛也有着火。
接近午夜零時的時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托拉（Quim Torra）通過電視講話，譴責暴力行為並且要求進行一個和平的示威。早前，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也要求托拉去譴責在加泰隆尼亞不同城市街頭發生的暴力行為。
托拉的訊息很清楚：暴力行為已經滲透入示威活動，並且損害了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形象以及名聲。但對於示威者而言，這些說法一如以往、沒有新意。
星期四清晨，巴塞隆拿的市面一片狼藉。在另一些加泰重要的城市，如赫羅納或塔拉戈納，暴力也佔據了街頭。不過，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並沒有就此放棄動員，它希望展示給世界及西班牙其他地區，這是一場和平的運動。週四上午7時，人們開始集中於巴塞隆拿的中心。
「昨日的暴動不代表我們，昨日越線了。在警察手中保護自己是一件事，焚燒車輛又是另一件事。焚燒車輛並不能接受。」Ariadna Carulla，一名23歲地球科學的碩士生說。「我覺得加泰的人民很生氣，也許有其他人士滲入了示威，但我覺得人們已經受夠了。我們對西班牙政府感到生氣，同時也對加泰隆尼亞政府感到生氣。他們對警方的暴力行為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沒有為獨立作出任何頁獻。」
Clara Marfull也是地球科學的學生，今年22歲。她認為加泰人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恐懼。「如果你攻擊並引起大眾的負面情緒，人民不會再害怕。」他們都認為獨立不單單是一種立場或取態。他們完全信任「民主海嘯」以及他們計劃的行動，但他們對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之間的對話沒有太大信心。「西班牙並不希望發生對話。除了鎮壓，沒什麼其他的可能。」
幾公里之外，來自赫羅納的 18 歲學生Genís Manzanares正嘗試去了解這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過去 7 年中我們透過和平示威得到了什麼？什麼都沒有。我們沒有看見西班牙政府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我不認同使用暴力，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主動。我們需要以不服從去達到我們所想要的成果……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國家，這也許是為何過去幾個星期、幾個月我們動員了這麼多人。」
不過，Genís並不是因為他對加泰有歸屬感而希望獨立，卻是因為「西班牙民主是一個笑話，西班牙政府的無能令我只好成為獨立主義者。」
Alba Huertas和Gerard Oto今年17歲，他們也自週三起開始參與罷市運動。他們不認同使用暴力，並對此感到遺憾。「我們明白人們已經很疲倦，沒有人聆聽他們；但焚燒車輛或器皿仍然是不對的。」
Gerard 對「巡邏小隊」及國家警察感到生氣：「如果他們沒有留下而是離開，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雖然他們只有 17 歲，他們對政治有着強烈的興趣。我很容易聽出來，他們在過去一個月都緊跟時事。「桑傑士是想和我們有對話的。但對話是指當你和其他政黨溝解，而非自己和自己說話或與同一理念的政黨對話。我們現在只可以祈求歐洲會聆聽我們的聲音。」Gerard說。
20歲的 Joan Molins 與 Xivaier Bigatà 是第一天參加遊行。Joan說：「媒體所顯示的暴力，將7年來和平示威的努力都抹殺掉了。現在，西班牙政府會用不和平的示威作藉口，去落實國家安全法或第155條。」
加泰隆尼亞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重新恢復的憲法第155條，該條款是在2017年10月公投後實施的。第155條允許西班牙政府暫停加泰隆尼亞的政治自治。這項措施以前從未使用過，在加泰隆尼亞人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隨着社會黨（PSOE）重新掌權，馬德里解除了對加泰隆尼亞財政的監管，旨在與加泰隆尼亞當局實現關係正常化。現在，隨着暴力的爆發，加泰隆尼亞的每個人都害怕這一條款會被實施。
入夜了，「巡邏小隊」的直升機從頭頂經過，顯眼的直升機黑色的機腹寫着「警察」二字。人們對著直升機吹口哨、叫嚷。當中有人作出辱罵，但沒有人真的希望暴力行為再次發生。 9時後，遊行結束，人們開始歸家。
週五：罷工日，不為獨立，為自由和公義
清晨時分，一切尚且平靜。今日是遊行隊伍抵達巴塞隆拿的日子，一場大型的示威將會發生。大約9時至10時，人們開始聚集於廣場。約12時，第一支來自加泰不同地區的隊伍，開始抵達。大批的人們開始高歌及大叫，成為巴塞隆拿的焦點。無人機所拍攝到的照片令人驚歎。在街道上，信息依舊：「街頭是屬於我們的」和「壓迫者滾出去」。
年輕和年老的人、一家大小的家庭、外國人及加泰人民，所有人都走到巴塞隆拿的中心。這一天，有音樂、有食物、有笑容。在早些日子做出暴力行為的群組都消失不見了。到處都是加泰隆尼亞的旗幟。
當中有些人並不是為加泰獨立而出來遊行，例如Alba Subirada，一位 35 歲的建築師。她不是獨立主義者，但她過去一個星期都有在遊行。「我沒有參與獨立運動，我今天出來罷市也不是因為獨立，而是為自由及公義。我十分關注最高法院的判決，它開啟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我認為我們這些日子一定要為了公義而上街。我反對判決，我也不喜歡西班牙政府處理危機的手法。」
五十萬人在巴塞隆拿遊行的景象，令人驚歎。很多人已經十分疲倦（過去三天，他們已經走了100公里），但他們仍然十分開心。這一天，五成的加泰人都沒有上班，一些商店和酒吧繼續營業。報導示威的記者們都也已經十分疲憊，只希望今天別再發生暴力事件。
但很遺憾，在中午時分，暴力便發生了。一些無辜的人和記者遭到警察毆打和逮捕。天色變暗後，情況變得更糟。國家警察發射了泡沫球，「巡邏小隊」也開始毆打街上的人們。我的手機收到一張很暴力的照片：《El País》一位有名的攝影記者Albert García被逮捕了。他的同事懇求國家警察：他只是一名攝影記者！但沒有人聆聽。
從週一開始，來自各種媒體的記者也成了關注的焦點。據加泰隆尼亞關鍵媒體觀察組織（Critical Media Observatory），自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至少有31名媒體報導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被警方襲擊。據該觀察組織，這些數字以前從未見過。該組織根據記者工會編寫的一份報告提出了申訴。歐洲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和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已將其提交給歐洲理事會。
下星期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民主海嘯」的網站被關閉了，高等法院在調查運營這一網站的負責人到底是誰。法庭表示「民主海嘯」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平台。但實事求是地說，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在他們 Telegram 所收到的信息一直都是希望大家進行一個非暴力、和平的示威。
這次的加泰隆尼亞危機在2019年11月10日大選前爆發——這已經西班牙是四年內的第四次大選了。在2019年4月份的選舉中，社會黨的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贏得了選舉，但卻無法組建政府。
加泰隆尼亞重新回到了政治議程的首位，桑切斯的對手和右翼政黨指責他在加泰隆尼亞危機中過於軟弱。桑切斯則一再表示，他不會允許再次舉行公投，1978年制定的西班牙憲法必須得到尊重，但他的右翼對手呼籲政府採取強硬路線，解決他們所謂的「地區危機」。
我相信，在加泰隆尼亞漫長的自治和多年的獨立運動中，過去的這一週，會被牢牢記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2-international-catalonia-protest/
編按：2019年10月14日，西班牙高等法院發出了一份判決，兩年前領導加泰隆尼亞獨立公投的9位政治領袖被判了9至13年的刑期。這引起了加泰隆尼亞社會的強烈不滿，並引發了持續的街頭示威。端傳媒特約加泰隆尼亞記者 Queralt Castillo Cerezuela，記錄下她在過去的一週所目睹的的加泰隆尼亞抗議現場。
週一：法庭判決、佔領機場
10月14日，週一，早上9點半，我正在採訪中，卻不停地被同事和朋友的電話打斷：西班牙高等法院剛剛發布了一項判決，上萬人群隨即佔據了加泰隆尼亞的首府巴塞隆拿街頭。
自十月開始，整個加泰隆尼亞都關注著這個將會是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判決：加泰隆尼亞獨立派政治領袖以及社運領袖將因他們在2017年10月1日單方面發起的獨立公投中的角色接受高院的審判。
兩年前的這天，超過兩百萬人（佔加泰隆尼亞選民 43%）參與了公投，當中有超過9成人支持獨立。但西班牙政府很快便作出聲明，不承認公投。也是在2017年10月1日，警方用武力攻擊大批市民的片段傳至世界各個角落。西班牙政府否認了警方的暴力行為。但同時，不同國際機構也譴責了政府在加泰隆尼亞的濫暴行為。
兩年後的2019年10月14日，經過四個月的聽證及422名目擊者的口供，西班牙最高法院頒布了判決——宣布煽動叛亂、濫用公共資金及拒不服從等罪名成立。
被判刑的12人中，有的將面臨9至13年的刑期。其中，加泰隆尼亞自治區前副主席洪克拉斯（Oriol Junqueras）因煽動叛亂和濫用公款被判13年監禁；加泰隆尼亞前勞工部長巴薩（Dolors Bassa）、前外交部長羅梅瓦（Raül Romeva）等人也因煽動叛亂罪被判刑。
同時，法院向前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普伊格蒙特（Carles Puigdemont）再次發出國際逮捕令。普吉德蒙以及8位加泰政府官員正在比利時、瑞士及蘇格蘭等地流亡。西班牙最高法院曾嘗試將普吉德蒙一眾人引渡回國受審，但並未成功。
「加泰隆尼亞國民會議」（Assemblea Nacional Catalana，以下簡稱ANC）是一個成立自2013年、組織了約8萬名來自加泰隆尼亞各地人民的組織，他們表示：「這一場審判由一開首便是一場鬧劇。這不是我們自己說的，許多國際觀察者都認同：他們看到了許多就法院嘻皮笑臉態度的投訴，同時目擊了西班牙政府如何利用譭謗的策略去呈現他們所編寫的故事，從而為加泰獨立運動扣上罪名。」
對於這一結果，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Pedro Sánchez）說，政府尊重最高法院的決定，並稱該決定符合正當程序、透明度和權力分立的所有要求。但是，絕大多數加泰人依然相信這些定罪是源於不公平、不公義及有偏頗的審判，縱使沒有一人被控叛亂（被視為其中一個有機會被指控的最嚴重的控罪，可面臨最高 25 年監禁）。
判決發布之後，在巴塞隆拿，示威者開始聚集於廣場及街道，譬如有大量政府建築物的聖若梅廣場（Plaça Sant Jaume）。我到的時候，一些不清楚事態發展、一臉震驚的遊客，一邊紀錄下四周情況，一邊詢問：「發生了什麼？」。
接近午時，「Tsunami Democràtic」（以下意譯為「民主海嘯」），一個自2019年9月開始運作的動員平台，通過社交媒體呼籲大眾聚集於巴塞隆拿的中心：加泰隆尼亞廣場。
廣場上的人群中就有23歲的 Mateu Ferran。他是一名老師，任教的高中恰好有一日假期，便來參加示威。他說：「判決是不公平的，我們不能再忍受。被判13年？9年？他們根本沒有做錯任何事情！」這名年輕人認同和平、持續的動員行動：「只有一至兩日的示威是不會帶來任何改變，我們需要的是一個方式去動員大眾，直至我們為加泰人民取得公義。」
數米之外是現年 74 歲的 Montserrat Ros，脖子上繫著加泰隆尼亞的旗幟。「我止不住地哭。這個判決是非常不公平的，但我不知道我們能否通過遊行取得任何改變。」縱使如此，她仍為有很多青年人加入遊行而感到高興。「我預期有一個大型的罷工、罷市行動，雖然我知道很困難。」Montserrat 希望所有政治囚犯可以得到特赦：「他們都是無辜的一群人」。
一旁69歲的 Toni 正坐在長凳上稍作休息：「我沒有對判決感到震驚，所有在加泰隆尼亞的人都知道判決在審判前已經寫好。」
他堅持保持冷靜及非暴力的重要性。「西班牙政府想說服歐洲我們是恐懼分子，但我們不是。我們也不會容許這件事情發生，縱使他們嘗試去將我們視為非法……加泰隆尼亞已經持續了一段很長時間的抗爭，因為我們面對着一個威權政府，和過去的法西斯政府一樣，他們希望我們屈服。」
Toni 不相信官方的回應，他只信加泰人民：「我的信仰在街頭。」
幾分鐘後， 聖若梅廣場開始清場。「民主海嘯」轉而呼籲：「所有人到機場去」。香港的影像開始在我腦海中重疊，我有種感覺，人們正在借鏡於世界另一端發生的事。人們堵塞了一些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嘗試通過封鎖交通而令巴塞隆拿變得難以接近。
一個小時後，警方已封鎖了通往機場的入口。我在 Telegram 收到「民主海嘯」的信息：「你可以下戴一張登機證（這樣就可以進入機場）」。
同一時間，普伊格蒙特在媒體上表示：「星期一的判決是一種群體指控而非個人控罪，是對超過二百萬令公投成為事實的人民的指控。這個決定是要囚禁跟隨人民意願、帶領加泰隆尼亞走向獨立的政治領袖，這終將會為西班牙帶來反效果。現在加泰隆尼亞只有一條路可行。如果加泰隆尼亞要生存、要保存它的制度和文化，它一定要走向共和體制的獨立。我們永不後退。」
在距離巴塞隆拿一百公里外，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爆發區之一赫羅納（Girona），上千名示威者已經於清晨時分在政府總部的前方遊行。靠近中午的時候，有部分示威者已經佔據了高速列車的軌道，列車被迫停運。連接城市的主要道路也宣布關閉。
生活在赫羅納的 Dilcia Patricia Ramírez 對我說：「現在已是二十一世紀，為什麼還會有政治囚犯？沒想到，判決會如此重。」
「我們應該癱瘓一切。我們還有什麼不能失去的？」另一邊，36歲的 Ángel Herrera 支持街頭的力量，「我們現在有勞工福利也是因為有前人幫我們爭取。」
Ángel 和 Dilcia 都覺得，西班牙其他地區的人們對加泰隆尼亞沒有足夠的同理心。其實，他們此前也沒有太多同情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直到兩年前獨立公投中的暴力事件。
自清晨起，Ruth、Nuri和Lluís就留守在了街頭。他們十分憤概，他們已經在赫羅納遊行了一整日，但仍然充滿力量。他們很悲傷，但已經決定了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並計劃加入ANC籌備的遊行：遊行由加泰隆尼亞不同地方開始出發，最終在星期五，大罷市當日聚集到巴塞隆拿。這個主意是要封鎖加泰隆尼亞的主要道路及高速公路。示威者計劃在3日內行走共100公里。
另一邊廂，在巴塞隆拿的埃爾普拉特（El Prat）機場，西班牙最重要的機場，示威者佔據了主要客運大樓及鄰近道路，120多趟航機被取消。包括加泰隆尼亞的「Mossos d'Esquadra」（意為「巡邏小隊」，也即加泰隆尼亞自治警力）及西班牙國防警察在內的警方，已經開始壓制示威者。
場面和在香港發生的事依然十分相似：數以千計的示威者關閉了國際機場。警察毆打並用催淚彈驅趕人群。星期一，由警方發動的攻擊令超過130人受傷。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向巴塞隆拿進發
週三，「為自由而遊行」的第一天。早上5時45分，巴塞隆拿聖徒車站，一對年紀老邁的夫妻正在嘗試購買前往塔拉戈納（Tarragona，距巴塞隆拿約100公里）的車票。在售票機前，年邁的夫妻二人找我幫助。我一邊指道，夫妻二人一邊問我：「你是否要去參加「為自由而遊行」？」很容易就可以分別出誰會參加遊行 ，他們都會帶著裝備：背包、睡袋、褥墊及步行鞋。
Concepció Capdevila 今年72歲，是一名退休人士。她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她覺得自己沒有準備好去步行 100 公里，「我已經太老了」。她把車子停泊在火車站，準備步行 20 公里。「星期一我們去了機場，昨天我們決定休息一下，今日我們會行走 20 公里。」在第三日，即星期五，他們會返回巴塞隆拿。
列車到達達塔拉戈納時，天色已經昏暗。這對老夫妻走進路過的第一間酒吧，他們需要一杯咖啡，以維繫精力。
在塔拉戈納，ANC分支開始發出指令：「如果你想放下背包，可以將它留在巴士上。我們會留在巴士及援助服務，以防有人掉隊。假若你感到不適或疲倦或不能再繼續，請隨時告訴我們。」
一位 ANC 秘書 Carles Gómez 在現場說：「緊記，穿着綠色背心的是我們的義工。第一站：託雷登巴拉（Torredembarra），第二站：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第三站：比拉夫蘭卡德爾（Vilafranca），第四站： …… 獨立！」
人群鼓掌。紅色的天空迎接着遊行日的開始，地中海從海平線方向注視着他們。
Martí Sabaté 今年16歲。他和他媽媽以及一群朋友一同來參與遊行。他是一位很有決心的年輕男生：「年輕人需要走到抗爭的前線。」但前一晚，警方與示威者的對質讓他感到害怕。「警察理應保護我們，但他們卻是在製造不安全及散發恐懼。」
遊行的第一個休息站是加油中心，示威者可以在這裏買杯咖啡或小食。有些人帶了零食，有些沒有時間準備，就在酒吧買了牛角酥。點三文治是比較危險的，若你因此掉了隊該怎樣辦？「快一點，我們要出發了。」一位女士對她的先生說道，她有點擔心會掉隊。
這支遊行隊伍的平靜、愉悅，與前一晚在巴塞隆拿的暴力新聞圖片有很大的分別。人們唱歌，認識新朋友，互相分享零食。沒有警察，沒有路障，沒有着火的車輛。甚至連「巡邏小隊」的警力都是盟友，他們會幫忙停下交通，讓示威者通過。
在阿爾塔富利亞（Altafulla），還有人們在等待遊行隊伍。當示威者經過時，會有掌聲及歡呼聲迎接他們。更多的人加入隊伍。Amelia 和 Maria 推着一架嬰兒車，還是嬰兒的兒子正在裡面睡覺。Maria 還在放產假，Amelia 則是在罷工中：他是塔拉戈納地區的一名大學教授。他們不會參與整個遊行，孩子還太小。
Amelia 說：「我們會繼續以不同的方式示威直至有人作出行動或回應，或負起責任。與西班牙進行對話是不可能的，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將事態提升至國際層面從而向西班牙政府施壓。我們知道沒有人支持我們，但若我們使整個國家癱瘓，歐洲會聆聽我們的。」Maria 也認同要堅持：「加泰政府一定要在與歐洲領袖對話一事上堅持、抵抗。」
此時，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目的之一是要重新定性國際上於加泰抗爭的形象。缺乏政府的回應和對警方暴力的批評，促使人們將視線轉向歐盟。在過去的數月內，ANC的海外陣線在全球動員了數以千計的示威者。據ANC，示威者已經在全球超過40個國家、19個城市發起示威活動。
第二站是託雷登瓦拉（Torredembarra，距離塔拉戈納約二十公里），有人開始展露疲態。他們需要再走多 20 公里才會到達今晚留宿的地方：埃爾文德雷利（El Vendrell）。遊行再次起行，我要乘搭火車回家了。在巴塞隆拿，有另一個遊行正在進行。
週四：示威升級，遊行繼續
示威的第三個晚上，示威者帶上了廁紙，並把它們拋到空氣中。口號非常簡單：「我們有很多屎需要清理（There is a lot of shit to clear up）」。
與此同時，街頭的暴力行為開始在市中心升級，不單在巴塞隆拿，還有在赫羅納、萊裏達及塔拉戈納。示威人群開始在路障上放火，警察也開始發射催淚彈以及追捕示威者。硫酸、石頭、瓶裝汽油彈隨處可見。很多人士受傷或被捕，車輛也有着火。
接近午夜零時的時候，加泰隆尼亞自治區主席托拉（Quim Torra）通過電視講話，譴責暴力行為並且要求進行一個和平的示威。早前，西班牙代理首相桑傑士也要求托拉去譴責在加泰隆尼亞不同城市街頭發生的暴力行為。
托拉的訊息很清楚：暴力行為已經滲透入示威活動，並且損害了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形象以及名聲。但對於示威者而言，這些說法一如以往、沒有新意。
星期四清晨，巴塞隆拿的市面一片狼藉。在另一些加泰重要的城市，如赫羅納或塔拉戈納，暴力也佔據了街頭。不過，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並沒有就此放棄動員，它希望展示給世界及西班牙其他地區，這是一場和平的運動。週四上午7時，人們開始集中於巴塞隆拿的中心。
「昨日的暴動不代表我們，昨日越線了。在警察手中保護自己是一件事，焚燒車輛又是另一件事。焚燒車輛並不能接受。」Ariadna Carulla，一名23歲地球科學的碩士生說。「我覺得加泰的人民很生氣，也許有其他人士滲入了示威，但我覺得人們已經受夠了。我們對西班牙政府感到生氣，同時也對加泰隆尼亞政府感到生氣。他們對警方的暴力行為沒有作出任何回應，沒有為獨立作出任何頁獻。」
Clara Marfull也是地球科學的學生，今年22歲。她認為加泰人民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恐懼。「如果你攻擊並引起大眾的負面情緒，人民不會再害怕。」他們都認為獨立不單單是一種立場或取態。他們完全信任「民主海嘯」以及他們計劃的行動，但他們對加泰隆尼亞和西班牙之間的對話沒有太大信心。「西班牙並不希望發生對話。除了鎮壓，沒什麼其他的可能。」
幾公里之外，來自赫羅納的 18 歲學生Genís Manzanares正嘗試去了解這幾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在過去 7 年中我們透過和平示威得到了什麼？什麼都沒有。我們沒有看見西班牙政府有任何的政治改革。我不認同使用暴力，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加主動。我們需要以不服從去達到我們所想要的成果……我們想要一個公平的國家，這也許是為何過去幾個星期、幾個月我們動員了這麼多人。」
不過，Genís並不是因為他對加泰有歸屬感而希望獨立，卻是因為「西班牙民主是一個笑話，西班牙政府的無能令我只好成為獨立主義者。」
Alba Huertas和Gerard Oto今年17歲，他們也自週三起開始參與罷市運動。他們不認同使用暴力，並對此感到遺憾。「我們明白人們已經很疲倦，沒有人聆聽他們；但焚燒車輛或器皿仍然是不對的。」
Gerard 對「巡邏小隊」及國家警察感到生氣：「如果他們沒有留下而是離開，這些事情就不會發生。」雖然他們只有 17 歲，他們對政治有着強烈的興趣。我很容易聽出來，他們在過去一個月都緊跟時事。「桑傑士是想和我們有對話的。但對話是指當你和其他政黨溝解，而非自己和自己說話或與同一理念的政黨對話。我們現在只可以祈求歐洲會聆聽我們的聲音。」Gerard說。
20歲的 Joan Molins 與 Xivaier Bigatà 是第一天參加遊行。Joan說：「媒體所顯示的暴力，將7年來和平示威的努力都抹殺掉了。現在，西班牙政府會用不和平的示威作藉口，去落實國家安全法或第155條。」
加泰隆尼亞人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便是重新恢復的憲法第155條，該條款是在2017年10月公投後實施的。第155條允許西班牙政府暫停加泰隆尼亞的政治自治。這項措施以前從未使用過，在加泰隆尼亞人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隨着社會黨（PSOE）重新掌權，馬德里解除了對加泰隆尼亞財政的監管，旨在與加泰隆尼亞當局實現關係正常化。現在，隨着暴力的爆發，加泰隆尼亞的每個人都害怕這一條款會被實施。
入夜了，「巡邏小隊」的直升機從頭頂經過，顯眼的直升機黑色的機腹寫着「警察」二字。人們對著直升機吹口哨、叫嚷。當中有人作出辱罵，但沒有人真的希望暴力行為再次發生。 9時後，遊行結束，人們開始歸家。
週五：罷工日，不為獨立，為自由和公義
清晨時分，一切尚且平靜。今日是遊行隊伍抵達巴塞隆拿的日子，一場大型的示威將會發生。大約9時至10時，人們開始聚集於廣場。約12時，第一支來自加泰不同地區的隊伍，開始抵達。大批的人們開始高歌及大叫，成為巴塞隆拿的焦點。無人機所拍攝到的照片令人驚歎。在街道上，信息依舊：「街頭是屬於我們的」和「壓迫者滾出去」。
年輕和年老的人、一家大小的家庭、外國人及加泰人民，所有人都走到巴塞隆拿的中心。這一天，有音樂、有食物、有笑容。在早些日子做出暴力行為的群組都消失不見了。到處都是加泰隆尼亞的旗幟。
當中有些人並不是為加泰獨立而出來遊行，例如Alba Subirada，一位 35 歲的建築師。她不是獨立主義者，但她過去一個星期都有在遊行。「我沒有參與獨立運動，我今天出來罷市也不是因為獨立，而是為自由及公義。我十分關注最高法院的判決，它開啟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我認為我們這些日子一定要為了公義而上街。我反對判決，我也不喜歡西班牙政府處理危機的手法。」
五十萬人在巴塞隆拿遊行的景象，令人驚歎。很多人已經十分疲倦（過去三天，他們已經走了100公里），但他們仍然十分開心。這一天，五成的加泰人都沒有上班，一些商店和酒吧繼續營業。報導示威的記者們都也已經十分疲憊，只希望今天別再發生暴力事件。
但很遺憾，在中午時分，暴力便發生了。一些無辜的人和記者遭到警察毆打和逮捕。天色變暗後，情況變得更糟。國家警察發射了泡沫球，「巡邏小隊」也開始毆打街上的人們。我的手機收到一張很暴力的照片：《El País》一位有名的攝影記者Albert García被逮捕了。他的同事懇求國家警察：他只是一名攝影記者！但沒有人聆聽。
從週一開始，來自各種媒體的記者也成了關注的焦點。據加泰隆尼亞關鍵媒體觀察組織（Critical Media Observatory），自抗議活動開始以來，至少有31名媒體報導人受傷，其中絕大多數是被警方襲擊。據該觀察組織，這些數字以前從未見過。該組織根據記者工會編寫的一份報告提出了申訴。歐洲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和國際新聞工作者聯合會已將其提交給歐洲理事會。
下星期會發生什麼事？沒有人知道。「民主海嘯」的網站被關閉了，高等法院在調查運營這一網站的負責人到底是誰。法庭表示「民主海嘯」是一個恐怖分子的平台。但實事求是地說，在過去一個星期，我在他們 Telegram 所收到的信息一直都是希望大家進行一個非暴力、和平的示威。
這次的加泰隆尼亞危機在2019年11月10日大選前爆發——這已經西班牙是四年內的第四次大選了。在2019年4月份的選舉中，社會黨的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贏得了選舉，但卻無法組建政府。
加泰隆尼亞重新回到了政治議程的首位，桑切斯的對手和右翼政黨指責他在加泰隆尼亞危機中過於軟弱。桑切斯則一再表示，他不會允許再次舉行公投，1978年制定的西班牙憲法必須得到尊重，但他的右翼對手呼籲政府採取強硬路線，解決他們所謂的「地區危機」。
我相信，在加泰隆尼亞漫長的自治和多年的獨立運動中，過去的這一週，會被牢牢記住。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22-international-catalonia-protest/
Friday, October 18, 2019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影像：全港各區發起「面具人鏈」活動，抗議「禁蒙面法」，聲援中槍學生
全港多區市民戴上各式各樣的面具參與人鏈活動，市民高喊「香港人 反抗」、「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星期日 尖沙咀」等口號。
「禁蒙面法」實施近兩個星期，社會反對聲音不絕，明報最新民調顯示，超過八成市民認為「禁蒙面法」對平息激烈抗爭行動有反效果或無甚作用。今日（18日）晚上，有網民發起全港十八區「和你拖2.0 面具人鏈」活動，計劃沿港鐵港島線、觀塘線、荃灣線、馬鞍山線和東鐵線築起人鏈，抗議政府引《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以及聲援十一荃灣示威衝突中的中槍學生。
人鏈活動於晚上8點正式開始。7點半左右，中環遮打花園、沙田白百步梯、荃灣港鐵站外等地已經聚集不少市民，現場有不少學生、一家老少共同參與。有市民在現場派發自製紙面具，最多人戴的面具圖案有反修例運動中的象徵符號「連豬」、「青蛙哥Pepe」和「V煞」，也有市民戴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首林鄭月娥的面具，沒有戴面具的市民則會用口罩蒙面。
今晚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有市民拉起「我們都是岑子杰」的橫額聲援16日於旺角遇襲的民陣遊行人岑子杰。在沙田，有自稱和理非的市民，自備寫有「蒙面無罪 立法無理」和「光復香港 世代革命」的橫額參與人鏈活動。屯門的夜晚，則被手機電筒形成的光鏈照亮。在觀塘，有市民自帶樂器即場演奏《願榮光歸香港》，在場市民自發合唱。
活動期間，「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香港人 反抗」等口號不絕於耳。民陣計劃於20日發起九龍大遊行，今日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參與人鏈活動的市民則不斷高喊「20日 九龍見」、「星期日 尖沙咀」的口號。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8-photo-hongkong-human-chain/
「禁蒙面法」實施近兩個星期，社會反對聲音不絕，明報最新民調顯示，超過八成市民認為「禁蒙面法」對平息激烈抗爭行動有反效果或無甚作用。今日（18日）晚上，有網民發起全港十八區「和你拖2.0 面具人鏈」活動，計劃沿港鐵港島線、觀塘線、荃灣線、馬鞍山線和東鐵線築起人鏈，抗議政府引《緊急法》訂立「禁蒙面法」以及聲援十一荃灣示威衝突中的中槍學生。
人鏈活動於晚上8點正式開始。7點半左右，中環遮打花園、沙田白百步梯、荃灣港鐵站外等地已經聚集不少市民，現場有不少學生、一家老少共同參與。有市民在現場派發自製紙面具，最多人戴的面具圖案有反修例運動中的象徵符號「連豬」、「青蛙哥Pepe」和「V煞」，也有市民戴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首林鄭月娥的面具，沒有戴面具的市民則會用口罩蒙面。
今晚在尖沙咀天星碼頭，有市民拉起「我們都是岑子杰」的橫額聲援16日於旺角遇襲的民陣遊行人岑子杰。在沙田，有自稱和理非的市民，自備寫有「蒙面無罪 立法無理」和「光復香港 世代革命」的橫額參與人鏈活動。屯門的夜晚，則被手機電筒形成的光鏈照亮。在觀塘，有市民自帶樂器即場演奏《願榮光歸香港》，在場市民自發合唱。
活動期間，「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香港人 反抗」等口號不絕於耳。民陣計劃於20日發起九龍大遊行，今日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參與人鏈活動的市民則不斷高喊「20日 九龍見」、「星期日 尖沙咀」的口號。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8-photo-hongkong-human-chain/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重磅調查：尋找中國毒梟
致死18歲男孩的芬太尼是如何從中國流向美國的？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記者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特約撰稿人Alex W. Palmer合作報導，材料共享，獨立成文。美國當地採訪皆由Alex W. Palmer完成。
瑞恩·詹森（Ryan Jensen）做「生意」有個規矩——每位顧客每次只能購買一次劑量的芬太尼（fentanyl）。這名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不滿18歲的毒販深知芬太尼的危險。作為一種鴉片（opium）類止痛藥，芬太尼的效力比嗎啡高50至100倍，按藥效折算，1g芬太尼相當於40g海洛因。
10美金，10毫克，就可以讓你high一整天——詹森的一位常客說。詹森只賣給信得過的人，並在顧客使用時留在他們身邊，以防意外發生。只有一次，詹森破例一次性賣出好幾次的劑量，給剛使用芬太尼幾個月的貝利·亨克（Bailey Henke）。亨克使用時，詹森也沒在身邊。
2015年1月2日，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幾天後，一位朋友在亨克的房間找到了剩餘的芬太尼，她試一下，也差點兒送命，醫護人員不得不踩過前幾日亨克死時留下的血跡去救這位女孩。
北達科他州的警察開始調查致死亨克的芬太尼來自哪裏——這個答案，彼時已被佛羅里達州（Florida）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簡稱DEA）的年輕探員麥克·布耶米（Mike Buemi）握在了手中。
2013年，布耶米在追查一款名為Molly的搖頭丸時，發現所有線索指向了一名中國毒販——莉莉（音譯，原名Li Li），通過假扮顧客，布耶米獲取了莉莉的信任。他發現，莉莉還在銷售一種看起來和處方止痛藥一樣的產品——乙酰芬太尼（acetyl fentanyl），布耶米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出於某種直覺，他下了單，隨後收到一個加拿大郵政的信封，裏面有50個藥片，用複寫紙緊緊包住，10個一條，總共五條。
為了招徠布耶米一起分銷毒品，莉莉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上線，後者向他細數了芬太尼的好處：和海洛因、可卡因或大麻不同，芬太尼無需土壤、陽光和雨水來種植，只要幾個原料在實驗室裏合成即可。
正如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副總裁、曾任職美國國務院的斯科特·斯圖爾特（Scott Stewart）所說：對毒販來說，芬太尼是夢一般的存在。它造價低廉、易成癮、極方便運輸，更重要的是——利潤驚人。DEA的一份報告顯示，花費8萬美元「批發」1千克芬太尼，轉手即可在街頭賣到總價160萬——是海洛因利潤的20倍。
通過追查莉莉的聯絡網，布耶米發現了一個頻繁出現的名字——傑森·貝瑞（Jason Berry），並通過貝瑞找到了一個大型販毒網絡——成噸的毒品通過中轉站加拿大運到美國，芬太尼是主要的一種，而毒品的源頭，是一萬多公里外的中國。一個中國毒販的名字漸漸浮出水面：張建。
「新鴉片戰爭」
超過一年的時間裏，布耶米和張建每晚都會聯繫。那是2016年，布耶米臥底做毒品分銷商的第三年，通過從張建的毒品組織購買數量驚人的芬太尼，他終於和這位傳說中的「大佬」搭上了話。
為了扮演好分銷商的角色，布耶米和張建談到，要為他們的產品尋找恰當配方，以避免顧客發生過量服用。張建表示同意：「沒必要把我們的顧客都殺死。」
彼時，芬太尼已是美國因藥物濫用而致死的案件中，排名第一的「罪魁禍首」。這個被俗稱為「中國女孩」（China Girl）或「中國白粉」（China White）的合成鴉片類藥物，於1960年由楊森製藥（Janssen Pharmaceutica）創始人保羅·楊森（Paul Janssen）第一次合成。楊森分析了傳統鎮痛藥嗎啡和人工合成的鎮痛藥哌替啶（又名「杜冷丁」）的化學結構，發現兩者均含有哌啶環。他推測哌啶環是上述二者產生鎮痛效果的結構基礎，遂在這個結構上進行合成實驗，最終合成了芬太尼。
由於起效更快（靜脈注射一分鐘即可生效），芬太尼逐漸成為臨床常用的鎮痛藥物，並被生產出不同形態的產品，包括貼片、棒棒糖、溶解片劑、舌下噴劑等。芬太尼家族也在不斷擴張，藥效更強的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陸續面世。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料顯示，1990年代起，製藥公司開始向全美推廣鴉片類藥物，並稱其不會成癮。這些公司還通過回扣、贈藥等方式，獎勵那些願意開鴉片類藥物的醫生，令這類處方的數量從1992年的1.2億迅速攀升至2014年的2.82億張。至今，美國已是全球使用鴉片類藥物比例最高的國家。
事實是，芬太尼可以激活人體內的「快樂物質」鴉片受體，產生欣快、舒適感，令使用者上癮，並進一步導致藥物濫用問題。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統計，2017年，超過2.6萬美國人因過量使用合成鴉片類藥物致死，其中絕大多數是芬太尼類物質。2014年，這一數字剛剛超過5000——已創下1999年來的最高值。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Kirsten Madison）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毒品危機。
有的毒販會將芬太尼摻入海洛因、止痛藥等，以追求更爽的體驗。但由於芬太尼的藥效極強，稍微摻和多一點，就有可能導致過量服用。2016年4月21日，57歲的美國歌手「王子」（Prince Rogers Nelson）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警方經調查表示，王子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止疼藥可能會殺死他。
緝毒者們在這場毒品危機中看到了「中國製造」的影子。DEA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從國際郵件和快遞托運中查獲的171千克芬太尼中，有165千克來自中國。特朗普指責中國是「廉價和致命的芬太尼洪流」的主要來源，中國則表示拒絕「背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劉躍進指出，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總數的5%，卻消費了全球80%的鴉片類藥物——明顯是美國監管不力。
《外交家》（The Diplomat）、彭博社（Bloomberg）等媒體將中國向美國輸送芬太尼描述為「新鴉片戰爭」、「反向鴉片戰爭」。這種致命的白色粉末在中美貿易戰的漩渦中捲起陣陣煙塵，直到2018年12月初，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會期間，特朗普要求習近平加大對芬太尼類藥物的管制力度，後者立即同意了。從當天的新聞中，絕大多數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了芬太尼這三個字。
中國供「貨」商
回到2014年4月，掌握了貝瑞的信息後，布耶米偽裝成一名分銷商接近貝瑞。後者熱情地向他展示了種類驚人的芬太尼產品，包括枸櫞酸芬太尼、鹽酸芬太尼，以及被貝瑞稱為「boxy-100s」的乙酰芬太尼——那是一款藍色的圓形藥片，一面是「oxycodone」（羥考酮）的字樣，另一面是「100」——同布耶米從莉莉那裏收到的貨一模一樣。
「我全要了。」布耶米說。
這次交易後，布耶米和貝瑞建立了聯繫。但隨著時間推進，布耶米開始懷疑，和自己聊天的人可能並不是貝瑞。
事實上，彼時的貝瑞正被監禁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一个中等戒備級别的監獄——德拉蒙德監獄。2013年4月，貝瑞在蒙特利爾一家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門店被捕，被捕時，他正試圖將藏有1萬片去甲基芬太尼（desmethyl fentanyl）的微波爐和烤箱寄往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警察進一步在他的存貨點發現了30萬片合成處方藥和冰毒、脱氧麻黄碱、搖頭丸等毒品，此外，還有1500千克、足以製造三百萬片藥的原料，以及一台每小時壓縮上千藥片的機器。這是加拿大破獲的第一起販運芬太尼的大案。
布耶米從加拿大警方那裏獲悉，貝瑞被單獨監禁，沒有接觸外界的渠道。於是，加拿大警方協助布耶米追查了「貝瑞」接收款項的賬戶，發現其中一個提款人是塞隆（Daniel Vivas Ceron）的母親。這位塞隆，彼時也在德拉蒙德服刑。
獲悉這一切的布耶米依舊如常同「貝瑞」聊天，並漸漸摸到了整個販毒網絡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Zaron Bio-tech(Asia)Limited（下稱「Zaron」）——一個總部在上海的食品添加劑生產商。布耶米進一步發現，Zaron通過一個遍布美國和加拿大的獨立販毒網絡，向兩地輸送了大量芬太尼。
有關Zaron的信息，至今可以在各類黃頁網站中找到，其檔案是這樣描述的：Zaron坐落在香港，成立於1991年，主營業務是製造並銷售食品、食品添加劑、調味料等，在中國大陸、越南、泰國和新加坡擁有8家工廠。其中一家東莞工廠佔地10萬平方米，有10條生產線和1000名員工，產品銷售到超過30個國家。在經理高亞龍（Gao Yalong）的代領下，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成為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最大的專業食品添加劑生產商之一。
事實上，早在貝瑞於蒙特利爾被捕之前，科羅拉多的執法者已通過貝瑞鎖定了Zaron，當他們試圖聯繫中國官方時，卻遭遇了冷遇。「他們（中國）把化學產品送到這裏，卻說，嘿，這不是非法的，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布耶米回憶道。
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2013年美國外交官第一次就芬太尼向中國提出交涉時，中國就是這個態度。「就像在跟一面石牆講話。」一個前國務院官員回憶道。
芬太尼確實不太困擾中國的緝毒官員。早在2001年，中國已將4種醫用芬太尼類藥物列入麻醉藥品管制，需國家食藥監督管理局核發准許證才能出口。這個管制名單在隨後十多年中不斷增長，截至習近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許下承諾之際，已有25種芬太尼類物質和2種芬太尼前體物（指可用於製藥的化學成分）「上榜」——總數超過美國藥品機構和聯合國的列管目錄（21種）。
《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現有的240萬吸毒者中，超過一半濫用冰毒，接下來是海洛因。不過近兩年，使用合成毒品和鴉片類毒品的人數開始逐年增加。2015年6月26日，中國出現了首例因販賣、製造芬太尼獲刑的案件，涉案的五人中有一人被判決死刑。
回到2014年的布耶米身上，彼時，他需要一個能打破「石牆」的案例，證明從中國來的藥品導致了美國使用者的死亡。2015年1月，布耶米接到一通電話，北達科他州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
信封裏的毒品
通過詹森（賣給亨克芬太尼的毒販）的暗網賬號，布耶米和北達科他州的執法者找到了致死亨克的芬太尼貨源，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Zaron。
布耶米以貝瑞朋友的身份給Zaron的賬號發了郵件，並很快與對方建立了聯繫。為維持「友情」，布耶米開始向Zaron訂購小量的呋喃基芬太尼（furanyl fentanyl）。
突破口很快出現了。布耶米從DEA特別行動部門獲悉，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一個毒品分銷商和他聯繫的是同一個Zaron賬號。於是，在DEA端掉這個分銷窩點前一天晚上，布耶米向Zaron下單了1000片芬太尼。
2016年3月15日，DEA抓捕了加利福尼亞的分銷商，並在其臨時實驗室發現大量來自中國的乙酰芬太尼。據這名被捕的分銷商說，他們每月可以賣4萬片。
幾天後，布耶米佯裝不知情、向Zaron詢問：「我的貨呢？」
「我不知道，我的人沒有回覆（我)」。Zaron答道。Zaron剛剛損失了一員「大將」，這是布耶米「趁虛而入」的好時機，他向對方提出由自己來製藥，只要給他客戶訂單就好。Zaron答應了。
現在，布耶米最大的難題，是製作「假貨」發給Zaron的顧客。「假貨」必須合法、無害、且不被顧客們察覺。包括Zaron在內的多數芬太尼毒販，都宣稱自己的產品完美復刻了正經藥企的藥片，只是其中摻雜了芬太尼而已。
布耶米找到了一家藥企，說，毒販正在仿冒你們的藥來害人，你們願意幫我麼？對方同意了。他們發給布耶米數千片乳糖安慰劑，外形和普通藥片完全一樣。
「生意」啟動。布耶米從中國收到足以製造上百萬片藥的300克芬太尼。它們中的一小部分被裝進小袋藏在雜誌裏，再塞入一個信封寄過來；其餘大部分則被包進聚脂薄膜裏，裝在方盒裏寄到。
事實上，大量芬太尼的流動，是通過一個薄薄的信封。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中國毒販常常會建議買家選擇用美國郵政局（U.S. Postal Service）做物流——慢是慢了點，但通過率高很多。
至今，通過美國郵政局從中國發向美國的包裹中，仍有15%沒有建立電子追蹤。由於人員短缺等原因，在美國的一些入境口岸和和國際郵件中心，包裹和車輛只能受到有限的檢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貨物和運輸安全執行總監托馬斯·奧弗貝克（Thomas Overacker）在7月份向國會表示，他的機構只能檢查從西南邊境進入入境口岸的約2％的汽車和16％的商用車輛。而西南邊境，是芬太尼入境的一個主要導管。
布耶米把芬太尼作為證據保留下來，再把乳糖安慰劑寄給顧客們。就這樣，他順理成章地拿到了Zaron在北美市場的客戶資料，成為組織的中堅力量。布耶米開始和各州執法者合作，一個接一個端掉這些從Zaron進口原料的販毒組織。他做的很隱蔽。比如，在抓捕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一個主要毒販後，布耶米立即取得其Wickr（號稱全球最可信賴的移動通訊軟件，採用端對端加密方案，Zaron組織的人多用這個軟件）賬號，並假扮成被捕的人，繼續若無其事地下單。
幾個月後，布耶米接觸到了Zaron幕後的那個人——張建。
合作破裂
儘管宣稱公司在上海，張建實際上居住在山東青島，名下也沒有工廠。這個在美國建立起龐大分銷網絡的毒販，本質上是一個中間商。他從顧客那裏接到訂單，再去找廠家進貨，然後打包寄出，用西聯（Western Union）收款。
通過追查西聯取款記錄（西聯取款要求使用身份證），布耶米發現，張建和許多中國商人一樣，邀請了親友幫手打理自己的生意，包括他的妻子、小舅子和父母。
2012年結識貝瑞後，張建才開始涉足毒品，此前，他賣過衣服、也賣過性玩具。他和分銷者的情誼往往以交易一些相對無傷大雅的東西為起點，比如，布拉斯加州的販毒點原本和他交易的是類固醇；南加州的網點最初向他購買的是假冒服裝。這或許一方面證明了張建是個成功的推銷員；另一方面證明了芬太尼生意有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巨大利潤。
調查推進順利。2016年6月，布耶米到北京面見DEA駐北京專員賈斯汀· 斯科曼（Justin Schoeman）及中國的合作夥伴。彼時中方已展開對張建的調查，監控了他的郵件、稅務紀錄等，還向布耶米提供了一份張建和中國供貨商溝通的記錄，此外，中方還截獲了張建寄出的一千克芬太尼。
中方的積極態度和調查成果讓布耶米和斯科曼印象深刻。「他們在努力。」斯科曼說。他並不在乎中國以販毒、漏稅還是矇騙海關抓捕張建，只要他們制止他就好。
歷時3年的案子終於來到收尾階段。布耶米向張建謊稱墨西哥來了個大單子——以每千克3000美金的價格訂購了100千克呋喃基芬太尼——這個體量足以製作5千萬次劑量，總售價可達到上億甚至10億美金。
張建沒有理由說不。他安排了從青島出貨。此外，布耶米還連哄帶嚇、讓張建破例放棄了用Wickr發短信聯繫，而是打了一通Skype電話。布耶米將對話內容全部錄音了。
但8月底，張建突然失聯了。
布耶米很快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張建被捕了。布耶米獲悉張建的案子「證據有點問題」，但他沒有多想，直到幾周後，張建被無罪釋放。中美雙方的合作就此告吹。
2017年10月1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38歲的張建和另一名中國毒販、40歲的嚴曉兵（Xiaobing Yan，音譯）分別在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被起訴。
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是美國司法部第一次起訴中國的芬太尼販毒者。當局發現，自2013年1月以來，張建向美國出貨了數千種芬太尼和其它藥物，這些藥物在新澤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北達科他州和俄勒岡州造成4人死亡。起訴書中還出現了三個美國人和五名加拿大人——包括貝瑞和塞隆——他們被控在被關押於監獄期間幫助張建售賣芬太尼。
11月，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魏曉軍在中美緝毒執法合作案件新聞發布會上，對美國司法部單方面通過新聞發布會宣布追捕兩名中國籍毒品犯罪嫌疑人之事，表示遺憾。「這是一個在偵案件，聯合調查仍然在進行中，美方單方面向公眾披露相關信息，勢必影響雙方下一步的正常合作。」魏曉軍說，由於中美沒有簽訂引渡條約，是否引渡這兩名男子取決於美方能夠提供、或中方能夠發現的證據。
當年12月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張建辭任了Zaron董事，將公司轉給了一個叫何文祥的人，然後徹底消失了。
中國式毒梟
2018年4月，美國司法部進一步公布了張建及其家族販毒團夥的姓名、照片和身份證號。通過張建的妻子初娜，端傳媒找到了張建名下的另一間公司——青島尊韻商貿有限公司（下稱尊韻）。天眼查的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成立於2016年6月1日，法人是生於1980年、籍貫遼寧的初娜，她擁有該公司80%股權，任職執行董事，張建則是這間公司的經理。
尊韻的經營範圍包括食品及食品添加劑、服裝鞋帽、健身器材等，註冊地址是青島市人民路振業大廈1012室。那是一棟陳舊的寫字樓，擁有蛋殼色外牆、黑逡逡的走廊和氣味濃重、運行緩慢的電梯，每層有十多間辦公室。1012是10層最小、最便宜的辦公室，不到10平米，租金一年一萬多人民幣。
大廈的房東、一位據稱姓邵的男人在電話裏回憶道，張建只租了一年房，並於三年多前搬走。他記得張建的妻子名字裏有個「娜」字，平日總是「那個男的在辦公室，沒見到什麼其他員工」。
「就是他，」在大廈做了十年物業的劉經理從美國司法部公布照片中認出了張建——寸頭，長臉園眼，臉頰微鼓，眼袋飽滿。
在劉經理的印象中，張建和善、禮貌，進出大廈或在電梯遇見總會主動打招呼，本地人口音——這一信息符合張建身份證號指示的籍貫——山東德州市。「他很勤快，常常來得很早，」劉經理說。和房東一樣，劉經理也說張建總是獨來獨往。有時劉經理找張建去收物業費，他的辦公室門總是關著的，劉經理等在外面，可以聽見裏面扭動門鎖的聲音。「不過這（鎖門）也沒什麼奇怪的，他神色都很正常。」
再三詢問下，房東和劉經理都表示沒有張建的聯繫方式，亦沒有保留當年和張建簽訂的租房合同、物業費繳納收據等任何資料。
「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可疑，不像販毒的。」劉經理說，「倒是你很可疑，一個記者跑來找毒販。」
少數幾個接觸到張建並獲悉其真實身份的人都這麼說，包括追查了張建三年的布耶米：「他看起來像個普通人，不像毒販。」在布耶米的印象中，張建友好、熱情好客、始終把顧客放在第一位。
來自中國的芬太尼毒販打破了人們印象中的毒梟形象——彪悍兇狠、富可敵國，擁有眾多手下和各類武器；與之相比，中國毒販看起來更像是辦公室的普通職員，和他們販賣的芬太尼一樣——平凡、看似無害。
2018年，彭博社記者找到了和張建一同被起訴的毒販嚴曉兵。據美國司法部指控，嚴曉兵「入行」至少6年，在中國擁有至少兩家能生產芬太尼的化工廠，在美國的分銷商更是超過了100人。但是，當記者敲開嚴曉兵的家門時，看到的卻是一個短寸頭、戴半框眼鏡的中年男子，腳下踩著一雙藍色塑料拖鞋。
將張建、嚴曉兵扶上「毒梟」舞台的，除了美國郵政局和邊檢，還有中國龐大且管理寬鬆的化學藥品產業。
原料藥生產大國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稱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稅，並指出，習近平曾說會阻止芬太尼出口到美國，不過至今仍沒做到。
事實上，2019年4月1日，習近平向特朗普許諾後不到五個月，中國宣布將所有芬太尼類物質列入管制——這樣的行政速度對中國政府來說並不多見。
可是，儘管中國政府列管了所有芬太尼類物質，依然無法堵住所有製造芬太尼的原料。只要微小地改變化學結構，即可創造出新的芬太尼。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指出，藥品的合成路徑和合成結構有很多，「就像1生2，2生3，3可以製成芬太尼。你把2禁了，我一樣可以通過1來重新合成2，這是無法窮盡的。」
「地下化學家天天盯着列管目錄，研發沒被列管的新產品。等到法律開始關注這個物質時，他又換了一種新產品，這使得列管總是落後一步。」中國公安大學偵查與反恐怖學院副教授、禁毒研究專家包涵對媒體表示，列管毒品的意義就在於，告訴普通人，這個東西是非法的。
這或許就是張建、嚴曉兵難以被定罪的原因。嚴曉兵對彭博社說，中國的執法機構從未聯繫過他，他在向美國寄出芬太尼類物質時——它們還沒有被列入管制，因此不算違法。
2017年，中美聯合破獲了一起跨國銷售芬太尼的案件。2018年，該案在河北邢台開庭。生產者李學海（化名）曾對警方供述，他用來製造芬太尼的苯胺、醋酸硼氫化鈉等原材料不受管制，通過中國人最常用的聊天軟件——QQ就能買到。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原料藥生產和第一大原料藥出口國，出口量接近世界原料藥市場份額的20%。2014年起，中國化學藥品原藥年產量均超過300萬噸。這個強大的生產力滋生了豐富、唾手可及且監管寬鬆的原料市場。在各類外貿論壇上，可以找到大批兜售製藥原料的商家。
人們對藥品的知識非常匱乏。在上述案件中，除了生產者李學海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員都表示，自己對芬太尼並不了解，其中一位員工甚至不知道「醫藥中間體」（指藥品合成工藝過程中的化工原料）是什麼，他對法庭表示，老闆說中間體就是「感冒膠囊中間的那個東西」。
一些年輕的女孩被招進來，僅僅是因為「英語好」，她們的工作就是「翻牆」到境外網站上發帖銷售「醫藥中間體」。收到國外訂單後，在輾轉找到化工廠家生產——這個操作模式和張建一模一樣。中國的毒販們將芬太尼生意鏈拆解成一條流水線，線上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在生產什麼。
誰接手了Zaron？
出乎意料，何文祥爽快地答應了採訪。
他是廣州暢達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暢達」）的總經理。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在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他接替張建，成為了Zaron的董事。
端傳媒依照廣州暢達官網上的電話聯絡到何文祥，問他能否當面聊聊中美貿易戰對貨運代理行業的影響，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我們是個很小的公司，如果你不嫌棄就過來吧。」
何文祥的公司位於廣州東部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開發區一樣，那裏有成批的寫字樓和相對稀少的人煙。何文祥在其中一棟的二層租下三間辦公室，他個子不高，寸頭，膚色偏深，笑的時候兩頰鼓起。
2019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一邊泡著功夫茶，一邊講起自己是怎樣從湖南岳陽農村打拼到今天。記者請他在筆記本上寫下老家地址和姓名——他的簽名和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上的簽名不一樣。
當何文祥看到自己成為Zaron董事的文件時，他看起來一頭霧水，得知Zaron經營著一個跨國販毒網絡後，他的反應像是被針扎到一樣，「不是我啊！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何文祥從走到另一間辦公室、拿回一個手掌厚度的文件夾，裏面是他註冊公司的各種資料。資料顯示，何文祥的確於2012年委託中介在香港註冊了「香港暢達國際物流集團」，他說此舉是為了方便接收境外付款。到2017年9月，他覺得留個香港公司意義不大，便以一萬元的價格轉手賣出了公司。何文祥說，自己不知道公司賣給了誰，也從沒想過為什麼有人要買他的公司。但賣掉公司3個月後，他變成了Zaron的董事。
何文祥旋即致電曾幫他註冊、轉讓公司的秘書公司。一位姓章的女士在電話那頭說，像他這樣名下有幾間公司自己卻不知情的案例有很多。「你自己都不清楚嗎？幫不到你，好吧，你自己處理吧。」
在谷歌搜索「香港秘書公司」，得到了超過1千萬條結果，「低至$499」、「開公司最快兩小時」，廣告這樣說道。這些秘書公司蝸居在商業大廈的狹小辦公室裏，多數時候，辦公室門上掛著不止三家秘書公司的標牌——推開門才後發現，還有更多共享這個辦公地址的公司名字沒能爬上門。
在2018年3月香港頒布秘書牌照制度之前，秘書公司在接活時並不會對客戶做盡職調查（包括客戶的身份證、地址、大陸業務背景等）。負責將一家公司轉入何文祥名下的的秘書公司工作人員說，以前更換董事並不需要董事在場，只要身份證明文件和本人簽名就好。他展示了一張何文祥身份證的模糊照片，下面是一個同何文祥本人簽名完全不同的簽名。
「你都明白的啦，這麼多客人，我們不可能每天看他有沒有犯法的。」另一家秘書公司的工作人員說。
事實證明，Zaron的公司介紹沒有一句真話。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的商業註冊記錄都沒有這間公司，它在東莞也沒有佔地10萬平米的工廠和1000名員工。Zaron的香港地址是一間秘書公司，它在青島的地址則坐落在一個汽車配件市場。其「公司經理」、建立了域名zaronasia.com的高亞龍在電話裏表示，「2010年這個域名註冊時，我才讀大學二年級。」他補充道，2016年以前註冊域名無需實名。
Zaron最後一次提交週年申報表是2016年，並於2019年2月1日被剔除註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某公司並非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可依例把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剔除註冊是法例授予處長的權力，公司不可申請剔除註冊）、宣告解散。
尾聲
圍繞亨克死亡的調查還在繼續，至今已逮捕了73人、完成30項起訴，並截獲了超過1000千克毒品，價值150萬美金。「他的死帶來了改變。」亨克的母親勞拉·莉亞（Laura Lilja）說。
亨克最好的朋友凱拉·科夫曼（Kyra Coffman）不這麼想。「這沒有改變什麼，他還是走了。」亨克死前的一個月，科夫曼請求他戒毒。他答應了，但又一次次復吸。直到科夫曼明白，她什麼也做不了。如今，她只願記住回憶裏那個害羞、有點傻乎乎的男孩，笑得時候嘴咧得很大。
2015年1月2日，亨克因過量服用芬太尼死亡之前幾個小時，科夫曼來看亨克，他正在和朋友一邊打掃衛生一邊說笑。亨克問科夫曼要了一串她製作的項鏈，戴在了脖子上。在科夫曼離開前，亨克告訴她，他愛她。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6-mainland-fentanyl/
【編者按】本文由端傳媒記者和《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特約撰稿人Alex W. Palmer合作報導，材料共享，獨立成文。美國當地採訪皆由Alex W. Palmer完成。
瑞恩·詹森（Ryan Jensen）做「生意」有個規矩——每位顧客每次只能購買一次劑量的芬太尼（fentanyl）。這名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不滿18歲的毒販深知芬太尼的危險。作為一種鴉片（opium）類止痛藥，芬太尼的效力比嗎啡高50至100倍，按藥效折算，1g芬太尼相當於40g海洛因。
10美金，10毫克，就可以讓你high一整天——詹森的一位常客說。詹森只賣給信得過的人，並在顧客使用時留在他們身邊，以防意外發生。只有一次，詹森破例一次性賣出好幾次的劑量，給剛使用芬太尼幾個月的貝利·亨克（Bailey Henke）。亨克使用時，詹森也沒在身邊。
2015年1月2日，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幾天後，一位朋友在亨克的房間找到了剩餘的芬太尼，她試一下，也差點兒送命，醫護人員不得不踩過前幾日亨克死時留下的血跡去救這位女孩。
北達科他州的警察開始調查致死亨克的芬太尼來自哪裏——這個答案，彼時已被佛羅里達州（Florida）美國緝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簡稱DEA）的年輕探員麥克·布耶米（Mike Buemi）握在了手中。
2013年，布耶米在追查一款名為Molly的搖頭丸時，發現所有線索指向了一名中國毒販——莉莉（音譯，原名Li Li），通過假扮顧客，布耶米獲取了莉莉的信任。他發現，莉莉還在銷售一種看起來和處方止痛藥一樣的產品——乙酰芬太尼（acetyl fentanyl），布耶米並不知道那是什麼，出於某種直覺，他下了單，隨後收到一個加拿大郵政的信封，裏面有50個藥片，用複寫紙緊緊包住，10個一條，總共五條。
為了招徠布耶米一起分銷毒品，莉莉把他介紹給了自己的上線，後者向他細數了芬太尼的好處：和海洛因、可卡因或大麻不同，芬太尼無需土壤、陽光和雨水來種植，只要幾個原料在實驗室裏合成即可。
正如戰略預測公司（Stratfor）副總裁、曾任職美國國務院的斯科特·斯圖爾特（Scott Stewart）所說：對毒販來說，芬太尼是夢一般的存在。它造價低廉、易成癮、極方便運輸，更重要的是——利潤驚人。DEA的一份報告顯示，花費8萬美元「批發」1千克芬太尼，轉手即可在街頭賣到總價160萬——是海洛因利潤的20倍。
通過追查莉莉的聯絡網，布耶米發現了一個頻繁出現的名字——傑森·貝瑞（Jason Berry），並通過貝瑞找到了一個大型販毒網絡——成噸的毒品通過中轉站加拿大運到美國，芬太尼是主要的一種，而毒品的源頭，是一萬多公里外的中國。一個中國毒販的名字漸漸浮出水面：張建。
「新鴉片戰爭」
超過一年的時間裏，布耶米和張建每晚都會聯繫。那是2016年，布耶米臥底做毒品分銷商的第三年，通過從張建的毒品組織購買數量驚人的芬太尼，他終於和這位傳說中的「大佬」搭上了話。
為了扮演好分銷商的角色，布耶米和張建談到，要為他們的產品尋找恰當配方，以避免顧客發生過量服用。張建表示同意：「沒必要把我們的顧客都殺死。」
彼時，芬太尼已是美國因藥物濫用而致死的案件中，排名第一的「罪魁禍首」。這個被俗稱為「中國女孩」（China Girl）或「中國白粉」（China White）的合成鴉片類藥物，於1960年由楊森製藥（Janssen Pharmaceutica）創始人保羅·楊森（Paul Janssen）第一次合成。楊森分析了傳統鎮痛藥嗎啡和人工合成的鎮痛藥哌替啶（又名「杜冷丁」）的化學結構，發現兩者均含有哌啶環。他推測哌啶環是上述二者產生鎮痛效果的結構基礎，遂在這個結構上進行合成實驗，最終合成了芬太尼。
由於起效更快（靜脈注射一分鐘即可生效），芬太尼逐漸成為臨床常用的鎮痛藥物，並被生產出不同形態的產品，包括貼片、棒棒糖、溶解片劑、舌下噴劑等。芬太尼家族也在不斷擴張，藥效更強的舒芬太尼、阿芬太尼、瑞芬太尼……陸續面世。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資料顯示，1990年代起，製藥公司開始向全美推廣鴉片類藥物，並稱其不會成癮。這些公司還通過回扣、贈藥等方式，獎勵那些願意開鴉片類藥物的醫生，令這類處方的數量從1992年的1.2億迅速攀升至2014年的2.82億張。至今，美國已是全球使用鴉片類藥物比例最高的國家。
事實是，芬太尼可以激活人體內的「快樂物質」鴉片受體，產生欣快、舒適感，令使用者上癮，並進一步導致藥物濫用問題。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統計，2017年，超過2.6萬美國人因過量使用合成鴉片類藥物致死，其中絕大多數是芬太尼類物質。2014年，這一數字剛剛超過5000——已創下1999年來的最高值。美國助理國務卿克爾斯滕·麥迪遜（Kirsten Madison）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毒品危機。
有的毒販會將芬太尼摻入海洛因、止痛藥等，以追求更爽的體驗。但由於芬太尼的藥效極強，稍微摻和多一點，就有可能導致過量服用。2016年4月21日，57歲的美國歌手「王子」（Prince Rogers Nelson）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警方經調查表示，王子很可能不知道自己服用的止疼藥可能會殺死他。
緝毒者們在這場毒品危機中看到了「中國製造」的影子。DEA2018年發布的報告顯示，2017年，從國際郵件和快遞托運中查獲的171千克芬太尼中，有165千克來自中國。特朗普指責中國是「廉價和致命的芬太尼洪流」的主要來源，中國則表示拒絕「背鍋」，國家禁毒委員會副主任劉躍進指出，美國人口只佔世界人口總數的5%，卻消費了全球80%的鴉片類藥物——明顯是美國監管不力。
《外交家》（The Diplomat）、彭博社（Bloomberg）等媒體將中國向美國輸送芬太尼描述為「新鴉片戰爭」、「反向鴉片戰爭」。這種致命的白色粉末在中美貿易戰的漩渦中捲起陣陣煙塵，直到2018年12月初，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G20峰會期間，特朗普要求習近平加大對芬太尼類藥物的管制力度，後者立即同意了。從當天的新聞中，絕大多數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了芬太尼這三個字。
中國供「貨」商
回到2014年4月，掌握了貝瑞的信息後，布耶米偽裝成一名分銷商接近貝瑞。後者熱情地向他展示了種類驚人的芬太尼產品，包括枸櫞酸芬太尼、鹽酸芬太尼，以及被貝瑞稱為「boxy-100s」的乙酰芬太尼——那是一款藍色的圓形藥片，一面是「oxycodone」（羥考酮）的字樣，另一面是「100」——同布耶米從莉莉那裏收到的貨一模一樣。
「我全要了。」布耶米說。
這次交易後，布耶米和貝瑞建立了聯繫。但隨著時間推進，布耶米開始懷疑，和自己聊天的人可能並不是貝瑞。
事實上，彼時的貝瑞正被監禁在加拿大蒙特利爾（Montreal）一个中等戒備級别的監獄——德拉蒙德監獄。2013年4月，貝瑞在蒙特利爾一家聯合包裹服務公司（United Parcel Service，UPS）門店被捕，被捕時，他正試圖將藏有1萬片去甲基芬太尼（desmethyl fentanyl）的微波爐和烤箱寄往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警察進一步在他的存貨點發現了30萬片合成處方藥和冰毒、脱氧麻黄碱、搖頭丸等毒品，此外，還有1500千克、足以製造三百萬片藥的原料，以及一台每小時壓縮上千藥片的機器。這是加拿大破獲的第一起販運芬太尼的大案。
布耶米從加拿大警方那裏獲悉，貝瑞被單獨監禁，沒有接觸外界的渠道。於是，加拿大警方協助布耶米追查了「貝瑞」接收款項的賬戶，發現其中一個提款人是塞隆（Daniel Vivas Ceron）的母親。這位塞隆，彼時也在德拉蒙德服刑。
獲悉這一切的布耶米依舊如常同「貝瑞」聊天，並漸漸摸到了整個販毒網絡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Zaron Bio-tech(Asia)Limited（下稱「Zaron」）——一個總部在上海的食品添加劑生產商。布耶米進一步發現，Zaron通過一個遍布美國和加拿大的獨立販毒網絡，向兩地輸送了大量芬太尼。
有關Zaron的信息，至今可以在各類黃頁網站中找到，其檔案是這樣描述的：Zaron坐落在香港，成立於1991年，主營業務是製造並銷售食品、食品添加劑、調味料等，在中國大陸、越南、泰國和新加坡擁有8家工廠。其中一家東莞工廠佔地10萬平方米，有10條生產線和1000名員工，產品銷售到超過30個國家。在經理高亞龍（Gao Yalong）的代領下，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成為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最大的專業食品添加劑生產商之一。
事實上，早在貝瑞於蒙特利爾被捕之前，科羅拉多的執法者已通過貝瑞鎖定了Zaron，當他們試圖聯繫中國官方時，卻遭遇了冷遇。「他們（中國）把化學產品送到這裏，卻說，嘿，這不是非法的，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布耶米回憶道。
我們這裏沒有芬太尼問題——2013年美國外交官第一次就芬太尼向中國提出交涉時，中國就是這個態度。「就像在跟一面石牆講話。」一個前國務院官員回憶道。
芬太尼確實不太困擾中國的緝毒官員。早在2001年，中國已將4種醫用芬太尼類藥物列入麻醉藥品管制，需國家食藥監督管理局核發准許證才能出口。這個管制名單在隨後十多年中不斷增長，截至習近平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許下承諾之際，已有25種芬太尼類物質和2種芬太尼前體物（指可用於製藥的化學成分）「上榜」——總數超過美國藥品機構和聯合國的列管目錄（21種）。
《2018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現有的240萬吸毒者中，超過一半濫用冰毒，接下來是海洛因。不過近兩年，使用合成毒品和鴉片類毒品的人數開始逐年增加。2015年6月26日，中國出現了首例因販賣、製造芬太尼獲刑的案件，涉案的五人中有一人被判決死刑。
回到2014年的布耶米身上，彼時，他需要一個能打破「石牆」的案例，證明從中國來的藥品導致了美國使用者的死亡。2015年1月，布耶米接到一通電話，北達科他州18歲的亨克因服用過量芬太尼死亡。
信封裏的毒品
通過詹森（賣給亨克芬太尼的毒販）的暗網賬號，布耶米和北達科他州的執法者找到了致死亨克的芬太尼貨源，所有的線索都指向了Zaron。
布耶米以貝瑞朋友的身份給Zaron的賬號發了郵件，並很快與對方建立了聯繫。為維持「友情」，布耶米開始向Zaron訂購小量的呋喃基芬太尼（furanyl fentanyl）。
突破口很快出現了。布耶米從DEA特別行動部門獲悉，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一個毒品分銷商和他聯繫的是同一個Zaron賬號。於是，在DEA端掉這個分銷窩點前一天晚上，布耶米向Zaron下單了1000片芬太尼。
2016年3月15日，DEA抓捕了加利福尼亞的分銷商，並在其臨時實驗室發現大量來自中國的乙酰芬太尼。據這名被捕的分銷商說，他們每月可以賣4萬片。
幾天後，布耶米佯裝不知情、向Zaron詢問：「我的貨呢？」
「我不知道，我的人沒有回覆（我)」。Zaron答道。Zaron剛剛損失了一員「大將」，這是布耶米「趁虛而入」的好時機，他向對方提出由自己來製藥，只要給他客戶訂單就好。Zaron答應了。
現在，布耶米最大的難題，是製作「假貨」發給Zaron的顧客。「假貨」必須合法、無害、且不被顧客們察覺。包括Zaron在內的多數芬太尼毒販，都宣稱自己的產品完美復刻了正經藥企的藥片，只是其中摻雜了芬太尼而已。
布耶米找到了一家藥企，說，毒販正在仿冒你們的藥來害人，你們願意幫我麼？對方同意了。他們發給布耶米數千片乳糖安慰劑，外形和普通藥片完全一樣。
「生意」啟動。布耶米從中國收到足以製造上百萬片藥的300克芬太尼。它們中的一小部分被裝進小袋藏在雜誌裏，再塞入一個信封寄過來；其餘大部分則被包進聚脂薄膜裏，裝在方盒裏寄到。
事實上，大量芬太尼的流動，是通過一個薄薄的信封。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報導，中國毒販常常會建議買家選擇用美國郵政局（U.S. Postal Service）做物流——慢是慢了點，但通過率高很多。
至今，通過美國郵政局從中國發向美國的包裹中，仍有15%沒有建立電子追蹤。由於人員短缺等原因，在美國的一些入境口岸和和國際郵件中心，包裹和車輛只能受到有限的檢查。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貨物和運輸安全執行總監托馬斯·奧弗貝克（Thomas Overacker）在7月份向國會表示，他的機構只能檢查從西南邊境進入入境口岸的約2％的汽車和16％的商用車輛。而西南邊境，是芬太尼入境的一個主要導管。
布耶米把芬太尼作為證據保留下來，再把乳糖安慰劑寄給顧客們。就這樣，他順理成章地拿到了Zaron在北美市場的客戶資料，成為組織的中堅力量。布耶米開始和各州執法者合作，一個接一個端掉這些從Zaron進口原料的販毒組織。他做的很隱蔽。比如，在抓捕内布拉斯加州（Nebraska）一個主要毒販後，布耶米立即取得其Wickr（號稱全球最可信賴的移動通訊軟件，採用端對端加密方案，Zaron組織的人多用這個軟件）賬號，並假扮成被捕的人，繼續若無其事地下單。
幾個月後，布耶米接觸到了Zaron幕後的那個人——張建。
合作破裂
儘管宣稱公司在上海，張建實際上居住在山東青島，名下也沒有工廠。這個在美國建立起龐大分銷網絡的毒販，本質上是一個中間商。他從顧客那裏接到訂單，再去找廠家進貨，然後打包寄出，用西聯（Western Union）收款。
通過追查西聯取款記錄（西聯取款要求使用身份證），布耶米發現，張建和許多中國商人一樣，邀請了親友幫手打理自己的生意，包括他的妻子、小舅子和父母。
2012年結識貝瑞後，張建才開始涉足毒品，此前，他賣過衣服、也賣過性玩具。他和分銷者的情誼往往以交易一些相對無傷大雅的東西為起點，比如，布拉斯加州的販毒點原本和他交易的是類固醇；南加州的網點最初向他購買的是假冒服裝。這或許一方面證明了張建是個成功的推銷員；另一方面證明了芬太尼生意有著令人難以抗拒的巨大利潤。
調查推進順利。2016年6月，布耶米到北京面見DEA駐北京專員賈斯汀· 斯科曼（Justin Schoeman）及中國的合作夥伴。彼時中方已展開對張建的調查，監控了他的郵件、稅務紀錄等，還向布耶米提供了一份張建和中國供貨商溝通的記錄，此外，中方還截獲了張建寄出的一千克芬太尼。
中方的積極態度和調查成果讓布耶米和斯科曼印象深刻。「他們在努力。」斯科曼說。他並不在乎中國以販毒、漏稅還是矇騙海關抓捕張建，只要他們制止他就好。
歷時3年的案子終於來到收尾階段。布耶米向張建謊稱墨西哥來了個大單子——以每千克3000美金的價格訂購了100千克呋喃基芬太尼——這個體量足以製作5千萬次劑量，總售價可達到上億甚至10億美金。
張建沒有理由說不。他安排了從青島出貨。此外，布耶米還連哄帶嚇、讓張建破例放棄了用Wickr發短信聯繫，而是打了一通Skype電話。布耶米將對話內容全部錄音了。
但8月底，張建突然失聯了。
布耶米很快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張建被捕了。布耶米獲悉張建的案子「證據有點問題」，但他沒有多想，直到幾周後，張建被無罪釋放。中美雙方的合作就此告吹。
2017年10月1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38歲的張建和另一名中國毒販、40歲的嚴曉兵（Xiaobing Yan，音譯）分別在北達科他州（North Dakota）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被起訴。
司法部副部長羅森斯坦（Rod Rosenstein）在一份聲明中說：這是美國司法部第一次起訴中國的芬太尼販毒者。當局發現，自2013年1月以來，張建向美國出貨了數千種芬太尼和其它藥物，這些藥物在新澤西州、北卡羅來納州、北達科他州和俄勒岡州造成4人死亡。起訴書中還出現了三個美國人和五名加拿大人——包括貝瑞和塞隆——他們被控在被關押於監獄期間幫助張建售賣芬太尼。
11月，中國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長魏曉軍在中美緝毒執法合作案件新聞發布會上，對美國司法部單方面通過新聞發布會宣布追捕兩名中國籍毒品犯罪嫌疑人之事，表示遺憾。「這是一個在偵案件，聯合調查仍然在進行中，美方單方面向公眾披露相關信息，勢必影響雙方下一步的正常合作。」魏曉軍說，由於中美沒有簽訂引渡條約，是否引渡這兩名男子取決於美方能夠提供、或中方能夠發現的證據。
當年12月7日，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張建辭任了Zaron董事，將公司轉給了一個叫何文祥的人，然後徹底消失了。
中國式毒梟
2018年4月，美國司法部進一步公布了張建及其家族販毒團夥的姓名、照片和身份證號。通過張建的妻子初娜，端傳媒找到了張建名下的另一間公司——青島尊韻商貿有限公司（下稱尊韻）。天眼查的資料顯示，這家公司成立於2016年6月1日，法人是生於1980年、籍貫遼寧的初娜，她擁有該公司80%股權，任職執行董事，張建則是這間公司的經理。
尊韻的經營範圍包括食品及食品添加劑、服裝鞋帽、健身器材等，註冊地址是青島市人民路振業大廈1012室。那是一棟陳舊的寫字樓，擁有蛋殼色外牆、黑逡逡的走廊和氣味濃重、運行緩慢的電梯，每層有十多間辦公室。1012是10層最小、最便宜的辦公室，不到10平米，租金一年一萬多人民幣。
大廈的房東、一位據稱姓邵的男人在電話裏回憶道，張建只租了一年房，並於三年多前搬走。他記得張建的妻子名字裏有個「娜」字，平日總是「那個男的在辦公室，沒見到什麼其他員工」。
「就是他，」在大廈做了十年物業的劉經理從美國司法部公布照片中認出了張建——寸頭，長臉園眼，臉頰微鼓，眼袋飽滿。
在劉經理的印象中，張建和善、禮貌，進出大廈或在電梯遇見總會主動打招呼，本地人口音——這一信息符合張建身份證號指示的籍貫——山東德州市。「他很勤快，常常來得很早，」劉經理說。和房東一樣，劉經理也說張建總是獨來獨往。有時劉經理找張建去收物業費，他的辦公室門總是關著的，劉經理等在外面，可以聽見裏面扭動門鎖的聲音。「不過這（鎖門）也沒什麼奇怪的，他神色都很正常。」
再三詢問下，房東和劉經理都表示沒有張建的聯繫方式，亦沒有保留當年和張建簽訂的租房合同、物業費繳納收據等任何資料。
「他看起來一點都不可疑，不像販毒的。」劉經理說，「倒是你很可疑，一個記者跑來找毒販。」
少數幾個接觸到張建並獲悉其真實身份的人都這麼說，包括追查了張建三年的布耶米：「他看起來像個普通人，不像毒販。」在布耶米的印象中，張建友好、熱情好客、始終把顧客放在第一位。
來自中國的芬太尼毒販打破了人們印象中的毒梟形象——彪悍兇狠、富可敵國，擁有眾多手下和各類武器；與之相比，中國毒販看起來更像是辦公室的普通職員，和他們販賣的芬太尼一樣——平凡、看似無害。
2018年，彭博社記者找到了和張建一同被起訴的毒販嚴曉兵。據美國司法部指控，嚴曉兵「入行」至少6年，在中國擁有至少兩家能生產芬太尼的化工廠，在美國的分銷商更是超過了100人。但是，當記者敲開嚴曉兵的家門時，看到的卻是一個短寸頭、戴半框眼鏡的中年男子，腳下踩著一雙藍色塑料拖鞋。
將張建、嚴曉兵扶上「毒梟」舞台的，除了美國郵政局和邊檢，還有中國龐大且管理寬鬆的化學藥品產業。
原料藥生產大國
2019年8月1日，特朗普宣稱對中國3000億美元商品加徵10%關稅，並指出，習近平曾說會阻止芬太尼出口到美國，不過至今仍沒做到。
事實上，2019年4月1日，習近平向特朗普許諾後不到五個月，中國宣布將所有芬太尼類物質列入管制——這樣的行政速度對中國政府來說並不多見。
可是，儘管中國政府列管了所有芬太尼類物質，依然無法堵住所有製造芬太尼的原料。只要微小地改變化學結構，即可創造出新的芬太尼。中國刑事警察學院藥理學博士劉明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指出，藥品的合成路徑和合成結構有很多，「就像1生2，2生3，3可以製成芬太尼。你把2禁了，我一樣可以通過1來重新合成2，這是無法窮盡的。」
「地下化學家天天盯着列管目錄，研發沒被列管的新產品。等到法律開始關注這個物質時，他又換了一種新產品，這使得列管總是落後一步。」中國公安大學偵查與反恐怖學院副教授、禁毒研究專家包涵對媒體表示，列管毒品的意義就在於，告訴普通人，這個東西是非法的。
這或許就是張建、嚴曉兵難以被定罪的原因。嚴曉兵對彭博社說，中國的執法機構從未聯繫過他，他在向美國寄出芬太尼類物質時——它們還沒有被列入管制，因此不算違法。
2017年，中美聯合破獲了一起跨國銷售芬太尼的案件。2018年，該案在河北邢台開庭。生產者李學海（化名）曾對警方供述，他用來製造芬太尼的苯胺、醋酸硼氫化鈉等原材料不受管制，通過中國人最常用的聊天軟件——QQ就能買到。
中國是全球第二大原料藥生產和第一大原料藥出口國，出口量接近世界原料藥市場份額的20%。2014年起，中國化學藥品原藥年產量均超過300萬噸。這個強大的生產力滋生了豐富、唾手可及且監管寬鬆的原料市場。在各類外貿論壇上，可以找到大批兜售製藥原料的商家。
人們對藥品的知識非常匱乏。在上述案件中，除了生產者李學海之外的所有涉案人員都表示，自己對芬太尼並不了解，其中一位員工甚至不知道「醫藥中間體」（指藥品合成工藝過程中的化工原料）是什麼，他對法庭表示，老闆說中間體就是「感冒膠囊中間的那個東西」。
一些年輕的女孩被招進來，僅僅是因為「英語好」，她們的工作就是「翻牆」到境外網站上發帖銷售「醫藥中間體」。收到國外訂單後，在輾轉找到化工廠家生產——這個操作模式和張建一模一樣。中國的毒販們將芬太尼生意鏈拆解成一條流水線，線上的人並不知道自己在生產什麼。
誰接手了Zaron？
出乎意料，何文祥爽快地答應了採訪。
他是廣州暢達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下稱「廣州暢達」）的總經理。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顯示，在美國司法部宣布起訴張建不到兩個月後，他接替張建，成為了Zaron的董事。
端傳媒依照廣州暢達官網上的電話聯絡到何文祥，問他能否當面聊聊中美貿易戰對貨運代理行業的影響，電話那頭傳來爽朗的笑聲：「我們是個很小的公司，如果你不嫌棄就過來吧。」
何文祥的公司位於廣州東部的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中國其他地區的開發區一樣，那裏有成批的寫字樓和相對稀少的人煙。何文祥在其中一棟的二層租下三間辦公室，他個子不高，寸頭，膚色偏深，笑的時候兩頰鼓起。
2019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他一邊泡著功夫茶，一邊講起自己是怎樣從湖南岳陽農村打拼到今天。記者請他在筆記本上寫下老家地址和姓名——他的簽名和香港公司註冊處資料上的簽名不一樣。
當何文祥看到自己成為Zaron董事的文件時，他看起來一頭霧水，得知Zaron經營著一個跨國販毒網絡後，他的反應像是被針扎到一樣，「不是我啊！我怎麼會做這種事！」
何文祥從走到另一間辦公室、拿回一個手掌厚度的文件夾，裏面是他註冊公司的各種資料。資料顯示，何文祥的確於2012年委託中介在香港註冊了「香港暢達國際物流集團」，他說此舉是為了方便接收境外付款。到2017年9月，他覺得留個香港公司意義不大，便以一萬元的價格轉手賣出了公司。何文祥說，自己不知道公司賣給了誰，也從沒想過為什麼有人要買他的公司。但賣掉公司3個月後，他變成了Zaron的董事。
何文祥旋即致電曾幫他註冊、轉讓公司的秘書公司。一位姓章的女士在電話那頭說，像他這樣名下有幾間公司自己卻不知情的案例有很多。「你自己都不清楚嗎？幫不到你，好吧，你自己處理吧。」
在谷歌搜索「香港秘書公司」，得到了超過1千萬條結果，「低至$499」、「開公司最快兩小時」，廣告這樣說道。這些秘書公司蝸居在商業大廈的狹小辦公室裏，多數時候，辦公室門上掛著不止三家秘書公司的標牌——推開門才後發現，還有更多共享這個辦公地址的公司名字沒能爬上門。
在2018年3月香港頒布秘書牌照制度之前，秘書公司在接活時並不會對客戶做盡職調查（包括客戶的身份證、地址、大陸業務背景等）。負責將一家公司轉入何文祥名下的的秘書公司工作人員說，以前更換董事並不需要董事在場，只要身份證明文件和本人簽名就好。他展示了一張何文祥身份證的模糊照片，下面是一個同何文祥本人簽名完全不同的簽名。
「你都明白的啦，這麼多客人，我們不可能每天看他有沒有犯法的。」另一家秘書公司的工作人員說。
事實證明，Zaron的公司介紹沒有一句真話。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的商業註冊記錄都沒有這間公司，它在東莞也沒有佔地10萬平米的工廠和1000名員工。Zaron的香港地址是一間秘書公司，它在青島的地址則坐落在一個汽車配件市場。其「公司經理」、建立了域名zaronasia.com的高亞龍在電話裏表示，「2010年這個域名註冊時，我才讀大學二年級。」他補充道，2016年以前註冊域名無需實名。
Zaron最後一次提交週年申報表是2016年，並於2019年2月1日被剔除註冊（香港公司註冊處處長認為某公司並非正在營運或經營業務，可依例把公司的名稱從公司登記冊剔除。剔除註冊是法例授予處長的權力，公司不可申請剔除註冊）、宣告解散。
尾聲
圍繞亨克死亡的調查還在繼續，至今已逮捕了73人、完成30項起訴，並截獲了超過1000千克毒品，價值150萬美金。「他的死帶來了改變。」亨克的母親勞拉·莉亞（Laura Lilja）說。
亨克最好的朋友凱拉·科夫曼（Kyra Coffman）不這麼想。「這沒有改變什麼，他還是走了。」亨克死前的一個月，科夫曼請求他戒毒。他答應了，但又一次次復吸。直到科夫曼明白，她什麼也做不了。如今，她只願記住回憶裏那個害羞、有點傻乎乎的男孩，笑得時候嘴咧得很大。
2015年1月2日，亨克因過量服用芬太尼死亡之前幾個小時，科夫曼來看亨克，他正在和朋友一邊打掃衛生一邊說笑。亨克問科夫曼要了一串她製作的項鏈，戴在了脖子上。在科夫曼離開前，亨克告訴她，他愛她。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6-mainland-fentanyl/
Thursday, October 17, 2019
[The Times], !日報 Daily News, Donald Trump’s world‑view is decades old but coherent
President Trump’s outbursts may be rambling or even, like the letter he sent to Turkey’s President Erdogan last week, written in childishly simplistic language, but they often contain a coherent world-view. The shock to the system is that it is not a world-view any senior American political figure has expressed for decade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letter, which simply expressed more graphically what Mr Trump had already stated his position to be, was the press conference he gave yesterday.
“Syria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Kurds, so they’ll come in for their border and they’ll fight,” he said. “They may bring partners in. They could bring Russia in, and I say welcome to it.”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After all, Mr Trump’s closeness to the Russian strategic position was a key aspect of his election victory in 2016, whatever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put on that. Immediately after his victory, in an interview, he spelled out what that meant for Syria.
“I’ve had an opposite view of many people regarding Syria,” he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y attitude was you’re fighting Syria, Syria is fighting Isis, and you have to get rid of Isis. Russia is now totally aligned with Syria.”
Mr Trump found the other aspects of the Syrian conflict that had been debated so long and hard in western capitals, the initial uprising, whether rebel groups would overthrow President Assad, or could be described as “moderate”,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Mr Trump, like President Putin, has a pessim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so prefers generally to believe the worst of people. If in doubt, assume others will behave badly, and treat them accordingly. If that means you yourself behave badly, well, others are even worse.
The rebels, then, could be abandoned. President Assad was punished when he stepped over US “red lines” - but otherwise if he repressed his people, never mind.
Now the SDF can also be abandoned. After all, as he said, they are “no angels”, either. “Who is an angel?,” he added. “There aren’t too many around.”
It was Mr Trump’s Republican historic predecessor a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who spoke of Americans coming together to find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Lincoln’s sentiments have always been anathema to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ynical purveyors of realpolitik, like President Putin, whose KGB training always prioritised ends over means; America’s libertarian right, which worships the gods of compet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anti-American left, which believes they are used as cover fo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a new form of imperialism.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se three attitudes have come together over Syria. President Obama, who made a show of Lincolnesque rhetoric, thought tha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applied here and a bit of give-and-take there, President Assad could be brought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a political solution could be found that satisfied all sides.
In the event, Mr Assad and his Russian ally bombed the country to smithereens, and the rebels lost faith in western promises, turning instead either to jihad or to Turkey, or both.
As Mr Trump put it in a tweet last night: “About 500,000 human beings were killed in Syria while Barack Obama was president and leading for a political settlement to that civil war.”
He is not wrong, and nor is he when he say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few selfish interests in the country that justify the deployment of US troops.
America may come to feel, however, that the day he made common cause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left and a former head of the KGB was the day its claim to be the better angel was finally killed off.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presidents-world-view-is-decades-old-but-coherent-bkhnqlqjg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e letter, which simply expressed more graphically what Mr Trump had already stated his position to be, was the press conference he gave yesterday.
“Syria has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Kurds, so they’ll come in for their border and they’ll fight,” he said. “They may bring partners in. They could bring Russia in, and I say welcome to it.”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After all, Mr Trump’s closeness to the Russian strategic position was a key aspect of his election victory in 2016, whatever interpretation has been put on that. Immediately after his victory, in an interview, he spelled out what that meant for Syria.
“I’ve had an opposite view of many people regarding Syria,” he tol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y attitude was you’re fighting Syria, Syria is fighting Isis, and you have to get rid of Isis. Russia is now totally aligned with Syria.”
Mr Trump found the other aspects of the Syrian conflict that had been debated so long and hard in western capitals, the initial uprising, whether rebel groups would overthrow President Assad, or could be described as “moderate”, completely uninteresting.
Mr Trump, like President Putin, has a pessimistic view of human nature, so prefers generally to believe the worst of people. If in doubt, assume others will behave badly, and treat them accordingly. If that means you yourself behave badly, well, others are even worse.
The rebels, then, could be abandoned. President Assad was punished when he stepped over US “red lines” - but otherwise if he repressed his people, never mind.
Now the SDF can also be abandoned. After all, as he said, they are “no angels”, either. “Who is an angel?,” he added. “There aren’t too many around.”
It was Mr Trump’s Republican historic predecessor as president, Abraham Lincoln, who spoke of Americans coming together to find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Lincoln’s sentiments have always been anathema to three groups of people: cynical purveyors of realpolitik, like President Putin, whose KGB training always prioritised ends over means; America’s libertarian right, which worships the gods of compet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and the anti-American left, which believes they are used as cover for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a new form of imperialism.
We should 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se three attitudes have come together over Syria. President Obama, who made a show of Lincolnesque rhetoric, thought tha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applied here and a bit of give-and-take there, President Assad could be brought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and a political solution could be found that satisfied all sides.
In the event, Mr Assad and his Russian ally bombed the country to smithereens, and the rebels lost faith in western promises, turning instead either to jihad or to Turkey, or both.
As Mr Trump put it in a tweet last night: “About 500,000 human beings were killed in Syria while Barack Obama was president and leading for a political settlement to that civil war.”
He is not wrong, and nor is he when he say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few selfish interests in the country that justify the deployment of US troops.
America may come to feel, however, that the day he made common cause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left and a former head of the KGB was the day its claim to be the better angel was finally killed off.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presidents-world-view-is-decades-old-but-coherent-bkhnqlqjg
Wednesday, October 16, 2019
[端新聞], !日報 Daily News, 特首電視直播《施政報告》 指房屋是民怨根源 冀助港人置業 續推填海計畫
民調顯示，林鄭月娥支持度為22.3，跌破歷史新低；因抗議聲不斷，原定於立法會內宣讀《施政報告》的計畫中斷，改為電視直播。
10月16日上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按原定計畫進入立法會宣讀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自6月9日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持續四個多月，至今仍未平息，立法會議事廳內泛民抗議聲不斷，林鄭月娥兩度離開會議廳，並最終宣布將以電視直播形式宣讀報告，為歷史上首次。
上午11時，林鄭月娥進入立法會會議廳後隨即發言，泛民主派議員高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林鄭下台、追究警暴」等口號，一分鐘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布會議暫停，林鄭月娥離開會議廳。直至11時22分，林鄭月娥再次進入會議廳宣讀報告，泛民議員繼續叫口號抗議，並運用投影器將「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號投影於林鄭月娥身後。梁君彥命令保安收走許智峯議員的發聲器和歐諾軒議員的投影器等，並要求郭家麒等議員離開會議廳，五分鐘後，梁君彥宣布休會，林鄭月娥再次離開會議廳。
隨後，林鄭月娥於特首辦內一人面對鏡頭宣讀《施政報告》，報告重點強調解決房屋和土地供應的問題，房屋和公屋是林鄭月娥的高頻詞，本屆《施政報告》提及51次「房屋」、16次「公屋」。具體政策包括提出十大措施助推港人置業買樓、為未等到公屋的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等，同時利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包括新界棕地（編按：廢棄的工業、商業用地）在內的三大類私人土地以發展「百分百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居屋等）。多年以來，香港民間一直力推考慮利用棕地發展房屋，這是港府首次回應，表示將收回棕地。
此外，林鄭月娥亦表示，將繼續推進早前爭議頗大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林鄭月娥表示將「繼續努力向公眾解釋項目的目標和技術研究」，同時搭建平台讓專業人士和青年人士加入討論。
推十大房屋政策 力推市民加快置業 放寬首置人士的貸款比例
林鄭月娥今日宣讀《施政報告》時表示，房屋問題是民怨的根源 ——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適切的居所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政府將推出十大措施，改善房屋問題。
十大措施部分針對中產及小康人士，包括放寬首置人士的貸款比例、加快公屋及居屋出售等，協助港人置業買樓，其他針對基層市民，包括民間討論多時的利用工廠大廈重建公屋、研究為未輪候到公屋的市民提供恆常租金津貼、以及未來4年提供一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等。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放寬首置人士的按揭貸款比例。施政報告宣布，按證保險公司將放寬按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首次置業人士(即申請時並未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申請最高9成按揭貸款樓價上限將由現時400萬元提升至800萬元，可申請8成按揭樓價上限則會由60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後者可包括自用樓換樓的按揭。
按證保險公司成立於97年3月，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目標為協助有即時置業自用需要的人士進行貸款。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為香港政府透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
上述措施將於今日生效。這一措施公布後，美聯等地產交易公司的股價明顯上漲。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相信樓價逾600萬至1,000萬單位最受惠，首9個月該類物業佔二手註冊量逾3成，預計全年可以將比例提升4至5成，但樓價受到中美貿易戰及社會因素影響，樓價不會因此而飆升；而由於該風險由按證保險公司而不是銀行承擔、並有壓力測試，美聯認為並不會增加樓市風險。
特首林鄭月娥強調在今日下午的記者會表示，放寬首置人士的按揭貸款計畫是為了幫助一些有能力供樓、但沒有能力支付足夠首期的人士，給予他們能夠置業的機會，特別是專業人士。
利用《收回土地條例》
最新《施政報告》表示，為增加香港土地供應，將利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大類土地，用於發展公營房屋，林鄭月娥表示，未來五年將收回400公頃土地，包括：
一、可能具發展潛力，但未納入新發展區或其他發展項目，大部分屬私人擁有的新界棕地，估計約450公頃，包括位於屏山及藍地一帶棕地；
二、各區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已規劃作高密度房屋發展，但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業權分散或基建限制）仍未有發展計劃，而評估後認為適合作公營房屋發展的私人土地；
三、收回位於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寮屋區的私人土地，以加快發展這些合共七公頃的市區用地。
《收回土地條例》在2018年港府推行的「土地大辯論」中曾引起辯論，當時民間對於利用該條例收地的呼聲甚高，但林鄭月娥表示，隨意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可能引致司法覆核，處理官司須一段漫長時間，最終土地無法有效釋放。今年8月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按照那條例及以往政府經常收地的經驗，如果收來作公共公眾用途，包括建公屋，官司是沒有得打，條例寫得好清楚。」
此外，《施政報告》亦指出會繼續推行政府去年推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畫」。該計畫旨在運用香港地產商囤積的過千公頃農地，但被批評為「官商勾結」，該計畫原定於今年年終公布，隨後政府宣布暫延，林鄭月娥今日宣布，發展局稍後將公布計畫細節。
長期關注土地議題的本土研究社成員楊夏至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指出，楊夏至批評，施政報告的土地政策對大地主和小地主有差別對待，政府對小地主就直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對大地主則採用「土地共享計劃」，由土地擁有人將部分土地向政府申請發展，不但令政府將發展主動權交給地產商，令政府無法掌握每年公營房屋的數量，亦使公共房屋與市場掛勾，地產商可以因市場狀況再決定申請。
楊夏至表示，比起政府直接收回土地，「土地共享計劃」將使大地產商獲益更多；因為直接收回土地地產商只會賺取買賣土地的差額，地產商要發展物業要重新出資投地，但「土地共享計劃」之下政府提供最昂貴的基建（如路和渠）協助地產商發展，令其獲利增加。他認為，該政策雖然可以釋出地產商的土地，但無助解決囤地問題，反而鼓勵地主囤地，因為地主囤地沒有懲罰，政府反而對其更加優待，而解決囤地問題的囤地稅則沒有推出。
就政府繼續推行「明日大嶼」計劃，楊夏至認為發展棕地、會所地（如高爾夫球場）、市區閒置用地和軍事用地就超過1000多公頃，無須花費龐大資源去填海，但政府仍然推行爭議性大的「明日大嶼」計畫，顯示政府漠視民意。
楊夏至強調，現時香港房屋問題是高樓價的問題，這不是純粹增加供應就可以解決，他批評政府並無政策壓抑樓價，針對壟斷和炒賣的問題。
林鄭月娥政治能量低 能否推動政策存疑
香港反修例運動從單一議題觸發龐大的政治危機，爭議更延伸至國際層面。在林鄭月娥公布第三份施政報告之前數小時，香港時間凌晨4時20分左右，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三項法案，以允許美國國務卿更密切評估香港自治情況，就香港是否仍符合特殊待遇，每一年向國會提出認證，並有權對侵害香港人權自治狀況的人士作出制裁。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香港市民對於林鄭月娥的支持度為22.3，是其上任以來的新低，亦遠打破前三任特首任內的最低評分。其中梁董建華任內錄得每月最低分數為36.2分（上任第73個月，2003年七一遊行後）、曾蔭權最低39.3分（任內最後一個月）、梁振英最低37分（上任第54個月，任內最後半年）。此外，《明報》亦委託香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民意調查，顯示73.3%的受訪者認為林鄭月娥應該引咎辭職，而認為不應該的則有17.4%。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林鄭月娥是否能夠推行，令人存疑；而該報告亦未提及反修例運動中市民的核心訴求，包括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整場運動和警權問題，以及落實雙普選等。在今日下午3時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施政報告》的措施是否是政府回應反修例運動的答案，林鄭月娥表示不是，指出該報告只是一個開始。
民建聯罕有地批評施政報告，主席李慧琼表示，社會現時紛亂，但施政報告未能符合市民及民建聯的期望，形容施政因循守舊，無力突破困局，批評當局欠缺具體回應以處理目前混亂情況。
李慧琼說，政府在土地供應方面提出具體措施，雖然市民未必感受到有希望，但認同不可能只透過一份施政報告就能處理。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批評施政報告在房屋方面「唔湯唔水」，質疑當局提出加快出售39個租置屋邨未售出單位的措施，達不到居民需求；議員梁志祥就質疑政府在褔利方面的建議措施有如「仙女散花」，可謂交白卷。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6-whatsnews-policy-address-carrie-lam/
10月16日上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按原定計畫進入立法會宣讀任內第三份《施政報告》。自6月9日爆發的反修例運動持續四個多月，至今仍未平息，立法會議事廳內泛民抗議聲不斷，林鄭月娥兩度離開會議廳，並最終宣布將以電視直播形式宣讀報告，為歷史上首次。
上午11時，林鄭月娥進入立法會會議廳後隨即發言，泛民主派議員高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林鄭下台、追究警暴」等口號，一分鐘後，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宣布會議暫停，林鄭月娥離開會議廳。直至11時22分，林鄭月娥再次進入會議廳宣讀報告，泛民議員繼續叫口號抗議，並運用投影器將「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口號投影於林鄭月娥身後。梁君彥命令保安收走許智峯議員的發聲器和歐諾軒議員的投影器等，並要求郭家麒等議員離開會議廳，五分鐘後，梁君彥宣布休會，林鄭月娥再次離開會議廳。
隨後，林鄭月娥於特首辦內一人面對鏡頭宣讀《施政報告》，報告重點強調解決房屋和土地供應的問題，房屋和公屋是林鄭月娥的高頻詞，本屆《施政報告》提及51次「房屋」、16次「公屋」。具體政策包括提出十大措施助推港人置業買樓、為未等到公屋的市民提供過渡性房屋等，同時利用《土地收回條例》，收回包括新界棕地（編按：廢棄的工業、商業用地）在內的三大類私人土地以發展「百分百公營房屋」（包括公屋、居屋等）。多年以來，香港民間一直力推考慮利用棕地發展房屋，這是港府首次回應，表示將收回棕地。
此外，林鄭月娥亦表示，將繼續推進早前爭議頗大的「明日大嶼」填海計畫，林鄭月娥表示將「繼續努力向公眾解釋項目的目標和技術研究」，同時搭建平台讓專業人士和青年人士加入討論。
推十大房屋政策 力推市民加快置業 放寬首置人士的貸款比例
林鄭月娥今日宣讀《施政報告》時表示，房屋問題是民怨的根源 ——房屋並不是簡單的商品，適切的居所是社會和諧的基礎，政府將推出十大措施，改善房屋問題。
十大措施部分針對中產及小康人士，包括放寬首置人士的貸款比例、加快公屋及居屋出售等，協助港人置業買樓，其他針對基層市民，包括民間討論多時的利用工廠大廈重建公屋、研究為未輪候到公屋的市民提供恆常租金津貼、以及未來4年提供一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等。
其中最受關注的，是放寬首置人士的按揭貸款比例。施政報告宣布，按證保險公司將放寬按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首次置業人士(即申請時並未持有任何香港住宅物業)，申請最高9成按揭貸款樓價上限將由現時400萬元提升至800萬元，可申請8成按揭樓價上限則會由600萬元提升至1000萬元，後者可包括自用樓換樓的按揭。
按證保險公司成立於97年3月，由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全資擁有，目標為協助有即時置業自用需要的人士進行貸款。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為香港政府透過外匯基金全資擁有。
上述措施將於今日生效。這一措施公布後，美聯等地產交易公司的股價明顯上漲。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布少明相信樓價逾600萬至1,000萬單位最受惠，首9個月該類物業佔二手註冊量逾3成，預計全年可以將比例提升4至5成，但樓價受到中美貿易戰及社會因素影響，樓價不會因此而飆升；而由於該風險由按證保險公司而不是銀行承擔、並有壓力測試，美聯認為並不會增加樓市風險。
特首林鄭月娥強調在今日下午的記者會表示，放寬首置人士的按揭貸款計畫是為了幫助一些有能力供樓、但沒有能力支付足夠首期的人士，給予他們能夠置業的機會，特別是專業人士。
利用《收回土地條例》
最新《施政報告》表示，為增加香港土地供應，將利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回三大類土地，用於發展公營房屋，林鄭月娥表示，未來五年將收回400公頃土地，包括：
一、可能具發展潛力，但未納入新發展區或其他發展項目，大部分屬私人擁有的新界棕地，估計約450公頃，包括位於屏山及藍地一帶棕地；
二、各區法定分區計劃大綱圖上已規劃作高密度房屋發展，但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業權分散或基建限制）仍未有發展計劃，而評估後認為適合作公營房屋發展的私人土地；
三、收回位於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村寮屋區的私人土地，以加快發展這些合共七公頃的市區用地。
《收回土地條例》在2018年港府推行的「土地大辯論」中曾引起辯論，當時民間對於利用該條例收地的呼聲甚高，但林鄭月娥表示，隨意運用《收回土地條例》可能引致司法覆核，處理官司須一段漫長時間，最終土地無法有效釋放。今年8月香港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接受端傳媒專訪時表示，「按照那條例及以往政府經常收地的經驗，如果收來作公共公眾用途，包括建公屋，官司是沒有得打，條例寫得好清楚。」
此外，《施政報告》亦指出會繼續推行政府去年推出的「土地共享先導計畫」。該計畫旨在運用香港地產商囤積的過千公頃農地，但被批評為「官商勾結」，該計畫原定於今年年終公布，隨後政府宣布暫延，林鄭月娥今日宣布，發展局稍後將公布計畫細節。
長期關注土地議題的本土研究社成員楊夏至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指出，楊夏至批評，施政報告的土地政策對大地主和小地主有差別對待，政府對小地主就直接引用《收回土地條例》收地，對大地主則採用「土地共享計劃」，由土地擁有人將部分土地向政府申請發展，不但令政府將發展主動權交給地產商，令政府無法掌握每年公營房屋的數量，亦使公共房屋與市場掛勾，地產商可以因市場狀況再決定申請。
楊夏至表示，比起政府直接收回土地，「土地共享計劃」將使大地產商獲益更多；因為直接收回土地地產商只會賺取買賣土地的差額，地產商要發展物業要重新出資投地，但「土地共享計劃」之下政府提供最昂貴的基建（如路和渠）協助地產商發展，令其獲利增加。他認為，該政策雖然可以釋出地產商的土地，但無助解決囤地問題，反而鼓勵地主囤地，因為地主囤地沒有懲罰，政府反而對其更加優待，而解決囤地問題的囤地稅則沒有推出。
就政府繼續推行「明日大嶼」計劃，楊夏至認為發展棕地、會所地（如高爾夫球場）、市區閒置用地和軍事用地就超過1000多公頃，無須花費龐大資源去填海，但政府仍然推行爭議性大的「明日大嶼」計畫，顯示政府漠視民意。
楊夏至強調，現時香港房屋問題是高樓價的問題，這不是純粹增加供應就可以解決，他批評政府並無政策壓抑樓價，針對壟斷和炒賣的問題。
林鄭月娥政治能量低 能否推動政策存疑
香港反修例運動從單一議題觸發龐大的政治危機，爭議更延伸至國際層面。在林鄭月娥公布第三份施政報告之前數小時，香港時間凌晨4時20分左右，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等三項法案，以允許美國國務卿更密切評估香港自治情況，就香港是否仍符合特殊待遇，每一年向國會提出認證，並有權對侵害香港人權自治狀況的人士作出制裁。
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香港市民對於林鄭月娥的支持度為22.3，是其上任以來的新低，亦遠打破前三任特首任內的最低評分。其中梁董建華任內錄得每月最低分數為36.2分（上任第73個月，2003年七一遊行後）、曾蔭權最低39.3分（任內最後一個月）、梁振英最低37分（上任第54個月，任內最後半年）。此外，《明報》亦委託香港中大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民意調查，顯示73.3%的受訪者認為林鄭月娥應該引咎辭職，而認為不應該的則有17.4%。
對於《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林鄭月娥是否能夠推行，令人存疑；而該報告亦未提及反修例運動中市民的核心訴求，包括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整場運動和警權問題，以及落實雙普選等。在今日下午3時的記者會上，有記者問及《施政報告》的措施是否是政府回應反修例運動的答案，林鄭月娥表示不是，指出該報告只是一個開始。
民建聯罕有地批評施政報告，主席李慧琼表示，社會現時紛亂，但施政報告未能符合市民及民建聯的期望，形容施政因循守舊，無力突破困局，批評當局欠缺具體回應以處理目前混亂情況。
李慧琼說，政府在土地供應方面提出具體措施，雖然市民未必感受到有希望，但認同不可能只透過一份施政報告就能處理。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批評施政報告在房屋方面「唔湯唔水」，質疑當局提出加快出售39個租置屋邨未售出單位的措施，達不到居民需求；議員梁志祥就質疑政府在褔利方面的建議措施有如「仙女散花」，可謂交白卷。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1016-whatsnews-policy-address-carrie-lam/
[The Times], !日報 Daily News, Final roadblocks on the path to an elusive Brexit agreement
What is being discussed?
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referendum and with just over two weeks until the October 31 Brexit deadline, discussions have boiled down to customs.
The plan being thrashed out is understood to be a version of the partnership mooted by Theresa May as prime minister. Under one version, all goods entering Northern Ireland from Great Britain would pay EU customs duties. But if those goods then ended up being sold in Northern Ireland — that is, staying there rather than being exported on in some form to the EU — the importer could claim the duty back from the UK government. It would mean Northern Ireland remaining in the UK customs territory but with extra administrative burdens to avoid underm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EU customs union.
The other big remaining issue is consent. Boris Johnson’s plan to replace the backstop, revealed this month, would have needed approval every four years via a “double lock” of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ist and unionist parties in Northern Ireland. Dublin, Brussels and most Northern Irish parties were unhappy with that.
What do conservative eurosceptics think?
The revival of the customs partnership presents significant hurdles, both in negotiations with Brussels and domestically.
Tory Eurosceptics, including Mr Johnson, were highly critical of the plans for a customs partnership when they were floated by Mrs May. Mr Johnson himself warned that they would impinge on Britain’s ability to sign free-trade deals with the EU. Jacob Rees-Mogg, then leader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of Eurosceptic Tory MPs and now leader of the Commons, said they were “cretinous”.
A partnership might also require Mr Johnson to repeal an amendment to trade legislation made by Brexiteer MPs that forbade HM Revenue and Customs from collecting revenue on behalf of another country.
So will they oppose it?
Not necessarily. Firstly, many Tory Eurosceptics who implacably opposed the first customs partnership and then voted against Mrs May’s deal at least once are now in the government.
The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Mr Rees-Mogg, is twofold. First, he argu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a Brexiteer who can be trusted. If you don’t like the message, he implies, trust the messenger himself.
The second, he says, is that parliament is now “desperate” for a deal. Many of those MPs with reservations are exercised by the idea of Brexit dragging past October 31 or not happening at all.
Analysis by The Times this month found that a deal could pass even if ten hardline Tory “spartans” withheld their support. But that could require support from the ten 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MPs to get to a majority and to encourage further Tory holdouts to back it.
Where does the DUP stand?
Arlene Foster’s reaction to the plans on customs and consent will be crucial.
On customs, the DUP says it exists to protect the Union, and entering a different customs territory would weaken it.
On consent, it will insist Northern Ireland cannot follow rules over which it has no say. The initial plan gave the Stormont assembly and Northern Ireland executive an approval role. This led to accusations of a DUP veto. The UK has insisted it can be flexible and has floa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sent referendum.
What does the EU want?
Brussels is driven by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its single market while preventing the return of a hard border between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Republic. But should Mr Johnson have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the Irish government supports, it would be har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r member states to object.
On consent, Dublin and Brussels would be exasperated b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UP could in effect wield a continuing veto.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final-roadblocks-on-the-path-to-an-elusive-brexit-agreement-9pllvgm0q
More than three years after the referendum and with just over two weeks until the October 31 Brexit deadline, discussions have boiled down to customs.
The plan being thrashed out is understood to be a version of the partnership mooted by Theresa May as prime minister. Under one version, all goods entering Northern Ireland from Great Britain would pay EU customs duties. But if those goods then ended up being sold in Northern Ireland — that is, staying there rather than being exported on in some form to the EU — the importer could claim the duty back from the UK government. It would mean Northern Ireland remaining in the UK customs territory but with extra administrative burdens to avoid underm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EU customs union.
The other big remaining issue is consent. Boris Johnson’s plan to replace the backstop, revealed this month, would have needed approval every four years via a “double lock” of support from the nationalist and unionist parties in Northern Ireland. Dublin, Brussels and most Northern Irish parties were unhappy with that.
What do conservative eurosceptics think?
The revival of the customs partnership presents significant hurdles, both in negotiations with Brussels and domestically.
Tory Eurosceptics, including Mr Johnson, were highly critical of the plans for a customs partnership when they were floated by Mrs May. Mr Johnson himself warned that they would impinge on Britain’s ability to sign free-trade deals with the EU. Jacob Rees-Mogg, then leader of the European Research Group of Eurosceptic Tory MPs and now leader of the Commons, said they were “cretinous”.
A partnership might also require Mr Johnson to repeal an amendment to trade legislation made by Brexiteer MPs that forbade HM Revenue and Customs from collecting revenue on behalf of another country.
So will they oppose it?
Not necessarily. Firstly, many Tory Eurosceptics who implacably opposed the first customs partnership and then voted against Mrs May’s deal at least once are now in the government.
The difference, according to Mr Rees-Mogg, is twofold. First, he argues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is a Brexiteer who can be trusted. If you don’t like the message, he implies, trust the messenger himself.
The second, he says, is that parliament is now “desperate” for a deal. Many of those MPs with reservations are exercised by the idea of Brexit dragging past October 31 or not happening at all.
Analysis by The Times this month found that a deal could pass even if ten hardline Tory “spartans” withheld their support. But that could require support from the ten 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 MPs to get to a majority and to encourage further Tory holdouts to back it.
Where does the DUP stand?
Arlene Foster’s reaction to the plans on customs and consent will be crucial.
On customs, the DUP says it exists to protect the Union, and entering a different customs territory would weaken it.
On consent, it will insist Northern Ireland cannot follow rules over which it has no say. The initial plan gave the Stormont assembly and Northern Ireland executive an approval role. This led to accusations of a DUP veto. The UK has insisted it can be flexible and has floated the possibility of a consent referendum.
What does the EU want?
Brussels is driven by protecting the integrity of its single market while preventing the return of a hard border between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Republic. But should Mr Johnson have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the Irish government supports, it would be hard fo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r member states to object.
On consent, Dublin and Brussels would be exasperated by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DUP could in effect wield a continuing veto.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final-roadblocks-on-the-path-to-an-elusive-brexit-agreement-9pllvgm0q
[The Times], !日報 Daily News, Boris Johnson hit by prospect of no Brexit until 2020
Boris Johnson is fighting attempts by the EU to delay Brexit until next year as negotiators worked through the night to secure a deal.
Brussels raised hopes of a breakthrough before the European summit tomorrow, with officials scrambling to prepare a draft treaty text. Talks broke up 1.30am local time and resume again at 9am.
A source said that genuine progress had been made on a small number of “not insignificant” outstanding issues.
A deal is, the source was “feasible today but not in the bag”.
However, there were warnings, echoed in Berlin and Paris, that the technical details might take until January 1 to finalise.
Mr Johnson’s allies insisted that EU nations were split over the desirability of further delay. One said there was “strong desire among powerful forces to get this sorted”.
Jo Swinson, the leader of the Liberal Democrats, suggested her party might vote for a deal brought before the Commons if a second referendum were attached. “We will back a referendum on any deal,” she told Today on BBC Radio 4.
The DUP, meanwhile, warned Mr Johnson not to make further concessions that would keep Northern Ireland tied to EU rules and customs or on how its people give consent to arrangements.
Arlene Foster, the DUP leader, and Nigel Dodds, her deputy, held talks last night with Mr Johnson over the details of a new offer. This must be tabled today for any chance of an agreement at the two-day European summit.
Speaking before the meeting Ms Foster said the party would support only “a deal that respects the co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place of Northern Ireland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has to be consent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lfast agreement, in other words there has to be consent from the nationalist community and the unionist community.”
Dublin insists that the DUP must not in effect have a veto over whether the customs arrangement comes into force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Downing Street officials embarked on a charm offensive to win the support of Tory Eurosceptics, moderates and former Tory MPs stripped of the whip.
Jacob Rees-Mogg, the leader of the Commons, told LBC: “I think the votes are there now for a deal.”
The developments come before a potential vote on a deal this weekend under plans for parliament to sit on a Satur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37 years.
However, Mr Johnson faces being pushed into a delay even if the outline of a deal is done. A senior German official said that political agreement on a deal would not be enough “to resolve technical issues” that would require Brexit to be postponed for a third time for “some two months”.
A senior EU diplomatic source said: “Without a deal this week, Britain will need an extension. With a deal this week, Britain will need an extension.”
Leo Varadkar added to speculation that Mr Johnson would be offered only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t the summit. The Irish prime minister suggested that his counterpart may be asked to prove he can get the deal through the Commons before it is signed in Brussels.
The issue of a “technical extension” to allow the details of a Brexit agreem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o be ironed out was raised by President Macron of France during a phone call with Mr Johnson yesterday morning.
If Mr Johnson fails to get an agreed deal with the EU through the Commons by Saturday evening he is compelled to ask the EU for an extens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Benn ac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repeatedly pledged to take Britain out of the EU “do or die” on October 31.
Talks are focusing on a hybrid of past proposals from Theresa May, previously rejected by the EU, on a new customs partnership covering Northern Ireland. The complex plan would keep it inside Britain’s customs territory while guaranteeing that checks and controls under EU rules are carried out on all goods travelling from the mainland across the Irish Sea to the province.
Michel Barnier, the EU’s chief Brexit negotiator, set a midnight deadline for a deal to be reached, but talks were set to run into the early hours. He told European foreign ministers yesterday: “They have moved in our direction on key points.”
The pound rose more than 1 per cent against the dollar to $1.2747 and by 1.3 per cent against the euro to €1.1572.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boris-johnson-hit-by-prospect-of-no-brexit-until-2020-9b6np3q0z
Brussels raised hopes of a breakthrough before the European summit tomorrow, with officials scrambling to prepare a draft treaty text. Talks broke up 1.30am local time and resume again at 9am.
A source said that genuine progress had been made on a small number of “not insignificant” outstanding issues.
A deal is, the source was “feasible today but not in the bag”.
However, there were warnings, echoed in Berlin and Paris, that the technical details might take until January 1 to finalise.
Mr Johnson’s allies insisted that EU nations were split over the desirability of further delay. One said there was “strong desire among powerful forces to get this sorted”.
Jo Swinson, the leader of the Liberal Democrats, suggested her party might vote for a deal brought before the Commons if a second referendum were attached. “We will back a referendum on any deal,” she told Today on BBC Radio 4.
The DUP, meanwhile, warned Mr Johnson not to make further concessions that would keep Northern Ireland tied to EU rules and customs or on how its people give consent to arrangements.
Arlene Foster, the DUP leader, and Nigel Dodds, her deputy, held talks last night with Mr Johnson over the details of a new offer. This must be tabled today for any chance of an agreement at the two-day European summit.
Speaking before the meeting Ms Foster said the party would support only “a deal that respects the constitutional and economic place of Northern Ireland with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has to be consent which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elfast agreement, in other words there has to be consent from the nationalist community and the unionist community.”
Dublin insists that the DUP must not in effect have a veto over whether the customs arrangement comes into force after the transition period.
Downing Street officials embarked on a charm offensive to win the support of Tory Eurosceptics, moderates and former Tory MPs stripped of the whip.
Jacob Rees-Mogg, the leader of the Commons, told LBC: “I think the votes are there now for a deal.”
The developments come before a potential vote on a deal this weekend under plans for parliament to sit on a Saturday for the first time in 37 years.
However, Mr Johnson faces being pushed into a delay even if the outline of a deal is done. A senior German official said that political agreement on a deal would not be enough “to resolve technical issues” that would require Brexit to be postponed for a third time for “some two months”.
A senior EU diplomatic source said: “Without a deal this week, Britain will need an extension. With a deal this week, Britain will need an extension.”
Leo Varadkar added to speculation that Mr Johnson would be offered only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at the summit. The Irish prime minister suggested that his counterpart may be asked to prove he can get the deal through the Commons before it is signed in Brussels.
The issue of a “technical extension” to allow the details of a Brexit agreement and its implementation to be ironed out was raised by President Macron of France during a phone call with Mr Johnson yesterday morning.
If Mr Johnson fails to get an agreed deal with the EU through the Commons by Saturday evening he is compelled to ask the EU for an extens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e Benn act.
The prime minister has repeatedly pledged to take Britain out of the EU “do or die” on October 31.
Talks are focusing on a hybrid of past proposals from Theresa May, previously rejected by the EU, on a new customs partnership covering Northern Ireland. The complex plan would keep it inside Britain’s customs territory while guaranteeing that checks and controls under EU rules are carried out on all goods travelling from the mainland across the Irish Sea to the province.
Michel Barnier, the EU’s chief Brexit negotiator, set a midnight deadline for a deal to be reached, but talks were set to run into the early hours. He told European foreign ministers yesterday: “They have moved in our direction on key points.”
The pound rose more than 1 per cent against the dollar to $1.2747 and by 1.3 per cent against the euro to €1.1572.
https://www.thetimes.co.uk/edition/news/boris-johnson-hit-by-prospect-of-no-brexit-until-2020-9b6np3q0z
[法廣 rfi], !日報 Daily News, 美眾院無異議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及『保護香港法』
美國眾議院全院星期二無異議口頭表決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該法案將制裁打壓香港人權的中方官員。還無異議通過了『保護香港法案』以及『與香港站在一起』決議案。
眾議院周二下午表決時，三部法案全部經過口頭表決方式無異議通過。眾議院議長、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佩洛西在全院討論中發言說，過去四個月，香港人民向世界發出強烈訊息，那就是對自由、正義及民主的夢永遠不會被不正義與恐怖澆滅。
她還表示，國會兩黨兩院都支持香港民眾的民主抗爭，“如果美國因為商業利益而不站出來對中國的人權發聲，那麼我們將失去對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權發聲的所有道德權威。”她說，過去數十年來，有關中國人權的議題上總是敗給商業利益，美國不應以犧牲美國價值觀為代價，為了錢而出賣靈魂。
佩洛西說，有些人可能會說，人們需要了解事情的兩面，“那麼一面是一個非常具有壓制性的政權，這個政權鎮壓香港民主自由，試圖摧毀西藏的文化、語言和宗教，將一百多萬、也有可能是三百萬維吾爾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營，壓制他們的宗教自由；另一面呢，是年輕人，他們為自由發聲，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吶喊。他們多麼令人感嘆。”
香港超過13萬民眾日前聚集在中環遮打花園，揮舞美國國旗，支持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被認為是現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包含三項重要內容：一是對香港自治情況進行年度審查，以確定香港是否繼續享有區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二是對侵害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人員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三是對申請美國簽證、因參加民主抗議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通融。
相比法案在6月提出時的最初版本，眾議院通過的版本在香港自治報告方面規定更為細緻，制裁對象範圍更廣，對參與抗議的港人的簽證申請更為寬容。
這部法案還需要經過參議院通過，協調兩院法案文本，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才能生效成為法律。這部法案已經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過關。
除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之外，眾議院星期二還全院無異議通過其他兩項涉及香港的法案和決議：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淚彈和其他非致命人群管制產品的《保護香港法》，『保護香港法』決議案譴責香港警察以不符合國際標準方式，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並且侵害他們言論及和平集會自由，譴責中國干預香港事務並且支持香港民眾抗議權利的決議。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016-%E7%BE%8E%E7%9C%BE%E9%99%A2%E7%84%A1%E7%95%B0%E8%AD%B0%E9%80%9A%E9%81%8E%E9%A6%99%E6%B8%AF%E4%BA%BA%E6%AC%8A%E8%88%87%E6%B0%91%E4%B8%BB%E6%B3%95%E5%8F%8A%E4%BF%9D%E8%AD%B7%E9%A6%99%E6%B8%AF%E6%B3%95
眾議院周二下午表決時，三部法案全部經過口頭表決方式無異議通過。眾議院議長、來自加州的民主黨眾議員佩洛西在全院討論中發言說，過去四個月，香港人民向世界發出強烈訊息，那就是對自由、正義及民主的夢永遠不會被不正義與恐怖澆滅。
她還表示，國會兩黨兩院都支持香港民眾的民主抗爭，“如果美國因為商業利益而不站出來對中國的人權發聲，那麼我們將失去對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權發聲的所有道德權威。”她說，過去數十年來，有關中國人權的議題上總是敗給商業利益，美國不應以犧牲美國價值觀為代價，為了錢而出賣靈魂。
佩洛西說，有些人可能會說，人們需要了解事情的兩面，“那麼一面是一個非常具有壓制性的政權，這個政權鎮壓香港民主自由，試圖摧毀西藏的文化、語言和宗教，將一百多萬、也有可能是三百萬維吾爾穆斯林關押在再教育營，壓制他們的宗教自由；另一面呢，是年輕人，他們為自由發聲，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吶喊。他們多麼令人感嘆。”
香港超過13萬民眾日前聚集在中環遮打花園，揮舞美國國旗，支持美國國會通過『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被認為是現行《香港政策法》的加強版包含三項重要內容：一是對香港自治情況進行年度審查，以確定香港是否繼續享有區別於中國大陸的特殊待遇；二是對侵害香港自治和人權的人員實施拒絕入境、凍結在美資產等形式的制裁；三是對申請美國簽證、因參加民主抗議而有案底的港人予以通融。
相比法案在6月提出時的最初版本，眾議院通過的版本在香港自治報告方面規定更為細緻，制裁對象範圍更廣，對參與抗議的港人的簽證申請更為寬容。
這部法案還需要經過參議院通過，協調兩院法案文本，送交特朗普總統簽署，才能生效成為法律。這部法案已經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過關。
除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之外，眾議院星期二還全院無異議通過其他兩項涉及香港的法案和決議：禁止向香港出口催淚彈和其他非致命人群管制產品的《保護香港法》，『保護香港法』決議案譴責香港警察以不符合國際標準方式，使用武力對付示威者並且侵害他們言論及和平集會自由，譴責中國干預香港事務並且支持香港民眾抗議權利的決議。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016-%E7%BE%8E%E7%9C%BE%E9%99%A2%E7%84%A1%E7%95%B0%E8%AD%B0%E9%80%9A%E9%81%8E%E9%A6%99%E6%B8%AF%E4%BA%BA%E6%AC%8A%E8%88%87%E6%B0%91%E4%B8%BB%E6%B3%95%E5%8F%8A%E4%BF%9D%E8%AD%B7%E9%A6%99%E6%B8%AF%E6%B3%95
[法廣 rfi], !日報 Daily News, 民調：大部分港人指反蒙面法無效 促警隊大改組
《禁止蒙面規例》實施已近兩星期，警方和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級，一項民意調查顯示，62%受訪市民認為新例對平息激烈抗爭行動有反效果，反對港府推行禁蒙面法的受訪者比例更高，達71%。另外，港人對被指濫用暴力的警隊，信任度再創新低，更有69%市民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相反，港人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呼聲更高，有88%港人支持，較上次調查大升7個百分點。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15日)天表示，《禁止蒙面規例》已起阻嚇作用，目前無意檢討，但《明報》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上周訪問七百多名香港市民的調查顯示，大部分認為禁蒙面法有反效果，愈年輕和學歷愈高的受訪者有此看法的比率越高；另有21%港人認為新例無甚作用，認為有助平息激烈抗爭的，只有15%。
不少市民更不同意禁蒙面法限民不限官，民調顯示，67%受訪者不同意警察有權蒙面執法，當中有23%自稱建制派；但仍有過半數自稱建制派的受訪者同意警方蒙面執法，比例達58%。
對於警方和示威者的暴力近月不斷升級，過半數市民認為，港府應為暴力衝突負最大責任，較上月的同類民調微升兩個百分點；其次是警隊(18%)，只有不足一成市民認為示威者責任最大，而且比率較上次民調下跌3.1個百分點。
負責調查的中大學者蘇鑰機表示，市民愈來愈接受示威者採取暴力抗爭的方式，是因為市民明了事件的前因後果。
調查又顯示，備受濫暴濫捕批評的警隊，市民對他們的信任度再創新低，有過半市民對警隊完全不信任，給予0分，令警方的信任平均只有2.6分（10分滿分）；另有69%受訪者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不支持的有22%。
對於港府引用緊急法來訂立禁蒙面法，港人亦憂慮會打開當局限制人權的缺口，民調結果反映，有77%受訪者認為港府不應引用緊急法設立其他措施，贊成者有18%。
近月示威活動中，不時有市民高叫「解散警隊，刻不容緩」，而《明報》民調亦顯示，大部分受訪市民支持重大改組警隊，但中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成事機會甚微，他解釋，港府須以遏制暴力來維持建制派的支持，以及取得政績去爭取民眾支持，在這情況下，警隊的重要性愈來愈大，港府更不可能答應重組警隊的要求。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016-%E6%B0%91%E8%AA%BF%E5%A4%A7%E9%83%A8%E5%88%86%E6%B8%AF%E4%BA%BA%E6%8C%87%E5%8F%8D%E8%92%99%E9%9D%A2%E6%B3%95%E7%84%A1%E6%95%88-%E4%BF%83%E8%AD%A6%E9%9A%8A%E5%A4%A7%E6%94%B9%E7%B5%8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15日)天表示，《禁止蒙面規例》已起阻嚇作用，目前無意檢討，但《明報》委託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上周訪問七百多名香港市民的調查顯示，大部分認為禁蒙面法有反效果，愈年輕和學歷愈高的受訪者有此看法的比率越高；另有21%港人認為新例無甚作用，認為有助平息激烈抗爭的，只有15%。
不少市民更不同意禁蒙面法限民不限官，民調顯示，67%受訪者不同意警察有權蒙面執法，當中有23%自稱建制派；但仍有過半數自稱建制派的受訪者同意警方蒙面執法，比例達58%。
對於警方和示威者的暴力近月不斷升級，過半數市民認為，港府應為暴力衝突負最大責任，較上月的同類民調微升兩個百分點；其次是警隊(18%)，只有不足一成市民認為示威者責任最大，而且比率較上次民調下跌3.1個百分點。
負責調查的中大學者蘇鑰機表示，市民愈來愈接受示威者採取暴力抗爭的方式，是因為市民明了事件的前因後果。
調查又顯示，備受濫暴濫捕批評的警隊，市民對他們的信任度再創新低，有過半市民對警隊完全不信任，給予0分，令警方的信任平均只有2.6分（10分滿分）；另有69%受訪者支持大規模重組警隊，不支持的有22%。
對於港府引用緊急法來訂立禁蒙面法，港人亦憂慮會打開當局限制人權的缺口，民調結果反映，有77%受訪者認為港府不應引用緊急法設立其他措施，贊成者有18%。
近月示威活動中，不時有市民高叫「解散警隊，刻不容緩」，而《明報》民調亦顯示，大部分受訪市民支持重大改組警隊，但中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認為，成事機會甚微，他解釋，港府須以遏制暴力來維持建制派的支持，以及取得政績去爭取民眾支持，在這情況下，警隊的重要性愈來愈大，港府更不可能答應重組警隊的要求。
http://www.rfi.fr/tw/%E4%B8%AD%E5%9C%8B/20191016-%E6%B0%91%E8%AA%BF%E5%A4%A7%E9%83%A8%E5%88%86%E6%B8%AF%E4%BA%BA%E6%8C%87%E5%8F%8D%E8%92%99%E9%9D%A2%E6%B3%95%E7%84%A1%E6%95%88-%E4%BF%83%E8%AD%A6%E9%9A%8A%E5%A4%A7%E6%94%B9%E7%B5%84
[明報 Mingpao], !日報 Daily News, 電郵稱示威者「曱甴」 職訓局：職員個人表述
【明報專訊】15歲女生陳彥霖上月浮屍海面，她生前上課的知專設計學院曾因公開的閉路電視片段不全，遭黑衣人破壞校園。網上昨流傳一封由職訓局設施管理職員發出的英文電郵，稱網上有消息指一些「protestors（cockroaches）」（即「示威者（曱甴）」）將到職訓局各校園示威，籲各院校如有破壞應報警。職訓局稱有關同事的電郵為個別員工信息，純屬個人表述。
網上再流傳兩條疑為陳彥霖的片段，其中一段自拍片懷疑她剛吸到催淚煙，欲找警察指揮官理論，片段提及她當時穿拖鞋，「我著到咁都唔似係暴徒啦係嘛？……你哋（警察）都係香港人點解要咁對我哋香港人」，又說會一直留守，籲各位不要擔心。片段未有顯示拍攝日期。
疑似事主曾在東涌嚎哭
另一流傳的片段顯示，一名女子坐在港鐵東涌站外嚎哭，旁邊分別有便衣及軍裝警員，一名救護員亦在場，女子情緒激動大叫，「我𠵱家一個目的，就係搵到我daddy，我男朋友daddy」。兩段片中女子的衣著與校方公開閉路電視片段中的女子衣著相似。
另外，前晚網上流傳該校保安從保安室搬走兩座電腦主機。有街坊於校內搜索，發現搬走主機的是一名保安經理，他當時稱該兩機內載有閉路電視片段，只把主機搬到校內其他位置，承認事前未獲校方同意。至昨早，約100名學生及地區組織人士到知專要求校方交代，該保安經理稱只有他一人知道及能進入兩座主機的位置，該兩部主機儲有過去30日、校園全角度閉路電視片段，他說前日曾有同學敲打保安室門，當時校內亦有水浸，因擔心主機遭破壞，情急之下把電腦搬離。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191016/s00001/1571163218059/%e9%9b%bb%e9%83%b5%e7%a8%b1%e7%a4%ba%e5%a8%81%e8%80%85%e3%80%8c%e6%9b%b1%e7%94%b4%e3%80%8d-%e8%81%b7%e8%a8%93%e5%b1%80-%e8%81%b7%e5%93%a1%e5%80%8b%e4%ba%ba%e8%a1%a8%e8%bf%b0
網上再流傳兩條疑為陳彥霖的片段，其中一段自拍片懷疑她剛吸到催淚煙，欲找警察指揮官理論，片段提及她當時穿拖鞋，「我著到咁都唔似係暴徒啦係嘛？……你哋（警察）都係香港人點解要咁對我哋香港人」，又說會一直留守，籲各位不要擔心。片段未有顯示拍攝日期。
疑似事主曾在東涌嚎哭
另一流傳的片段顯示，一名女子坐在港鐵東涌站外嚎哭，旁邊分別有便衣及軍裝警員，一名救護員亦在場，女子情緒激動大叫，「我𠵱家一個目的，就係搵到我daddy，我男朋友daddy」。兩段片中女子的衣著與校方公開閉路電視片段中的女子衣著相似。
另外，前晚網上流傳該校保安從保安室搬走兩座電腦主機。有街坊於校內搜索，發現搬走主機的是一名保安經理，他當時稱該兩機內載有閉路電視片段，只把主機搬到校內其他位置，承認事前未獲校方同意。至昨早，約100名學生及地區組織人士到知專要求校方交代，該保安經理稱只有他一人知道及能進入兩座主機的位置，該兩部主機儲有過去30日、校園全角度閉路電視片段，他說前日曾有同學敲打保安室門，當時校內亦有水浸，因擔心主機遭破壞，情急之下把電腦搬離。
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191016/s00001/1571163218059/%e9%9b%bb%e9%83%b5%e7%a8%b1%e7%a4%ba%e5%a8%81%e8%80%85%e3%80%8c%e6%9b%b1%e7%94%b4%e3%80%8d-%e8%81%b7%e8%a8%93%e5%b1%80-%e8%81%b7%e5%93%a1%e5%80%8b%e4%ba%ba%e8%a1%a8%e8%bf%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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